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莫走曾蔭權舊路　林鄭要重拾領導力

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被判囚一年的前特首曾蔭權，上周刑滿獲釋。他在任內錯誤地把香港的發展綁定在商界身上，忽視廣大市民需要，加上貪腐行為，最終落得罵名；現任特首林鄭月娥縱然甚少提到「積極不干預」、「大市場小政府」等不合時宜的原則，但最近在處理長者申領綜援合資格年齡限制、粉嶺高球場去留，以及消費者權益等問題上，顯示她把商界利益置於社會整體利益之上，漠視大眾福祉，欠缺從政者應有的承擔。政府要重拾領導力，似乎遙遙無期。

根據港大民意調查，曾蔭權和林鄭月娥分別在2005年和2017年上任時，評分高達72及61。必須指出，兩人開局不錯，實際上是受惠於當時董建華和梁振英不得民心所致。基於這個因素，繼任者只須稍有表現，便容易獲得民眾認同。不過，倘若領導者無法「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多高的民望也會揮霍掉，而審視林鄭最近種種漠視民生的舉措，她似乎正在重蹈曾蔭權民望「高開低收」的覆轍。

林鄭2017年競逐行政長官時，主打「同行/ WE CONNECT」的口號，儘管期間發生了不懂得用八達通出閘、抱怨「便利店無廁紙賣」等笑話，但當時還有不少人對她充滿期待：一方面，希望她能擺脫梁振英的粗暴管治作風，修補社會裂痕；另一方面，希望這位童年時一家人住在狹窄單位、因欠缺書桌而被迫在床上做功課的特首，能夠基於早年的艱苦經歷，在上任後急市民所急。

可是，港府早前決定由2月1日起，把長者申領綜援合資格年齡由60歲上調至65歲，證明「同行」只是一句動聽的宣傳口號。綜援是社會安全網，旨在協助因種種原因而無法工作的市民，可說是香港這個社福沙漠的一點點「綠洲」。如今政府貿然提高申領年齡，只會令部分合資格申領者跌出安全網，違背社會公義。勞福局局長羅致光甚至大言不慚地說，有國家計劃將退休年齡由65歲延遲至68歲，香港「已落後於國際」。必須強調，在社福等領域，香港早被挪威、瑞典等北歐國家遠遠甩在後面，甚至比不上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為什麼官員不拿它們來比較？為什麼不見賢思齊？

理解數據極為偏頗

還記得在曾蔭權任內，當局曾提議向作為一般福利的「生果金」設立入息審查，招致批評。現時林鄭甚至向作為弱勢社群重要保障網的綜援動手，她對長者的刻薄寡恩，較其前上司曾蔭權有過之而無不及。歸根究柢，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和林鄭等官僚極偏頗地理解數據，他們過度重視人均GDP、經濟自由度等排名，卻對堅尼系數、貧窮線等反映社會不公、基層生活實況的數據視若無睹，弱勢人士所面臨的困難根本不被他們放在眼內。儘管林鄭在社會壓力下，決定為60至64歲健全申領綜援人士發放1,060元「就業支援補助金」，但這種調整只是把政策的缺陷修補掉，並未改變她管治思維與價值原則。只有重新思考社會的核心價值，深思如何為弱勢群體建立保障，林鄭才可找到作為香港特首應有的位置。

樓價高企、「劏房」處處等事實，早已證明了香港社會存在結構性不公。然而，官員總是視而不見，或者給自己藉口逃避。例如在收回面積達170公頃的粉嶺高球場一事上，林鄭一直態度閃縮，盛傳當局可能採納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去年8月一個「離地」建議——政府收回32公頃土地，用作公眾球場或改建為公園等。若「陳智思方案」獲得接納，高球場就毋須被政府收回，在該處建屋也就無從談起。

在解決住屋需求這個極為迫切的問題上，林鄭與曾蔭權同樣欠缺承擔：後者任內覓地不力、停建居屋，置民眾基本需求於不顧，直至任期快將完結，才後知後覺地提出復建居屋方案；林鄭看似比較有為，覓地較為積極，但必須認識到，目前房屋問題已比曾蔭權年代嚴峻得多，她的步伐應更加進取，包括援引《收回土地條例》，從地產商手上收回閒置土地，以及全面收回高球場。如今我們看到的卻是，她被商界精英群體「綁架」，對基層市民的住屋困局漠不關心。在這個層面來說，林鄭只是另一個曾蔭權。

林鄭上任時，一些人曾經認為，在種種難以跨越的路障下，她可以在個別議題上選擇而為，現在看來，她的施政方略其實就是呼應商界要求。消委會去年發表冷靜期研究報告，建議規管金額500元以上、為期超過六個月的合約，適用範圍包括美容、健身、時光共享、遙距及非應邀合約，希望杜絕不良營商手法。可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最近出台的公眾諮詢文件中，只提出立法規管美容及健身行業，合約金額門檻更提高至3,000元，而且未有涵蓋合約期限。

不難看出，商經局是在商界壓力下，推出旨在搪塞民意的「縮水版」諮詢建議，試圖以「難以平衡各方利益」為由，把矛盾「和諧」掉。其實，只要商界誠實經營，誤墮法網的機會微乎其微，但縱使如此，政府仍以「便利營商」為由，不敢展現杜絕不良營商手法的決心，足見其軟弱至極。

官員高估商界作用

長期以來，香港都是「重商輕民」，這個結構若要健康運作，前提是商界利益有助於社會整體發展。倘若商界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存在結構性矛盾，社會必然不穩，衝突是早晚的事。香港目前或許歌舞昇平，但只要結構失衡的老問題解決不了，將會導致社會動盪不安，商界利益最終亦會受損。

可惜的是，香港有太多從政者和公務員過度重視商界在社會中的作用，甚至錯誤地把香港的發展綁定在商界身上。必須強調，政府親近商界不一定是問題，但當局必須同時認清，商界只是整個大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它雖然可發揮重要作用，但並非絕對。

相比於社會既得利益者，普通市民更需要關注，這是簡單不過的道理。因此，在長者申領綜援合資格年齡、高球場去留，以至到消費者權益等問題上，我們呼籲林鄭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切實做到她口中的「同行」。令人扼腕的是，政府迄今在上述三個事例的取態表明，香港的主導者依舊是商界，林鄭缺乏足夠魄力和勇氣去改變不合時宜的管治思維；又或許，她根本看不見社會不公，不認為目前社會問題有多麼嚴重。

可以說，相比死抱「大市場小政府」邏輯、只想「打好這份工」的曾蔭權，「好打得」的林鄭月娥看似強悍，實際上只是虛有其表——在革新管治思維、建立更公平社會的層次，他們處事圓滑但缺乏承擔。兩人最多只是在「程度」上有些不同，沒有「本質」上的分別。

人們說林鄭「好打得」，意思是她不畏權貴，但事實證明她名不副實。政府明明已經非常倚重商界，商人明明已經擁有極佳的營商環境，為何政府連稍為觸碰既得利益的勇氣也沒有？曾蔭權的先例說明了，從政者若回應不了民眾訴求，改善不了日益嚴峻的民生問題，民望便不可能長期高企，社會亦很容易陷入動盪。林鄭千萬不能自滿，以為自己繼承了經歷梁振英管治後嚴重撕裂的香港，只要不犯大錯，就能恢復香港的「和諧」。如果她真的如此膚淺，見樹不見林，將會在這種想像中迷失，結果只會被香港人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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