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緊急法》遏反修例示威潮？　淺談六七暴動五次經驗

反修例風暴至今未見平息，有傳媒早前報道，政府考慮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急法》），處理目前亂局。特首林鄭月娥周二（27日）回應提問時，對此不置可否。政界不論建制泛民，對此都反彈頗大，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擔心引用此法可能導致外商撤資，影響甚至較現時示威活動更大；民主黨涂謹申則指，動用此法政府權力將大至「無邊無際」，可能為本港帶來災難性效果。
事實上，此法確是容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回歸前為總督會同行政局）拍板，將政府權力延伸至接近無限大，繞過立法會訂立任何法例。在1967年六七暴動期間，港英政府隨事態升溫，先後5次引用相關法例擴大政府權力，以便查禁報刊、搜捕左派人士等。
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半世紀前的六七暴動，當時社會有極強烈的恐懼感，相對地期待港英政府出手鎮暴，與今日香港的社會氣氛，難以相提並論。

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

六七暴動：《緊急法》賦權警方毋須搜查令進行搜查

現時香港法例第241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規定：「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規例的範圍可延伸至查禁刊物和通訊設備；逮捕、羈留、驅逐及遞解離境；管制貿易和進出口；沒收財產等等，過程毋須經過立法會。根據此法訂立的罪行，亦可以規定以刑罰及制裁（死刑除外）。

港府對上一次動用此例為1967年六七暴動。當年4月開始的新蒲崗膠花廠工潮，5月開始政治化，並且愈演愈烈。較大型的衝突，包括5月22日的中環花園道事件、6月6日太古船塢暴動、7月8日沙頭角槍戰等。由7月12日起，衝突中開始出現俗稱「土製菠蘿」的炸彈，其後暴力事件持續升溫。最具標誌性的事件，當然包括8月一對小姊弟在北角被炸死，以及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遭燒死。暴動直至當年年底才大致平息。

當時的港督為戴麟趾，港英政府隨事態升溫，在六七暴動期間根據《緊急法》共頒佈了5個緊急法律。主要是擴大警權，容讓他們逮捕、搜查、封閉場所、檢控工作更為迅速：

「防止煽動性言論」緊急條例（1967年5月24日）

「防止煽動性標語」緊急條例（1967年6月1日）

「防止恐嚇」緊急條例（1967年6月24日）

「九項緊急法令」（包括：1. 虛偽報告之散播；2. 檢查武器之權力；3. 內庭不公開審訊；4. 啟封或封閉屋宇之命令；5. 表明身份；6. 驅散集會之權力；7. 阻礙罪行；8. 集會罪行；9. 破壞罪行。）（1967年7月20日）

「修訂一九六七年緊急（主要）規則第四十條條文」，任何獲授權人員，不需持有搜查令，可進入屋宇，車輛或船隻，搜查任何武器或軍火，同時可截查可疑人物；此外，任何人如獲悉別人藏有攻擊性武器者，須向警方檢報（1967年7月22日）。

資料來源：程翔《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當時在緊急法令之下，警方作了多次的鎮壓行動，具體例子包括：

1. 查禁報館、左派據點

當時警方針對左派報章，作過不少封閉及拘捕行動。例如8月9日凌晨，警方封閉了左派報章《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並逮捕了主持人胡棣周、李少雄、潘懷偉、陳艷娟，及承印三份報章的南昌印務公司經理翟暖暉（亦稱「三報事件」）。8月15日，警方再拘捕5名分別來自新華社、《文匯報》及《大公報》的記者。

6月8日，警方搜查了左派據點觀塘銀都戲院，6月14日更吊銷其戲院執照，是為香港戲院史上首次。

2. 大舉搜捕及檢控

在警方大舉查禁煽動性言論及標語下，多人被拘捕及控告。據統計，六七暴動期間，共有1,936人被檢控。其中，因「藏有煽動性標語」被控者有209人，因「發表煽動性言論」被控者有81人。警方搜查過的可疑單位則有1,281個。

羅恩惠接受《香港01》記者查詢時提到，當時有左派電影工作者聯會的職工，因為在自己的物業外，張貼《文匯報》及《大公報》關於反港英政府的頭版，亦因為緊急法令而被捕，被告大多入獄一年左右。

另外在7月20日條例「加辣」之後，當局被進一步賦予隨時驅散集會的權力，三人以上的集結皆可進行驅散甚至拘捕。暴動期間，共465人因「非法集會」被檢控。

六七暴動緊急法令資料：

《消失的檔案》導演：1967年社會氣氛更恐懼　不能與現時相提並論

羅恩惠再補充，六七暴動期間的社會氣氛，由5月膠花廠勞資糾紛、東九龍多日騷亂開始，普羅大眾已經相當恐懼。6月1日，左派工人於油麻地船排廠，禁錮海事處一名高級主管一天。當時整個社會對左派人士是較為反感。直至7月開始出現炸彈潮，左派將炸彈和汽油彈扔在遊樂場、電車等等地方，無差別攻擊平民，當時市民連出門都會有強烈的不安全感。所以港英政府當時啟動緊急法令，並不斷「加辣」條款，社會普遍持較正面態度。

羅恩惠認為，今年的示威浪潮，與當年的社會氣氛相差甚遠。她提到，雖然有示威者投擲汽油彈，但一般都是扔在自己和警方的防線之間、阻礙警方推進居多；但當年左派人士基本上是要置目標於死地，手段暴力得多。而現時市民在大部分日子，仍然可以自在地外出，而且對示威者有較多理解和同情，與當年社會上的廣泛恐懼感分別很大，目前情況難與六七暴動相提並論。她認為，特區政府目前根本沒有足夠理由再實施《緊急法》。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郭榮鏗：《緊急法》不能凌駕《基本法》

目前情況難以和六七暴動類比的是，1967年的香港，市民的結社、集會、罷工等自由的法律保障較有限，更未受憲制文件直接保障。但回歸後，《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列明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第十一條則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第三十九條則列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在香港繼續有效。

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接受《香港01》記者查詢時表示，在法律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並不能凌駕《ICCPR》及《基本法》。因此，若以《緊急法》，如1967年般限制香港人的自由，以達致所謂的「止暴制亂」，其法理極有機會受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