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比梁振英更大的問題根源 港人能看到嗎？
踏入猴年，香港政治已走到了一個轉折點，香港市民需要認真選擇，獨善其身或隔岸觀火都已經不可能。形勢比人強，香港究竟要成為什麼樣的城市，命題赤裸裸地擺在香港人面前。
沒有人預計在大年初二旺角會發生如此嚴重的騷亂，人們同樣無法預測兩響槍聲將如何改變香港。當大家只知道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上答是非題的時候，作為媒體，它的責任就是將一大桶冰水倒在大家頭上，而不是繼續轉彎抹角或隨波逐流，更不是被政治正確所綁架。作為香港人，我們是時候承擔起責任，反思香港問題的本源，作為媒體，這更是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給香港一個說法的時候。
前幾天的「01觀點」曾經說過，梁振英再有本事，也無法製造所有問題。有些人一聽到這句話就覺得我們在為梁振英護航，口誅筆伐，火遮眼到這種程度，確實應該用一桶冰水將大家淋醒，不然，香港根本無法看得見比梁振英更大的問題根源。
其實，香港不少學者和從政者，只要年紀大一些，都清晰知道香港問題的深層次根源早在回歸之前就存在。當年的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六七暴動、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油麻地艇戶事件等等，這些既是民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衝突的雙方是當年的香港政府和正在政治層面崛起的年輕人，他們今天已經長大變老，但還沒有到了記不起的地步。
由於中英談判、六四事件和九七回歸，當年的社會矛盾和民生衝突驟然偃旗息鼓，紛紛讓路。大概在同一時期，中國經濟逐步崛起，香港工業向北轉移，龐大的界外效應讓香港經濟本應遭遇的困境出現緩和，人們以為「馬照跑、舞照跳」從此可以延續下去，事實上，香港社會衝突全面爆發的種子沒有被根除，它在暗角裡孕育著。香港人回歸前幾十年辛勤積累的經濟基礎根本無法支撐資源分配嚴重扭曲的社會經濟結構，權貴階層持續剝削，以為這真是一隻不斷生金蛋的鵝，全面爆發衝突變得只是時間問題。
用暴力逼迫市民接受改革 只會產生反效果
有人說，沒有以往激烈的社會運動就不會有廉政公署，今天的暴力衝突就是要讓社會發生改變。試問，香港當年的問題就只是貪污嗎？貪污不正是因為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和權力結構扭曲的結果嗎？然而，廉政公署或許對貪污惡化起阻遏作用，但它能夠改善社會資源分配、社會就變得民主和公平了嗎？如果說，民主的目的是為了讓資源分配更公平，那麼，將民主和社會運動的因果關係搞不清楚，一小部分問題的解決反而遮掩了更大更多的問題。
香港需要徹底和真正的改變，它必須將社會運動擴寬，直面民主選舉之外的社會經濟結構；千萬不要以為有了選舉，其他問題就自然解決，烏托邦從此唾手可得。台灣的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都是全民選舉出來的，然而，過去二十多年卻是台灣經濟民生大倒退的二十多年。香港社會需要它的精英們對香港問題建立共識，不能夠只是在那裡高談闊論，為無知的暴力尋找開脫的理據，或者在那裡瞎子摸象，將複雜的問題簡化為梁振英的鬥爭性格和中共的專政。它們兩者都值得批判，但將香港問題都歸納在這兩點上是只見樹木，改變不了香港的現實，更何況要人的錢還是要人的命容易，答案非常清楚，而且不至於忽略了真正重要的改革。
香港需要社會運動，在某些議題上，它甚至需要激進的社會運動，但這些運動必須以市民認同為前提，這既是民主精神的體現，更是策略需要。香港需要政治改革，它更需要市民的政治覺醒，對香港問題的深層次結構有所掌握。推動政治改革的人，既可以在香港人依然模糊不清的時候強行推動體制的變化，也可以在社會進行更透徹的討論之後才提升改革的推力，用暴力手法粗暴逼迫市民接受政治和社會改革顯然無法成功，甚至會產生反效果。
官商共治體制無法阻遏貧富差距持續惡化
不少人會問，究竟什麼是香港問題的深層次結構？事實上，不論是港英時期或者回歸之後，香港都身處一個政治社會經濟受制於以商界和公務員共治的環境，早在英國人壟斷香港政經權力的時期，這種環境已經存在。當年的匯豐、怡和、太古和英國派來的港督，他們之間的利益盤根錯節，完全主宰著香港社會。不論是官員、警察的貪污，還是勞工的惡劣生活環境，抑或是精英教育對弱勢群體的歧視，都是這種結構的結果。
由於來自大陸不斷湧入的龐大新移民，與戰後逃港的內地企業家形成了一個新社會，造就了香港輕工業的崛起，成為亞洲經濟的四小龍之一。當時，香港擁有不斷向上流動的機會，讓艱苦生活得到暫時緩解。後來港資勢力壯大，逐步取代英資，但商界和公務員共治的事實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回歸前後，由於要防禦來自大陸的專政文化入侵，官商共治不但沒有被批判，甚至進一步得到了鞏固，看起來比較容易忍受的港英體制從意識形態上成為香港人的集體選擇。這就是後來香港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惡化的深層次原因。
既然是一個不公平的體制，又如何會因為換了一面旗而改變？港人治港變成了官商治港，中央政府為了維護一國兩制，既保護了這個官商階層，更在無意間成為所有人批評不公平體制的替罪羊，大家都找到了方便批判的對象；內地人的特殊角色更有意思，買不到奶粉以及多了一些金舖和藥房，成為香港本土激進派盲動的理據，失焦的運動令衝突惡化，卻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如果情況確實如激進派所說的那樣，問題就容易解決了，但這只是典型的鴕鳥思維，就好像有了廉政公署就能改變香港的不公平狀況一樣，將梁振英趕下台就不會再有另一個黃振英、李振英上台嗎？蔡英文一定會明白：取代國民黨或馬英九容易，將台灣的經濟和利益體系解構重來，才是自己上任後的最大挑戰。
積極不干預政策助長了官商利益共同體
香港問題的核心是它的自由經濟教條，更是港英政府留下來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和管治機制，它豢養了一個不願意承擔責任的官商利益共同體。官商們或許都不全是大奸大惡的強盜，他們當中甚至有一些關懷社會、努力工作的殷實商人和誠實的公務員，他們會捐獻出不少自己的財富和時間，為社會變得更公平而努力。但體制讓他們無法改變扭曲了的資源分配格局，社會上大多數人體驗不到收入的上升，經濟增長成果只會落入小部分人的口袋，創業者的成功就好像中六合彩這樣稀缺。
我們要問，為什麼香港的住房和營商成本如此高昂，為什麼普通人的生活品質，不論是交通、教育、基本生活消費，都無法匹配這個貌似成熟的中產階級社會。試想，如果我們在基本建設上能夠如此豪爽，為什麼就不能夠有全民退保，取消強積金對沖，包括加快興建公共房屋，免除大學生的讀書欠款，以及提供更多資助學位給香港年輕人？
當人們聽到機管局可以自己籌措1400億港元來興建第三條跑道時，人們應該注意到，沒有對深層次結構有所掌握的社會行動只能是盲動，一切盲動都會遮掩了徹底掌握社會問題的機會，就好像政府否決全民退保竟然可以用加稅來做擋箭牌。那些為香港政府財政能力辯護的財金精英，還有堅稱自由經濟才是香港發財致富唯一出路的經濟學家，你們有否意識到這樣的狡辯和謬論其實就是香港社會衝突的根源？甚至是一種欺騙？你們直接參與到製造社會分化、然後將責任推卸給充滿激情但稚嫩的年輕人身上。
社會運動應聚焦於對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
當政客們將焦點放到了政治體制，卻無法將政治與經濟結合，無法講清楚問題的深層次結構，甚至無法將政治與日常社會的民生訴求聯結起來，市民對政治的支持只會是片刻的。對於官商利益共同體來說，只要將市民支持抗爭的代價提升，激情就會輕易冷卻，甚至可以輕易引導市民對抗市民。因為在不少人心目中，抗爭會影響他們的收入和生活，無法提升其生活品質的社會運動是毫無價值的。既要認識香港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更要有針對這種深層次原因的說明方法，以及針對這種有著深層次原因的問題的解決路徑。
香港不缺願意辛勤勞動的人口，只要看看滿街推著木頭車拾紙皮的老人家就可以說明；香港人有創意和激情，以往的港產片、粵語流行曲和電視劇瘋魔全亞洲就是證據；香港的金融市場地位更可以證明香港有著優秀條件發展經濟。要知道，香港曾經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提供了極大幫助，這種幫助一直是互惠的，它鞏固了中港之間的深厚關係。香港今天需要的是社會共識，讓香港結構性的深層次問題廣為討論與傳播，不是純粹的激情爆發，更不是將怨恨用暴力向外宣洩可以比擬。只有將政治、經濟民生和社會資源合理分配有效結合，香港的社會運動才能真正成為全民運動，才能夠避免那些充滿暴力但失焦的街頭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