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勿讓劉曉波悲劇重演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零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在上周四（7月13日）因肝癌逝世。劉曉波的離世，是令人遺憾的悲劇，作為一個愛國知識份子，卻因為他的言論、思想，被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失去自由下離世，而其家屬，特別是他至愛的妻子劉霞，更遭連坐被非法軟禁，這宗悲劇激起了不少人的憤慨，在香港以至國際社會都引起了巨大關注。在處理劉曉波事件上，中共已經一錯再錯，劉曉波的骨灰如今雖已撒入大海，但妻子劉霞的人身自由還未恢復，中共必須立即還她自由，讓她和他的家人，以公民身份自由選擇留在中國或是到外國過新生活。
內地《環球時報》的社評批評部分人炒作劉曉波的新聞，強調劉曉波案「有法可依，有理可循」，寫這社評的人當然不會明白為什麼劉曉波逝世會引來這麼大的迴響。民眾對中共處理劉曉波的憤怒，並非是無緣無故的。因為如果從法治的角度看，劉曉波根本不應該成為這齣悲劇的主角，在悲劇中結束其一生。
劉曉波成名於上世紀80年代，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期間，先是聲援學生，積極主張政治民主化和言論自由，並說服學生在清場前夕離開天安門廣場，後主動放棄逃離機會，被指是六四「幕後黑手」被捕。他出獄後仍一邊要求中共平反六四， 一邊又針砭時弊，關注民間維權，呼籲進行憲政改革，因此成為內地強力部門的重點監控對象。直至2009年12月23日，劉曉波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重判11年有期徒刑，惟他由一名知識份子變成當代中國最知名政治「罪犯」的原因，是他在2008年12月10日，亦即「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周年之際，發表他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
這份憲章，到底有何威力，令中共當局要施以如此重手，對付劉曉波？所謂的《零八憲章》，從來沒有提過要推翻中共政權，內容只是呼籲中共當局進行政治改革，推動民主化，改善人權狀況等構想。如果真的要從中共批判的角度看待《零八憲章》，或許可以批評當中的一些構想太過富有想像力，帶有濃烈的「自由主義烏托邦」味道。例如憲章提出成立「中華聯邦共和國」，處理港澳，兩岸以至各族共融的問題，有些人會覺得是流於天馬行空；至於憲章中提出三權分立，軍隊脫離黨指揮等，從中國內地的現實政治環境來看，可能是「不識時務」，但這些倡議，根本是內地自由派知識份子對國家未來一貫以來的想法，並不是什麼石破天驚的新主張。
因此，如果要將之扣連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不如直接說劉曉波的罪名就叫做「莫須有」。因為這份憲章，本來只是知識份子抱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情懷，對國家的發展前途積極作出建言，難以和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沾上邊。
更何況，劉曉波所信奉的政治理念，真的是完全不切實際嗎？當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任後也提出了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制現代化，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希望逐步摸索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由這個緯度看，劉曉波只是在這個摸索過程中，盡善他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以一種渴望推動國家進步的愛國之心與使命感，提出他的構想，縱使他的想法與中共當局有明顯的差異，但兩者應該都是殊途同歸，就是尋求國家善治之道。
只可惜，作為愛國知識份子的劉曉波，卻因為他的想法，他的言論，遭到中共當局的一些保守派以「敵我矛盾」看待和整肅，最終失去了自由，廣大民眾不是從劉曉波身上看到「法治國家」對法治的彰顯，而是看到中共當局以法律為幌子，對劉曉波作出荒謬無稽的政治迫害，甚至連劉曉波的妻子劉霞等親屬都平白無端地失去自由。民眾為劉曉波的遭遇而感到莫名憤慨，是基於每個人生而為人的良知，以及對是非曲直的認知，而不是出於所謂的中西方意識形態的矛盾。
這種局面可說是由中共一手造成，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任何事件都能迅速傳播發酵，受憲法保護的中國公民，享有法律賦予的言論表達權利，若然遭到以言獲罪的厄運，只會激起群眾的憤慨。這一點在劉曉波事件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劉曉波患病保外就醫的消息傳出以後，香港、台灣以至國際的輿論，批判聲音洶湧澎湃，不少人甚至認為，劉曉波離世標誌着中國法治和民主建設的前景將更加黯淡，共產黨會愈發專制。
從此之後，劉曉波的遭遇，將成為中共在歷史上無法抹去的污點。今後每逢有人提起劉曉波，不但會想起他是一個良心犯，更會想起他是歷史上，唯二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死亡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名字，會和被納粹德國囚禁至死、1935年的和平獎得主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並列在史冊之中，因為從本質上，奧西茨基和劉曉波，都是被以言入罪，被當權者錯誤地剝奪自由，任憑中共官員再反駁，也改變不了事件本質。
尤其是中共本來就有亡羊補牢的機會，就是按照劉曉波尚在病榻時的意願，安排他與妻子劉霞及其他親屬一同出國，但不知何故，中共當局卻再三無理拒絕，人們因此感到對中共的所作所為懷有滿腔恨意，也是中共當局在處理劉曉波問題上一錯再錯，冥頑不靈，咎由自取的結果。
在上周六劉曉波遺體被火化時，同樣是喪失了最愛親人的「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讀出了一段給劉曉波及其妻劉霞的錄音，說劉曉波「擁有人間的大愛」。是的，劉曉波曾在他面對法院審判的陳述書《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寫道：
「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對很多人來說，劉曉波對把苦難加諸自己身上的人寬大得近乎不可思議。但年輕時代曾經歷各種政治運動，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劉曉波，應該很清楚中共建政後的中國，正是相當長時間都是以連綿無盡的「恨」寫成的血淚史。而只有恨而缺乏愛的社會，必然沒有對不同意見者的包容，必然很容易把問題訴諸暴力。
劉曉波的離開，已經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但中共必須深刻反思，如果繼續以「敵我矛盾」看待異見人士，到底會扼殺多少知識份子的愛國心？又會為國家民族，播下了多少仇恨的種子？如果國家要繼續正向發展，不可能沒有知識份子的參與，中共必須深刻汲取劉曉波事件的教訓，真正的學會包容和尊重知識份子，將每一位知識份子都看成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最寶貴財富。如何將知識份子對國家民族前途的願景與承擔，轉化成積極的能量，將是中國能否走向善治不可迴避的問題。
同時，中共必須把依法治國和執政現代化的承諾，確切落實到每一個個體命運身上， 以每一位公民的自由幸福為依歸，並在此基礎上不斷提升依法治國和現代化執政的水準，讓其內化為國家發展的重要內容，才能真正令人信服。
現代文明社會不是說一個國家發展好經濟，提升了實力，就可以獲得世人的尊重，它還必須尊重現代世界普遍認同的基本價值，展現出與時代訴求相匹配的現代化執政能力。否則，任憑投入再多財力進行形象公關，也難令天下歸心，遑論提高港人對中國的身份認同。
劉曉波在彌留之際，惦記的是他的愛妻劉霞。事到如今，中共應該尊重其遺志，不應該再軟禁劉霞，讓她和他的家人，按照其自由意志，選擇留在中國或是離開這片傷心地，到外國過新生活，乃至在適合的時機，為劉曉波的冤罪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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