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2047不是命題　「港獨」和「公投」不是選項

最近，包括青年新政、香港民族黨與香港眾志在內的多個「傘後組織」建黨，「港獨」及「公投」 都不約而同成為他們政綱的關鍵詞。

傳統泛民被問及對這些新政黨的態度，公民黨梁家傑和民主黨何俊仁都表示反對「港獨」。不過，梁家傑稱：「我不支持『港獨』，也不相信『港獨』會有市場，但若『港獨』作為討論議題，亦無不可。」

梁家傑的回應，可能是要顯示自己的開放性：「我不認同你的主張，但我誓死捍衛你的發言權」，但作為政治人物，對例如「港獨」這種激進議題竟表現出如此曖昧的態度，客觀上只會助長膚淺與遠離現實的幼稚想法泛濫社會、令改革誤入歧途。

「五十年不變」是「一國兩制」的承諾，但並不能引伸「五十年必變」的結論。只不過「港獨」正是利用這樣的一個虛妄的前提，為2047製造政治話題，搶奪話語權。這本來只是小孩子的遊戲，但有些人竟然越玩越起勁，甚至一些大人也當真起來。

佔中的時候，包括何俊仁、梁家傑在內的泛民，已經在類似「和理非非」、「本土論述」等議題上，因其立場模糊而吃過大虧，現在更加不應該掉進另一個「港獨陷阱」。

香港人目前需要爭取的，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真普選和讓港人真實感受到的「港人治港」，至於「港獨」或「公投」，都是脫離歷史與現實、讓人誤入歧途的假命題。

「中港談判」不可能

上世紀80年代，中方在中英談判期間確定回歸後香港社會制度「五十年不變」，給予香港人定心丸。香港人在97前曾因「前途問題」的困擾發生過移民潮，但在回歸後，不少人已陸續回港。對於香港主權的問題，中國的立場從來是寸步不讓。就算是當時的「中英博弈」，中國還是個「弱國」，英方挾福克蘭戰役之餘威，兼有軍隊駐港，美國更是英國的盟友，結果仍只得同意香港回歸。今日提出「港獨」的人，有沒有計算過這一舉動需要付出多少代價以及現實上的可行性？連擁有軍隊的台灣都做不到，「港獨」只能是一場毫無勝算、必輸無疑的「賭博」罷了。

一些香港年輕人、政客和旁觀者，想要仿照中英談判確定《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希望爭取在2047之前創造「中港談判」的現實，「解決」2047之後香港的「前途問題」。提出「公投」作為策略，不外乎是企圖獲得「民意授權」的聲勢，把它變成「代表」香港人和北京談判的「籌碼」，以為這樣就可以主持大局。正如荷李活的電影人，他們先創造一個虛構的「超人」，再創造一個虛構的「蝙蝠俠」，現在更進一步，創造出他們之間的「對決」。一切基於虛構的假設，無論如何演變，仍是虛構。「港獨」在香港政治現實中是「虛構」，是不可能發生的想像，將「公投」作為獲得「民意授權」的另一個「虛構」，以為就可以「代表」香港人和北京談判，這種想法就好像「超人大戰蝙蝠俠」，無論「決戰」得如何「激烈」，仍然只是一個挑動觀眾情緒的虛構情節，是虛假的。

回顧歷史，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香港精英階層曾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的方案。但中國的一貫立場是不承認包括《南京條約》在內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既然如此，英國拿什麼主權來換香港的治權？當年英國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今天香港人拿什麼去搶奪主權，推動「港獨」？香港人應該知道，「一國兩制」並非靠英國人爭取回來，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主動承諾，更是通過人大制定《基本法》來確立，換言之，香港不存在所謂「主權爭議」。香港人的所有抗爭都無法脫離兩大前提：第一，香港在中國的主權之下；第二，香港的治權來自中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而非由香港人「公投」可以決定。

「五十年不變」所指的，是中國承諾香港現行的社會和生活方式保持「五十年不變」，但港人沒必要將2047年作為嚴肅的命題，更沒有人說過2047年之後「一國兩制」就會變。2047存在多種可能選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的主權不存在討論的可能，而任何的決定，相信中央會諮詢港人意見，但結果一定是經由中央通過人大來作出，香港人要爭取的是延續港人治港、一國兩制，不斷鞏固和優化這種制度安排。但對任何脫離主權的要求，即便用佔中的方式，中央也不會作出讓步，香港在這一點有充分的經驗。

《基本法》賦予香港人以普選權，規定行政長官的選舉「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亦「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香港人今天的政改目標就是爭取在《基本法》的框架內，符合香港人普遍期待的真普選，這才是實事求是的策略和制勝之道。

「公投」不具備現實性

「公投」普遍被認為是針對特定議題獲得「民意授權」的政治行為，但香港並沒有支持「公投」的法律，以往的「公投」都不具備效力，亦缺乏社會認受性，是政治宣傳意義的「公投」。推動「公投」的政黨其實是寄望用「公投」結果作為與政府或中央談判的籌碼，就如2010年的「五區公投」、2014年的政改電子公投，但這些公投結果最終都沒有任何現實意義。

回歸之後，香港政府的公務員角色沒有改變，依然是傳統的官僚體系，只能夠對社會矛盾產生被動回應。以往主導社會主流思潮的精英階層，由於缺乏適應新時期的主體論述，對社會變化無法再起到領導作用，這種主流論述瓦解所產生的領導真空，被碎片化的情緒反應取而代之。以學者和泛民為主導的「和平佔中」本來是政制改革的主流論述，但在年輕人的衝擊下，運動瞬即變質，甚至後來出現所謂「拆大台」和「學聯不代表我」現象，導致佔中最後淪為只有情緒、沒有「主體論述」的無政府主義學生運動。當「佔中三子」失去了領導地位，當泛民失去了領導地位，當學聯失去了領導地位，當金鐘失去了領導地位，那場運動已經不是原來性質的運動了。社會精英在香港長期缺位，香港政治分崩離析，山頭林立，這些情緒相互博弈，缺乏現實基礎，最終「殊途同歸」而走向分裂趨勢的「港獨」和「公投」。可惜，連一些老成的政客也擺脫不了這一個浪潮的衝擊，放棄香港堅持理性的核心價值，隨波逐流。

香港的2047之路

不要低估了年輕人發起的「2047討論」，絕對荒謬的論述同樣可以在短時期內激發不少人心的躁動，大家沒有看見美國選舉中提出在墨西哥邊界築起高牆的建議嗎？當這種品質的討論佔據了輿論場，它不但不能夠改變現狀，反而造成一種內耗。《伊索寓言》中替貓掛上鈴鐺的老鼠說說容易，可是誰去以死涉險卻是千古難題。就算有人認為自己勇敢，要將危險的假想實現，但後果要由整體社會承擔，社會未必願意為這種「勇敢」埋單。

香港人為推動改革進行抗爭是必要的，抗爭就是溝通，特別是當對方無法理解香港人的追求，更無法理解香港人如何認識「一國兩制」時。但抗爭應該是理性的和有策略的，必須以保障香港整體利益為前提，不是去滿足某些人的興之所至。

未來中港兩地的努力，都應該在「一國兩制」的共同目標上，努力尋找共識。當兩地的目標一致，才構成有效溝通的基礎。英國人管治香港百多年，也從來沒有給予「港人治港」。《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權利是前所未有的。過去，一些人認為「井水不犯河水」，中港就相安無事。但事實證明，兩地不發生關係是不可能的。中港精英都該撫心自問，如果雙方對「一國兩制」有信心，希望其可以繼續運作，那麼是否雙方都應該作出一些積極調整？中央應盡快重新啟動「真普選」的政改，本港「反對派」也應承諾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框架內推動政改，這樣大家才可建立互信基礎，進行良性互動。

現在有些人說中央霸道，不懂香港；擔心中央是否真的願意落實「一國兩制」。事實上，「一國兩制」的「兩制」，已經表明中港兩地在社會管治上有不同的信念。作為強者的中央，必須拿出最大的善意，接受港人按照自己的邏輯和習慣行事，甚至承認中央其實不懂香港，只要香港不超越「一國」的底線即可。中央更應對香港展示更多包容和理解，例如當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下月訪港時，可以進一步落實中央較早前在兩會期間顯而易現的緩和態度，釋出善意，為繃緊的中港關係鬆綁。

香港「反對派」的抗爭，也應回歸文明、理性。在政改商議中堅持無法實現的「公民提名」做談判前提，用毫無策略的「佔中」來施壓，這都是情緒化和粗暴的政治手段。如果激進手段有機會成功，或許市民還可以考慮承擔後果，但事實如何，大家都有雪亮的眼睛。「港獨」和「公投」作為一些人表達不滿的姿態，可以理解，但絕非梁家傑所言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這種言論忽略了學術討論和政治討論的差別，忘記了政治家對社會的承擔。一如《蝙蝠俠大戰超人》是一套電影，你總不能把它當成在現實中有可能發生的事情那樣討論，甚至在教材中作為學生努力的對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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