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視之死】新世代影視製作人求存記
1960、70年代，公仔箱在港仍未普及，凡有一戶打開電視，家門前必有一堆人圍觀收看。為了這個公仔箱，家家戶戶只有死慳死抵，它不但是身份的象徵，更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容器。
時至今天，電視被智能手機取代，雙星不再報喜、今宵不再歡樂，收看電視亦不再是人們的唯一娛樂，曾稱霸東南亞影視市場的香港影視行業，如今眼見異國創意工業蓬勃發展，一群製作人定心感不是味兒。
不過，新電視台去年誕生，本土電影亦見復蘇迹象，香港影視業似乎迎來小陽春，新晉的影視生力軍又該如何自處？
問問電視電影系的學生，大學四年間，既要坐定定學習電影理論，又要企定定抱着燈光拿穩攝錄機，多少個通宵熬夜重看拍好的片段與剪輯。然而，畢業以後，多少人從校內的影視廠跳到真實片場，又有多少人成為霓虹燈以外的打工仔？翻查數字，去年在各大專院校修讀電影電視行業科目相關的畢業生約202人，當中部分人投身電視電影行業，直接進入電視台或電影公司由場記做起，亦有人與朋友合資成立製作公司，成為自由工作者。想一嘗導演滋味的，亦可申請香港電台外判節目計劃，或是參與去年4月開台的ViuTV實驗電視欄目，盧鎮業（小野）與《夜曲13》的兩位導演——羅嘉駿和曾慶宏便是其中二員。
外判制可為影視業帶來小陽春？
香港電台自2000年起推出電視節目外判計劃，主題有限定，特別是劇集取材必須與香港本土有關。盧鎮業（小野）就是這樣入行。在2011年畢業後，他把真實的社運故事拍成獨立紀錄片《那年．春夏之後》，其後替港台執導外判節目，對於港台外判計劃能否幫助新世代的創作人有切身體會，「近年的電影系畢業生，不甘於太早進入體制內，港台外判計劃正是一條出路，讓他們落手試做，既不如電影公司凡事講求商業價值，又不像學生電影般題材局限於個人經歷，在製作的過程中會更知道自己的風格是什麼，從而找到自己的定位。」
小野記得畢業那年，同班同學中無人想在電視台工作，事關流水帳式的節目內容、倒模一樣的劇集編排都令人卻步。究其原因，是電視台製作的節目突破不了舊思維，抑或觀眾口味萬年如一，最終導致香港電視產業逐漸衰亡？在小野眼中，觀眾不是白癡，「要是你在一邊製作的同時又在控訴這件事，只會是累鬥累，對整個產業起不了任何作用。觀眾口味如何，某程度上也反映了製作人的質素，這不是觀眾的問題，而是製作人應該思考的事。」港台外判制度的存在，正是要補足大台以外的資訊，對觀眾固然是好事，而對製作人來說，港台亦是一個平台讓他們走出自己的舊有框框，「在商業以外，嘗試新的製作路向，試做自己的東西。申請者也不只局限於行業內的製作人，只要你有攝影器材，又有心去拍攝，行外人亦可以拍作品。」
觀眾口味如何，某程度上也反映了製作人的質素，這不是觀眾的問題，而是製作人應該思考的事。
外判計劃不獨對一班幕後製作人有好處，對於一班幕前的演員來說，亦提供了一個曝光機會。導演麥曦茵愛起用新面孔，每次執導電影都會使用新演員，在構思初版的《曖昧不明關係研究學會》劇本時，甚至因採取全新演員班底而無人願意投資。後來港台在2014年邀請她拍外判計劃中的獅子山下系列，她同樣堅持採用新演員，輾轉之下令《曖昧不明關係研究學會》得到港台支持，最後在電影節成功放映。
新製作模式倡新內容新角度
去年開台的ViuTV主打綜藝娛樂之餘，其製播分離的製作模式亦引來注目。羅嘉駿的製作公司應邀拍攝一套香港紀錄片，電視台只定下「One Night In Hong Kong」五個英文字，其他任由團隊發揮。團隊開始資料搜集，以在夜間活動的人為節目主軸，每集借他們的故事點出背後的社會議題，《夜曲13》便是由此而來。自由度大，題材任意發揮，是羅嘉駿接下這份差事的原因，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出身的他對畫面力量有所堅持，故《夜曲13》與其他紀錄片的不同之處在於節目多以沉寂的畫面取代旁白說故事。「畫面不是用來攝鏡攝時間，怎樣編排好畫面也是種學問。」
難得的是，ViuTV對這種着重電影感的拍攝手法照單全收，對內容亦沒有太大意見。該節目的另一導演曾慶宏認為，外判模式的好，在於電視台把節目製作權下放予獨立製作公司，豐富了觀眾對電視節目的想像：「電視台拍攝出來的節目較為單向，但接外判計劃的製作公司不同，因為製作偏向商業性，要清楚掌握觀眾口味。」
外判制苦在缺資金
雖然，黃金時段平均收視僅錄得2.1點的ViuTV尚未能撼動擁有慣性收視的TVB；但另一邊廂，ViuTV不少節目在2016年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榜上有名，可謂有口碑無觀眾。製播分離聽起來是另一道香港創意產業的曙光，然而這種模式果真全無限制嗎？
外判節目自由度大，但針無兩頭利，資金有限一直是最大問題。「港台外判紀錄片20萬一集，大概是ViuTV三四倍。如果要排名，中國的電視台酬勞一定最多，其次是海外，再往下數是港台，最後才是ViuTV。」因資金問題，《夜曲13》拍攝團隊只有九個人，兩位導演一人分飾多角，既要掌機拍攝，亦要負責剪接調色，其他力所不及的事要刷人情卡，叫朋友幫忙，如混音、場記等都不是製作公司的全職員工，但天天還得回公司幫忙執頭執尾；最後出糧，那位中大畢業的場記只收到月薪6,000多元。「我寧願自己蝕多一點都不想讓我團隊的其他成員蝕錢，今次（拍攝）真的欠了很多人」，羅嘉駿無奈說道，聽起來盡是悔疚。
新一代製作人寧擁自由棄安穩生活
說到這裏，從事影視行業的創作新丁似乎一直在過苦日子。不過受訪者都搖搖頭，急着澄清外界的誤解。嚮往自由是這班人冒險辦製作公司的原因。羅嘉駿說起公司成立初期，生活有點捉襟見肘，讓他堅持下去的，是一份不想再做打工仔的倔強：「替別人打工，拍些不願拍的東西，倒不如開製作公司。」於2012年成立製作公司的導演麥曦茵亦有相似想法：「新一代創作人崇尚自由，不甘於專注只做某件事。今天拍網片，明天說不定就跟劇組到外地拍攝，這便是自由工作者的彈性生活模式。」要是說創業苦，失自由更苦。
根據政府最新數字，2016年發行了61套港產片，不少製作人選擇了北上替內地的影視公司工作。去年香港與中國內地合拍電影總數達89部，較2015年增加11%。內地的影視行業發展熾熱，求才若渴，對新人來說，發展機會愈來愈多。
小野憶述，當年讀書時期只有最標青的一兩位同學能夠在電影公司做場記，但現在已經截然不同，幾乎所有在學的電影系學生都有機會到片場工作。不但是電影業，新媒體的興起亦帶來不少商機。很多廣告商從傳統媒體轉到網上媒體宣傳商品，傾向聘用製作公司製作網片吸睛，他們的工作機會源源不絕。
說到薪金問題，他們都坦言收入足夠過活，雖然電視台給予製作公司的資金比較少，但製作公司可多接廣告或網片這些相對高回報的工作，以補償製作電視節目的虧損。「接拍廣告與電視節目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前者有利，但後者有名又有情。所謂的『利』當然是指賺的錢比較多，而拍電視節目的『名』是用來增加公司的名氣，而『情』則是能夠把自己希望社會關注的事情放到大熒幕上，一種是賺錢，一種是賺滿足感。」羅嘉駿解釋。
政策傾斜新導演忽視幕後技術人才
在國外，不少政府為支持本地創意產業，都會舉辦各種影展為本地創作人作推廣。雖然，近年施政報告總是提到以撥款方式支援影視業，不過自2013年電視發牌事件中，政府拒絕發牌給當時籌備充足的港視，令大眾認為政府對業界的支持原來只屬空頭支票。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2013年3月推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及由香港藝術發展局推出的「鮮浪潮」，兩項計劃同樣以培訓新晉導演為目標；而針對導演以外的幕後技術人員的培訓的電影專業培訓計劃早於2010年結束，此後政府亦再沒有舉辦過類此計劃。曾參與鮮浪潮的小野認為，各項比賽重點培訓導演，而很少著重培訓其他工作崗位的人材，相對台灣及釜山每年均舉辦電影學院活動，培訓整個幕後團隊，不只導演，還有編劇丶攝影丶或音響設計，香港的培訓計劃明顯過於單一。
香港電影視產業可重回六七十年代？
截至2014年，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總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5%，在電視電視這一塊版圖上，就業數字亦由2012年的19,640人穩步回升至2014年的21,700人，數字正告訴我們加入影視工業的人愈來愈多，但從前創意產業百花齊放的局面能否重現眼前？
現在的免費電視市場是各有各做，互不搶奪對家的目標觀眾。這樣只會令各電視台安守本分，但求守得住各自的市場佔有率，而不願投放更多資源與對方一較高下。
「一天沒有電視台敢正面搶TVB的觀眾，一天一台獨大的局面仍會存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梁麗娟嘆道。她一直認為本地電視台必須要有正面競爭，才可為整個死氣沉沉的市場帶來新希望，「現在的免費電視市場是各有各做，互不搶奪對家的目標觀眾。這樣只會令各電視台安守本分，但求守得住各自的市場佔有率，而不願投放更多資源與對方一較高下。」對梁麗娟而言，香港電視電影業從不缺人才，缺的是來自政府、電視台的資源，才令曾經繁盛一時的影視產業無以為繼，日漸被外地排拒、甚至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