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政府守株待兔 香港創科夢難圓
本月初,Facebook決定於新加坡成立首個亞洲數據中心,繼2013年Google決定撤回在港落地計劃後,香港再次失落大型數據中心進駐的機會。2012年,政府推出政策,似乎銳意發展數據中心產業,惟多年來卻被新加坡等地比下去。政府在這方面並非無所作為,但對問題欠缺整體認識,令政策毫不到位,大型科網公司自不會視香港為首選。
政府不應因為香港金融產業的地位,而忽視其他產業的重要性。自2008年金融海嘯起,金融產業地位大不如前,歐美各地對此也有深刻反省,並着力發展創科。港府必須有此認識,全盤檢討現行的創科政策,尤其要在人才、能源政策上作出改革。數據中心集合了傳遞、加速、展示、計算、存儲數據信息的網絡基礎設施,可謂現代社會的命脈。近年來,各地都爭取數據中心落戶,原因不外能夠提供高薪職位、帶動經濟增長。
2011年,Google計劃在香港設立數據中心,當時港府表示歡迎。然而,舉行動土儀式後,相關地段卻荒蕪兩年,2013年,Google宣布放棄計劃。官方解釋,原因是香港缺乏可擴展的土地以應對急速發展。同年,Google啟用在台灣興建的數據中心。
當時有人推測,Google放棄駐港與政治因素有關,由於Google於2010年將業務撤出內地,故駐港的計劃受到阻撓。然而,如果港府真的要「從中作梗」,2011年根本不會批地予Google。較為合理的推測,似乎是香港能源政策、人才配套、土地資源的各種不足,令Google撤回計劃。而香港再生能源發展滯後,或是箇中關鍵。
當年港府批出2.7公頃的土地予Google發展數據中心,與台灣批出的15公頃相差甚遠,相信土地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Google的決定。而Google的台灣數據中心官方簡介,亦提到當地的人才優勢。
另外,數據中心耗電量大,一些科網巨企近年飽受批評,已逐步改革建築設施、發電系統。在建築方面,有企業研究將數據中心設於海底甚或北極,以降低維持恆溫所花費的電力。在電力來源方面,科網企業早已訂立使用再生能源的藍圖, Google便於2012年宣布了100%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標。
香港機電工程署早於2000年展開「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研究,並於2003年發表報告,當時署方建議政府採納下列目標比率:2012年再生能源發電量達電力需求的1%、2017年達2%、2022年達3%。當時大部分意見指,報告訂立的目標過於保守。諷刺的是,據綠色和平的數據,香港過去10年的可再生能源比例只佔整體發電燃料組合的0.1%。就結果而論,政府根本毫無發展再生能源的意欲,難以配合跨國科網企業的發展藍圖。反觀台灣在再生能源上卻有相對清晰的願景,現時Google在台灣的數據中心已經全面使用再生能源,這多少解釋到為什麼香港會被唾棄。
不汲取教訓 數據中心成空想
Google宣布放棄在香港設立數據中心的計劃後,不少科技界人才深感惋惜。事實上,政府2012年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支援數據中心發展,包括推動工廈改建數據中心、優惠的批地政策。惟窒礙數據中心發展的因素眾多,只針對土地問題,並不足夠。以Facebook最近選擇在新加坡設數據中心的理據看來,多少能夠窺見香港未有改善自身在能源、人才方面的弱勢。
在能源方面,Facebook承諾於2020年全面使用再生能源,該公司在新加坡設置數據中心,主因之一是當地的技術能夠讓資訊科技中心全面使用再生能源。早於十多年前,新加坡已銳意發展再生能源,當時,其經濟發展局支持成立新加坡太陽能研究所,研究所在2013年發表報告,只要解決商業、技術問題,配合政策,在2025年,新加坡的再生能源將佔總供電量8%。2017年新加坡能源市場管理局發表報告,太陽能發電量在過去三年增加了三倍;同年,新加坡宣布設立國家能源轉型署,針對能源展開研發項目,並確保政策到位,輔助各政府機構善用各種能源方案。由此看來,新加坡早為再生能源發展訂立清晰的藍圖,Facebook在新加坡設立數據中心,絕非偶然。
港府2013年錯失良機過後,理應汲取教訓,大力發展再生能源。然而,政府卻毫不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環境局2017年出版《香港氣候藍圖2030+》,提出新的再生能源目標,就是2030年再生能源的潛力約為本港總耗電量的3%至4%,但是,如果按前述機電署的報告,再生能源發電量早應該於2022年佔總電力需求的3%。而且,新的目標只是「潛力」佔耗電量比率,而非實際比率。如此一個毫無遠見的政府,實在難取信於重視環保的科網企業。
政府一直將再生能源發展滯後歸咎於土地問題,卻忘記了新加坡同屬彈丸之地,其再生能源產業卻比香港發達。
再者,內地早於2004年草擬《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促進法》(下稱:《促進法》),其後內地的再生能源迅速發展,據國際能源署(IEA)2016年發表的報告,中國已成全球最具潛力的再生能源市場,香港只要開放電網,准許南方電網向香港輸入再生能源,即能大大提升再生能源的佔比。可惜的是,政府畏首畏尾,未有藉與兩電簽署《管制協議》的契機解決問題。
其實在2004年,就連李柱銘等民主派議員亦質詢港府有沒有配合內地的《促進法》,惟時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指《促進法》不適用於香港,只會參考內地的做法。由此看來,當時的官員在中港合作的認知程度,甚至不如一些民主派議員。
人才政策不到位 創科路難行
人才政策不到位,也是香港發展數據中心的一大障礙。數據中心由複雜的系統組成,中心職員所需的技能包括消防、建築、網絡技術、工程布線、作業系統、存儲、安全、配電、流量清洗等。一般數據中心,會分為網絡團隊、存儲團隊、伺服器團隊、供電團隊等,所需的人才既要對系統有深入認識,亦要博通不同範疇。
Facebook解釋,新加坡人才資源豐厚,是其在當地設立數據中心的原因之一。新加坡人才政策已成亞太區楷模,但是要廣納賢能,還要配合完善的房屋、社會福利政策,不然,人才難以落地生根。香港政府長期沒有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己責,房屋、社福制度千瘡百孔,就算海外人才來港工作,也只會視為暫居之地。
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指出,2012年,香港有超過78,000名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員。當局又稱本港有超過5,000名人員從事有關數據中心營運的工作,強調香港的人才充裕。但是,企業卻一直為本地人才短缺而苦惱,香港數據中心專業協會2015年便曾表示,本地人手不足,阻礙數據中心發展。
香港傳統的資訊科技人才已經難以切合時代所需。隨着「互聯網+」的年代來臨,市場對於人才的要求也逐漸改變,新時代下,只懂硬件配置技術的人才,顯得不合時宜,香港的教育培訓配套不足,已廣為創科企業所詬病,一些企業甚至要派員工到深圳訓練,解決因政府無能所造成的人手問題。
近年來貴州省大數據產業發展迅速,今年4月,貴州省委常委慕德貴曾言要借香港的人才發展當地的創科產業,但只要想深一層,便可知道這是客套話。早於2014年,貴州便成立了大數據產業應用研究院,貴州大學亦成立了大數據與信息工程學院,提供大量大數據人才,這也是蘋果選擇在貴州設立數據中心的原因之一。
就算貴州真的是人才不足,也只是因為產業擴展太快而衍生的「幸福煩惱」而已。香港近年的確有院校推出了關於數據中心、雲端技術的高級文憑課程,但宏觀而言,政府卻難言訂立了完善的人才培訓策略。
歸根究柢,香港創科產業的問題出於政府欠缺宏觀策略。須知道,所有社會問題背後都有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官員必須對問題有整體的認識,更加要以強而有力的政治手腕統領治理。
也許一些官員會認為,香港已經吸引了騰訊等大型企業在港設立數據中心,而近年來,數據中心亦錄得增長。香港憑藉司法制度、治安、地理環境等因素,的確吸引了一些數據中心駐港。但是,所謂的制度優勢並非不可取替,近年各地都銳意發展數據中心,如果香港繼續不思進取,只會落後於人。再說,完善的制度也是由昔日的管治者建設出來的,今日的管治者又會為後人留下什麼制度遺產?抑或守株待兔,直至所有優勢都消弭殆盡?香港是否能走出困局,視乎為政者能否先天下之憂而憂,察識社會以至自身問題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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