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林鄭首份施政報告 莫淪官僚工作報告
今年初，林鄭月娥競選特首的時候，表明上任後將展示管治新風，而周三公布的施政報告，不少香港市民期待是她實現承諾的證據。在施政報告公布前夕，政府不斷對外放風，透露多項即將公布的新措施，涉及稅制、房屋、創新科技、安老等各個領域，在公眾面前展現出積極的施政態度。然而，若細心分析這些「消息」，反而令人擔心政府病急亂投醫，甚至只是新瓶舊酒。
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稅制改革，林鄭月娥曾經提出引入兩級制利得稅，將企業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稅率由16.5%降低至10%。在林鄭月娥上任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這項政策將令庫房每年少收約50億元，但亦相當於政府在市場投放50億元，可以對香港經濟帶來正面幫助。而近期更有消息指，林鄭月娥可能會加碼減利得稅，進一步把稅率減至8%，涉及減稅規模則會由50億元增至逾60億元。
近年不少企業抱怨經營環境困難，因此難以進行科研投資，又或者改善僱員福利，例如商界一直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主要原因就是擔心成本上漲，經營更加困難。這種情況或許反映中小企業的狀況，但將減稅覆蓋所有企業，包括哪些利潤遠超過200萬的企業，又說明了什麼？林鄭月娥以為靠大手筆減稅，就可以增強經濟活力，這是一廂情願，甚至是緣木求魚，再次反映傳統精英對經濟的無知與迷思，更是香港經濟發展蹉跎歲月的主因。
宜擺脫減稅能促進經濟迷思
香港長期奉行簡單低稅制，只有16.5%的利得稅稅率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其成員國的利得稅稅率平均為23%，較香港高出了6.5個百分點，中國大陸的利得稅稅率更高於這個水平，還沒有包括經營稅和增值稅，但這並沒有減少當地的經濟活動和企業對科研的投資。當香港經濟蓬勃發展之時，就從沒看見企業，特別是大企業，投資科研或大幅提升員工工資與福利；香港一貫以來的簡單低稅制，並沒有令香港成為一個創新能力超卓、勞資關係和諧、經濟發展充滿活力的社會，反而是在創新能力低落、勞資矛盾尖銳、經濟發展暮氣沉沉的困局中愈陷愈深。如果這些「消息」屬實，林鄭月娥施政之新究竟新在哪裏，實在讓人費解。
反觀新加坡在2010年將利得稅降至17%以後，就停止了與香港鬥減利得稅的競賽，但近年新加坡經濟發展水平卻明顯較香港優勝，例如去年新加坡的人均生產總值（GDP），較香港高出近兩成，而新加坡的創新科技發展更在亞太區內名列前茅，就連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金融業，新加坡亦有超越香港之勢。
香港的精英階層，相信也包括林鄭月娥，一直以為滿足企業的需要，包括減稅，就是增強經濟活力的萬應靈丹，覺得減稅就等於把資金投放在社會，經濟就會蓬勃起來。這種過時的新自由經濟學理論早已經被歐美國家和學者質疑，但在香港卻依然很有市場。稅率高低或許是影響營商的一個因素，但絕非關鍵因素，李嘉誠先生就將企業最多的投資放到稅率遠高於香港的歐洲，這就很好說明問題的本質，企業重視的是政府能否促進「有效市場」的發展，而不簡單是稅率的高低。新加坡和中國大陸政府就是敢於走在企業前面，領導經濟發展的典範。新加坡政府牽頭整合發展流動支付平台，為推動相關的創新科技產業發展起帶頭作用；中國創新科技發展的案例就更是遍地皆是。如果一家企業要對新加坡和香港進行比較，看見新加坡政府的進取，主動地為新興產業營造環境、給予支持，而香港的官僚只懂得「無為而治」，甚至袖手旁觀，兩地之間的差異立竿見影。從現實的結果看，單靠低稅率，根本吸引不了新興產業，新加坡已經拒絕這種減稅遊戲，香港卻仍「一本通書睇到老」，以為減稅就能促進經濟發展，怎不教人搖頭嘆息。事實上，香港缺少的不是經濟動能，而是資源和財富分配極不合理，讓勞動力品質無法提升和有效發揮，這是國民收入和勞動品質提升的問題，不是經濟增長問題。香港中小企業面對的困難絕大多數來自高昂租金，減稅根本不是對策。減稅唯一受益的是高利潤企業，這對社會毫無益處，甚至是資源錯配，惡化社會不公，阻礙經濟轉型和發展。
應取回土地供應主導權
除了稅制改革之外，房屋政策是施政報告另一重點。除了早前公布被稱為「良心劏房」的社會房屋計劃，研究以貨櫃作為過渡性住房，供輪候公屋的基層市民入住外，施政報告的重頭戲預計是個人首置上車盤計劃。據《香港01》早前報道，首批單位可望達到3,000伙，協助家庭月入介乎52,001元至70,000元的夾心階層上車。但這項政策，只是延續了公務員「頭痛醫頭」的施政壞習慣，甚至是斷錯症、用錯藥。
這裏的關鍵是個人首置上車盤極可能以公私合作的方式進行。造成香港現時住屋困境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失去了土地供應的主導權，無法透過有效調度土地資源興建住屋，解決香港市民、特別是中下階層的需要。過往兩任特首都錯誤以為可以依賴市場力量更有效分配土地和房屋資源，結果是香港的房屋和土地政策完全向地產商傾斜，地產商多年來囤積大量新界農地，政府沒有魄力改變現狀，被迫在調配土地資源上優先滿足地產商，造成私人住宅潛在供應量不斷創新高、樓價亦不斷創新高，但公營房屋卻因缺乏土地，導致建設進度嚴重落後的窘境。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林鄭月娥本應深明政府必須取得土地供應主導權的道理，她在擔任發展局局長時，曾表示在新界東北新市鎮的發展上，政府會運用公權力向地產商收地，再由政府統籌發展，就算此舉會面臨財團的法律挑戰，政府亦要取回土地供應的主導權。但現在當上特首的林鄭月娥卻輕易「打倒昨日的娥」，甚至可能在施政報告中為公私合營的土地發展模式作政策背書，教人啞然。
之所以出現這個情況，或因政府的土地庫存確實左支右絀，要在短時間內興建最多住宅，只得尋求擁有大量土地儲備的地產商協助。不過財團的本質就是「在商言商」，務求將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向地產商要地興建資助房屋，無異與虎謀皮，一來難免要與地產商作利益交換，例如向政府讓地的同時，要求政府將鄰近的更大片土地加快改劃發展；二來更連政府今後的資助房屋供應節奏，都要仰地產商的鼻息，連有多少資助房屋可以應市，都由牢牢控制土地供應主導權的財團把持。
即使政府向地產商「低聲下氣」要地，可以換來的房屋供應亦相當有限，在接近28萬個公屋輪候申請、近十萬劏房、每年五萬多個新婚家庭面前，實在杯水車薪，有如以高昂代價向地產商要來一塊藥水膠布，遮掩早已病入膏肓的房屋政策傷口，連止血之效都做不到，政府失去土地供應主導權的根本問題一日未能解決，只會是養癰遺患。
無論稅制改革也好、房屋政策也罷，這些施政報告事先張揚的「亮點」，突顯出香港精英階層的意識形態，以為香港過往的成功，都是市場力量的結果，甚至將「積極不干預」變成官員不作為的理論支持：以為政府少收一點稅收，經濟就會自行茁壯成長；以為將房屋土地資源放手給市場主導，香港市民就可以安居樂業；以為成立五花八門的各式創新基金，就可以「翹埋雙手」坐享新興產業發展的成果；以為醫療安老開支每年增長幾個百分點，就會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對於仍然沉醉於香港昔日成就的社會精英，必須從睡夢中覺醒過來，看看今天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如何積弱不振、百病叢生。特別是當2008年的金融海嘯，社會過分依賴市場、放任市場，結果就是市場失效，整個社會都遭到反噬，今天的香港，正深陷這樣的困局之中。
對於社會精英階層，包括林鄭月娥，應該好好重溫港英年代的1972和1989年的兩份施政報告。1972年，時任港督麥理浩在施政報告之中，公布當時極其大膽的十年建屋計劃，目標是為180萬個香港市民提供安定的居所；至於1989年，時任港督衛奕信，在當時的施政報告之中則公布興建赤鱲角機場及相關配套基建的「玫瑰園」計劃。
假如當年麥理浩看待房屋問題只是頭痛醫頭，以當時僅有的土地、財政資源「限米煮限飯」，每年興建三數千個單位交差了事，就不會有1970、80年代因為新市鎮建設帶來的經濟動力；如果無法解決1967年暴動背後的深層次矛盾、尤其房屋矛盾，社會持續不穩就不會轉變為有利工商百業發展的環境。假如衛奕信因為英國失去香港成為定局，就索性放棄「玫瑰園」計劃，香港恐怕在後過渡期會更為動盪，沒有赤鱲角機場的出現，香港也不可能成為亞太的航空樞紐以至國際大都會。
撫今追昔，香港今天的成就，並非政府放手給市場的結果，而是前人種樹後人享，因為昔日的政治領袖以極具前瞻性的眼光，構想香港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遠將來的發展面貌，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政治氣魄帶領社會向前。當年的某些殖民地高官，尚且會對香港的未來有想像、有願景，會為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承擔起政治領袖的責任。今天不少身居要職的政府高官，包括林鄭月娥本人，應該了解這段歷史。今天的施政報告，已經變成只懂得「派糖」、欠缺遠見且充滿官僚味道的流水帳式工作報告，這是每一個香港人，特別是身處社會金字塔頂端的精英階層必須深切反省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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