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林鄭博鰲論壇發言將左右香港前途

也許有人認為，大灣區的理念空闊宏遠，務虛而不務實。也有人指出，《粵港合作框架》礙於粵港兩地的法制、稅制差異，仍屬綱領性質，大灣區構想與之相差無幾。不過，習近平上任以來，從供給側改革、扶貧到反貪都雷厲風行，展現了矚目的成就，港人實不應單憑過去經驗看待大灣區發展。

粵港融合是習近平這一任政府的核心政策，既是藉助政策推進粵港經濟更上一層樓，更是通過融合緩解香港回歸20年仍無法解決的不少政治和社會問題。《香港01》深信大灣區計劃將令粵港澳關係步入新常態，如果香港不積極參與，就只會被動融合，繼續被邊緣化，港人甚至會產生抗拒和不適應，讓社會毫無意義地產生不安和動盪。對此，香港的精英和官員必須有所警惕，把握機遇、應對挑戰，而非坐井觀天，或將頭繼續埋在沙堆裏。

2017年國務院在《政府工作報告》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灣區經濟並非什麼新概念，紐約灣區、東京灣區早就聞名於世，前者2016年的本地生產總值為1.68萬億美元，後者2014年的本地生產總值為1.86萬億美元，粵港澳大灣區2016年的本地生產總值亦達1.39萬億美元。英國的人口與大灣區相若，屬全球五大經濟體，2016年的本地生產總值為2.6萬億美元，約為大灣區一倍。有學者推測，以大灣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十年後的本地生產總值可望上升一倍，而英國受脫歐影響，經濟或許放緩，此消彼長，大灣區的經濟規模或可追近英國。當然，灣區經濟並非只是數字遊戲，它可能更容易讓人掌握其長遠意義。

認識灣區經濟　把握灣區機遇

灣區經濟的意義在於發揮集聚效應，城市之間各展所長、互補不足，通過產業聯動，提升集體經濟動能。區內城市亦不無競爭，綜觀諸灣區各有龍頭，如前述的兩個灣區，自然以紐約、東京為「領軍城市」。粵港澳大灣區出爐之際，坊間曾有三龍頭之說，就是由香港、深圳、廣州領導大灣區發展。若然香港不思進取、故步自封，三足鼎立之勢恐變成「2+1」。

以本地生產總值計算，香港已呈敗勢。有媒體報道，深圳2017年的本地生產總值超越香港，深圳統計局回應，以2017年平均匯率計算，深圳的本地生產總值尚未超越香港，但此說法只能證明兩地經濟水平正逐步收窄，甚至可說深圳官員厚道，用謙卑的說法表述殘酷的事實。另一方面，廣州、佛山同城化已成事實。去年廣州和佛山政府共同印發《廣佛同城化「十三五」發展規劃（2016-2020）》，闡述理念。廣州、佛山於2016年的本地生產總值相加達4,244億美元，比起同期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高出千億美元。隨着經濟規模被兩個龍頭拋離，香港於大灣區的數字優勢一去不復返。

禍不單行，香港部分優勢產業恐怕地位不保。去年7月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提出各地的分工，香港須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方面。香港的金融業仍保一定優勢，但航運業式微，早已失去世界輸送量最大港口的地位。反觀內地已有20個港口打入全球百大，其中上海、深圳、寧波、廣州、青島及天津都位踞前十，深圳、廣州正是大灣區的龍頭城市。隨着大灣區規劃日漸深化，廣東省的貨運行業長足發展，若港府遲遲不對航運業進行產業轉型研究，推動結構性改革，香港能否繼續成為航運中心實屬疑問。

舊有的優勢產業節節敗退，港府理應想方設法，為香港另覓出路。政府過去曾設法提拔香港的優勢產業，只是徒具其形、盡皆乏力。在董建華年代，政府一度大刀闊斧，然而，各種方案難言成功落實，其中數碼港項目更被商界愚弄，創科發展成為豪宅地產，讓產業政策蒙上陰影。及至曾蔭權年代，政府提出六大優勢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產業、教育產業、醫療產業、環保產業、創新科技活動和檢測及認證產業，原意是「促進香港經濟實力的多元化發展，以保證經濟長期增長」。

但是在曾蔭權2012年離任時，六大優勢產業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8.7%，比2008年的7.4%，只微升1.3個百分點，在就業人口方面，也只見創意產業一項有明顯增長。梁振英出任特首後，甚至質疑醫療和教育是否應該當作產業看待，六大優勢產業基本上名存實亡。林鄭月娥雖然經常提及創科發展，但鮮有關注六大產業。2016年，六項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8.9%，比2012年只微升0.2個百分點。

缺乏遠見、毫無戰略意識和規劃能力，更讓人質疑政府的執行力，這些固然是香港產業政策失敗的部分原因。香港政府做事欠缺政治承擔，對社會發展欠缺認識，對市民需要無感，以致不少官員但求得過且過、敷衍塞責，終令香港的競爭力逐步消減。

創科政策無新意　未明產業意義

林鄭並非沒有反思這些問題，去年11月她曾言政府已就大灣區編寫發展規劃工作，期望年初能獲中央政府批准。她上月出訪北京參觀清華科技園時指出，香港政府銳意在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創科中心。但觀乎《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創科政策仍流於落實基建，少有為創科企業在法規上拆牆鬆綁、提供成長環境，反映港府根本不知道如何改變思路，依然不明白創科產業需要的生態，從政府增撥款項的性質可預計成效難彰。

至於香港其他優勢資源，也未見政府予以適當重視，甚至可以說這種忽視突顯政府對產業為何物的一竅不通。在大灣區內，香港的專上教育體系極具競爭力，政府應從知識型產業視角掌握這項優勢資源，對外推廣，扶植發展，讓香港成為中國，甚至是國際的大學城，吸引內地和海外學生報讀，產生經濟效益，提升香港經濟的知識內涵，提供大量高收入和高品質的就業機會，包括間接支持和配合創科產業。只要政府在財政安排方面設計適當，保證香港學生的優先權利，就不會影響本地學生的教育服務，甚至產生規模效應，降低本地學生的財政負擔，同時讓本地學生享受更高品質的教育資源，為升學及就業鋪路。

雖然香港醫療人手不足，但是本地的醫療質素在區內為人熟知，政府不應只考慮輸出技術或提供培訓，更應該壯大本地的醫療服務資源，成為大灣區的醫療中心，勇於奪取灣區醫療經濟的主導權。

香港現時不認為教育和醫療是產業，主要是因為政府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兩項資源的雙重身份，它們既是公共服務，同時更是提升經濟效益和居民收入的優勢現代服務產業。泰國在20多年前開始積極發展醫療經濟，2015年單從醫療旅遊獲得的產值就高達45億美元，年增長率為18%，其中最多是來自日本、美國和英國的病人，人數更超過300萬。另外，英國積極發展高等教育經濟，教育產業的貢獻曾在四年間急增100億英鎊，《BBC》引述當地一位教授所言，「高等教育產業的成長讓它成為英國經濟的主要產業」。香港今天或許可以輕鬆地成為灣區的醫療和高等教育中心，它將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如果香港政府繼續做鴕鳥或者井底蛙，他朝這些港人引以為傲的資源，恐怕會被其他灣區城市迎頭趕上，就如航運業的命運一樣。

誠然，香港對於大灣區的建設，並非毫無作為，但相對於廣佛同城化等大刀闊斧舉措，港府的政策實不過聊勝於無。問題在於，港人以至公務員對於當前形勢仍似乎渾然不知。若果政府內部對於大灣區概念也沒有清晰理解，那又如何帶領市民把握大灣區機遇？

歸根結柢，港人及精英公務員拒絕，乃至逃避認識大灣區，實出於自卑、自戀的矛盾心理。自卑者，就是看到鄰近地區拔地而起，反觀香港的發展卻裹足不前，因焦慮變成逃避；自戀者，就是抱着精英心態，認為鄰近地區仍然落後，不及香港，因傲慢而變得無知。無論是自卑、自戀都只會令發展耽擱不前，這就是鴕鳥或井底蛙的成長軌迹。

林鄭月娥以後推行的產業政策，將為香港在大灣區定位定調，香港的機遇、困局早已在眼前，她會帶港人走出困局、迎接機遇，抑或是繼續深陷泥沼，就只在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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