【01周報社論】保護主義原形畢露 須修《註冊醫生條例》
上周三（5月8日）醫務委員會通過全城聚焦的「放寬」海外專科醫生實習期方案——在醫生業界代表對政府委任成員及病人組織代表壁壘分明的局面下，最終由醫委會主席劉允怡投下「關鍵一票」，通過被視為政府屬意的鄧惠瓊方案，規定海外醫生在醫管局、衞生署、香港大學或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這幾個指定機構工作滿三年並通過執業資格試，便可豁免實習，直接取得正式醫生牌照。惟連月來的紛擾讓人疑惑，究竟為什麼香港的病人要向醫生業界乞求增加醫療人力的機會？
醫委會票選的各方案，主要差別在於海外醫生來港工作條件的鬆緊，鄧惠瓊方案是一眾選項中最寬鬆的，提供了較大誘因吸引專科醫生來港；另一邊廂，於醫委會佔據半壁江山的16名醫學界選出代表一致支持的醫學會方案，在醞釀過程中已飽受非議，讓人清晰看到業界企圖透過設置高門檻的捆綁工作機制，延緩海外醫生在港取得正式執照的時間，以維護私人執業醫生的利益。
增加海外醫生以解市民求醫難之急，已成社會共識，社會輿論亦已認清，阻礙海外醫生流入的真正關卡其實在執業資格試，而非區區半年或一年的實習安排。令人失望的是，今天即使是聊備一格的豁免實習期方案，都已經讓醫生業界主導的醫委會「保護主義」心態原形畢露。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承擔起制訂醫療政策的份內責任，以修訂《逃犯條例》的「魄力」來修改《註冊醫生條例》，效法新加坡認可合資格海外醫生，理順海外醫生來港執業的途徑。與此同時，政府還可資助本地學子赴海外頂尖學府學醫，大幅增加本地醫科學額，如此三管齊下，長遠才可真正為本港醫療困局解套，並為壯大本地醫療產業奠定基礎。
醫荒苦果市民承擔政府卸責難辭其咎
回到問題根源，我們為什麼要討論增加海外醫生？對市民來說，求醫難非一日之寒，如果向公立專科求診，輪候時間動輒一兩年，奈何「病不等人」；但如果轉看私立專科，每次收費以上千元計算，若加上定時定候覆診，以至手術等收費，更令人生出「病不起」的無奈。
為什麼去公立醫院就「等得耐」，找私家醫生就「收得貴」？說到底，就是香港的醫生確實嚴重不足。這種局面其實也非以「救病治人」為職志的醫生所樂見，一班長年服務於公立醫院的顧問醫生最近便組成協會，他們雖懷疑引入海外醫生屬杯水車薪，但也認為「多一個得一個」，更直斥醫委會上月否決豁免海外醫生實習期四個方案時沒有交代理據，自招政治挑戰。
香港的醫生都是社會精英，普遍受市民信賴，但醫術高明不代表擅長於制訂醫療政策，更不一定會顧全公眾整體利益，最近發生的事情已經證明，醫生業界參與公共政策決策時，拘泥於自身利益。質言之，由醫生主導的醫委會來執掌醫療政策大權，違背常理。醫生顧全自己「飯碗」無可厚非，但若是因此而犧牲市民基本權益，社會就必須警覺。有些人總擔心放寬海外醫生會導致「黃綠醫生」（形容醫術不高、但求斂財的庸醫）湧港，但其實現階段更值得擔心的是，為何決定廣大市民醫療福祉的，竟是一幫存在利益衝突的醫委會委員？
是誰助長了這個局面？死抱「小政府」教條，在醫療政策上左搖右擺、不願承擔起責任的香港政府難辭其咎。2002/03年度港府以財政壓力為由，短視地將醫科生學額由330個減至250個，如今將近二十年過去，政府在深知醫生人手嚴重不足而「高齡海嘯」來襲的情況下，學額也只緩慢地增至470個。我們不得不追問，過去十多年高居廟堂的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三任特首，可曾慚愧？市民也應反思，我們的價值觀念中是否過分迷信「專業自主」，缺乏批判，以致長期縱容了這些不公義現象？
事實上，香港醫療問題正面臨一個典型的結構性困局，也就是說，今天的問題源自制度設計本身，若想改變眼前局面，只有將原來的制度解構、打散，再重新建立。這才是突破結構性矛盾的不二法門，而非僅局部地架漏牽補。
看似放寬實為隔離修訂條例才是根本
當今天本地醫生培訓不足，不得不尋求「外援」的時候，政府仍然不願意承擔起帶頭擘畫的責任，只交由有利益衝突的醫委會處理，實屬緣木求魚。醫委會票選的海外專科醫生實習方案，看似「放寬」，但魔鬼藏在細節——不論是哪一個方案，其實無不要求海外醫生捆綁在指定醫療機構至少三年，也保留海外醫生必須通過「執業資格試」要求，才可獲得正式執照。問題關鍵是，要那些已經考過專業試，甚至於外國頂級學府畢業的專業醫生，再次像在讀書時那樣重新考試，真的合理嗎？
對很多富有經驗的專科醫生來說，要他們回頭考一些與其專科無關的科目，既不切實際，更無關專業，而當香港亟需廣納賢才來強化醫療體系之際，不合理的資歷認證機制，反而「異化」成為隔離優秀海外醫生流入香港的工具。
現時海外醫生執業試內容包括筆試和臨床考試兩個部分。在臨床考試部分，主要測試考生應用專業知識解決臨床問題的能力，範圍包括內科、外科（包括骨科病例）、婦產科及兒科。中大副校長、醫委會委員霍泰輝直言，現在讓他去考執業試都會「肥佬」，因為他從事兒科專科多年，若應考與其專科無關的科目存在困難，更何況同樣內容本地醫學生可分開六年去考，現行制度卻要求海外醫生一次過完成，更會令資深醫生卻步。
因此，我們必須探討執業資格試之外的方式，更務實地認可海外醫生的執業資格。政府應該主動推動修訂《註冊醫生條例》，拆牆鬆綁；而立法會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和民建聯議員蔣麗芸分別提出修例，使海外醫生可在滿足一定條件後免試正式在本港註冊，絕對值得肯定。議員不分黨派齊為社會問題尋求解方，有助於拓寬討論空間，迫使政府與市民正視放寬海外醫生來港門檻，以及醫委會「霸權」。
採用執業資格試以外的方式，並不等同於一般理解的「免試」，更不是無條件地接納海外醫生。舉例來說，新加坡引入海外頂尖學府的醫科畢業生時，就讓合資歷醫生先申請有限度註冊，在實習監督期完成相關規定，便可申請註冊正式執業牌照。當中，認可海外醫學院學位的名單由新加坡醫務委員會審定。
相較香港現行制度，新加坡經驗顯示，即使保留了實習要求，也無礙其引入海外醫生，這是因為醫生在實習期間如常工作，獲得薪酬，省卻停業備試障礙，保留一定經濟誘因。由此可見，香港社會討論引入海外醫生時，是否要有半年或一年的實習期根本不是關鍵，香港醫委會不去處理最關鍵的執業試問題，卻在豁免實習期方案上糾纏不清，實在是本末倒置，混淆視聽。
以戰養戰廣納人才爭取時間壯大產業
最近有評論指新加坡當局決定大幅削減認可外地院校數目，由158間減至100間，故認為開放海外醫生的做法不可行，亦是混淆視聽之見。新加坡大減37%認可外地院校數目，主要是因應當地醫科生人數增加，即隨着本地供應充裕，就相應地控制海外醫生數量。這是相當正常的做法，不值得大驚小怪。相反，新加坡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本地醫生業界願意以更開放的心胸接納海外醫生，「以戰養戰」，在引入醫生同時，加強本地培訓規模，恰恰是長遠壯大本地醫療服務能力的基石。
醫委會上周通過豁免海外專科醫生實習的方案後，有代表公院醫生的團體憂慮，海外醫生隨時完成三年有限度註冊合約便離開，轉投私人市場。這種見解顯得狹隘。切莫忘記，市民求醫難的癥結是公、私兩層的結構性因素同時造成的——公立醫院「等得耐」和私家醫生「收得貴」——只有確保醫生可在公與私兩個領域良性流動，才可打破這種結構矛盾。我們必須要問，如果只求把海外醫生局限於公立醫院，對他們私人執業設下諸多不合理的門檻，究竟是在維護市民求醫的基本權利，還是維護本地私人執業醫生的荷包？
政府必須下定決心，打破執業資格試門檻。當吸納優質醫生、資助本地學子赴海外頂尖學府學醫與大幅增加本地醫科學額各措並舉，長遠來說香港斷不會再愁醫生不足，行有餘力甚至可輸出本地醫生，惠澤他方。即論短期，公立醫院首先便可流入一批「生力軍」，改善工作環境不理想致流失率高的問題，而若部分醫生轉入私人市場，也將為政府推動落實基層醫療提供資源，帶給市民更多價格相宜的醫療服務。當然，這一切的前提，必須是政府有魄力海納百川，以至在本地籌建更多大型醫院、醫學院，甚至是醫科大學，始可救民於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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