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五歲臨臨何辜　 莫讓悲劇重演

今次案件廣受社會關注，一方面固然因為其案情令人震驚。根據控方在法庭上透露，臨臨的八歲兄長向警方提供的口供指，有人曾把臨臨舉高，將她的頭部撞向天花板十多下，而在聖誕節期間，兄妹二人只獲供應少量食物，又被着令睡在地板但不給他們毛氈，甚至一直被人用藤條打四肢、拖鞋打面及用剪刀「篤」心口等等。在一個文明社會，任何人都不應遭到如此對待，更何況無辜的稚子。

最令人憤怒的是，一個小生命不幸離世後，公眾看見的不是涉事各方的懊悔和反省，而是沒完沒了的推諉。例如臨臨兄長就讀的興德學校，校方曾指去年11月已發覺他身帶傷痕，並將此事「轉介」到政府相關部門；惟政府反指校方只是向社會福利署「查詢」而並非「轉介」，而原來何謂「轉介」根本沒明文規定，只是「慣例」要填表後才會開檔案處理，後來校方有否再為此追問社署亦成疑。一個小朋友失去性命之後，一班大人和官員竟在忙於推卸責任，盡現官僚文化的冷漠與荒謬的極致。

不少人因而聯想到1980年代另一宗轟動社會的虐兒案，當時年僅六歲的女童郭亞女，疑被患有精神病的母親長期幽禁在家，時任社會福利署署長陳方安生決定引用《保護婦孺條例》，由警方和消防人員破門入屋救走郭亞女。當時不少社會人士斥責陳方安生拆散別人家庭，但時至今日，社會大眾慨嘆假如今天政府官僚，也有着當年陳方安生「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在事情仍未至於無法挽回之前，就派人救走臨臨和其兄長及繼姊，很可能阻止一場慘劇的發生。

不過這種想法恐怕亦不太現實，因為陳方安生當年處理郭亞女事件的手法破格、大膽，而事件更充滿難以複製的偶然性。現時本港18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人口接近百萬，要保障他們免受傷害，需要的是一個涉及數十萬個家庭、數以十萬計教師、社工以及執法人員的龐大保障體系，不可能期望依賴一些個人或偶然因素，就能夠令這個體系持續有效運作，必須從檢討整套制度入手，才可以讓兒童免受傷害。

虐兒案背後反映社會問題

事實上，臨臨疑遭虐殺既是一個個案，亦反映出虐兒的系統性問題。不少研究顯示，不同的虐兒個案背後其實都有近似的背景。根據社署的統計，本港虐兒問題較嚴重的地區，包括屯門、元朗、葵青、深水埗等，而臨臨生前正是與家人居於屯門，但這真是一個「巧合」嗎？

假如從另一個統計數據來看，這個現象並非單純的「巧合」，上述虐兒問題較嚴重的區份，同時也是收入相對較低的地區。只要以常理分析，不少居於這些地區的基層市民，每天要面對擠迫的居住環境、工時極長但收入嚴重偏低，生活費用高昂更令家計捉襟見肘，這種疲困勞累、令人焦躁不安的生活，正正是誘發虐兒問題的危險元素。因此要遏止虐兒問題，第一個切入點是要設法在茫茫人海之中，識別風險較高的家庭。

現時政府雖有針對虐兒問題的識別機制，但都是在不幸事件發生後才介入，而非作出及早預防。例如警方設有中央家庭暴力資料庫，載有過去三年發生涉及家暴、虐兒案件的資料檔案，只能當事後孔明而未能防範未然。相比之下，不少國家都設有預防虐兒的識別機制，例如對有濫藥或暴力傾向紀錄、低收入及年輕父母的家庭等，派遣社工長期跟進其需要。就以臨臨的個案來看，她的父親只是剛剛二十出頭，便已經有分別八歲及五歲的孩子，這類在青少年時期就已為人父母的個案，正好是一些外國社福制度的重點關注對象。假如香港也有類似制度，更主動地找出這些家庭，適時為他們提供各種生活上以至情緒上的協助，不少家庭悲劇並非不可避免。

除識別機制外，一個清晰的舉報機制亦至關重要。早在2013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已建議港府加緊採取措施，打擊凌辱、忽視、暴力以及不當對待兒童，包括向在工作上會接觸兒童的人員，例如醫生、教師、社工等，施加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的要求，以及設立專門熱線。

雖然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適用於香港，惟多年來港府仍未按聯合國建議，訂立虐兒事件的強制舉報機制，由於誰應舉報、如何舉報虐兒缺乏明確的權責界定，正是造成學校與社署就此不斷鬥耍太極的底因。就如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所指，不少國家早已規定，如果教師及社工等接觸到懷疑虐兒個案，有法律責任按機制向相關政府部門呈報，知情不報者會受法律制裁，令懷疑受虐的兒童得到適切的救助。若香港也依照聯合國的建議訂立有關機制，像今次學校與社署就所謂「轉介」問題的爭拗，本來就不應該存在。

競投方式招聘小學駐校社工？

由於虐兒強制舉報機制令學校和前線社工要負上更大的把關責任，政府在訂立此制度的同時，亦必須提供更充足資源。現時本港小學與幼稚園的社會服務支援機制，早已為人詬病，例如中學學校社工是常規職員，小學卻是實施「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名義上是讓小學自由招聘社工，但說穿了，其實只是又一個恍如外判清潔工的機制。小學駐校社工幾乎都是以價低者得的方式競投，而且最多每三年就要換新合約，假如競投失敗，駐校社工和教職員建立的工作默契、和孩子及家長之間的信任又要推倒重來，何況當社工本身也要不斷面對低薪、失業的壓力，卻要他們為孩子解憂，是否強人所難？更甚者，受政府資助的幼稚園，資助金額中竟然連聘請社工的開支也沒有。

教育界和社福界多年來都促請政府按照中學的做法，在小學實施「一校一社工」，將駐校社工變成常規職員，今次慘劇之後，政府也應為資助幼稚園聘請社工提供相應資源。特首林鄭月娥在上任之初，提出每年增加50億元的教育經常開支，當中涉及36億元的新措施已經展開，餘下的14億元，要應付小學、幼稚園增聘駐校社工的開支，理應綽綽有餘，政府應該將此列入下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之內。

事實上，上述建議並非什麼新猷，而是社會各界已爭取多年，只是政府卻一直拖拖拉拉、未有認真落實而已。對於臨臨之死，其刑事責任固然有待司法程序釐清，不過本港保護兒童制度不彰、「制度殺人」卻是不爭的事實。位居政府要職的袞袞諸公，還請正眼看着臨臨的遺照撫心自問，你們從政的初衷是什麼，是為了一份薪高糧準的工作？還是為了好像臨臨的小朋友，創造一個安全的成長環境和有希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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