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學講師至當小販 劉小麗：只為基層人士爭回尊嚴
理工大學講師劉小麗，本來可以安坐校園，專心教學和研究工作，但她卻選擇在農曆年廿九跑去當小販，還要只做了10元生意，便被拘捕，更因而被票控，被法庭裁定罪成並被判罰款1800元。
劉小麗的舉動，常人可能難以理解，但她有自己的堅持。小販即使在城市中只佔細小的空間，擁有微小的話語權，但她不能漠視他們的聲音。她關注的是政策和執法上的不公，迫使這班為謀生的人活於黑暗，她作的一切，只是希望能引起大眾關注，貧困也應活得有尊嚴。
我不是濫愛，或視窮人為天使，或我要去打救，但你知道窮人在這社會裡，過着怎樣的生活嗎？窮人不是天使，但窮，會讓人失去志氣。
劉小麗唸社會學出身，畢業後當上大學講師，現於香港理工大學（理大）轄下香港專上學院擔當社會學科教師，一向關注社會問題，亦熱衷討論政策。今日的她，卻因為身體力行挺夜市，於年廿九晚乾脆當上小販，因無牌販賣而成為被告，揹上刑責。但真正令她願意拋下身分、走上街頭，卻是她一年前參與深水埗關注綜援組織舉辦的「見光墟」時，一名女攤販在論壇談到自身因貧窮而失掉尊嚴的故事。
那太太說，她們以前放天光墟。以前做小販，做到好似賊。做小販，只求食環職員網開一面，但什麼時候能執法﹑什麼時候能受到格外開恩，都是食環職員所好。太太說，她真的沒想這麼多，今時今日，擺攤能夠光明正大﹑得到尊嚴，已經很難得。
小麗生於基層家庭，八十年代還住在板間房，家庭月入很低，緊絀地分配三餐，知道委屈的滋味。深水埗舊墟市一直叫「天光墟」，名符其實，天光前來趁墟，天光就好散去。「見光墟」，寓意小販終見光明，不用「走鬼」，不用趕在天光前離去。
「我當時才知道為什麼叫見光墟。」小麗剎時泫然欲泣，留及肩短髮的她，說話帶點倔氣，往往說到不公的事，難掩氣難平。小麗這刻眼眶裡的淚，倔強地不願掉下。
為什麼貧窮是一個錯？
參與見光墟的舉辦過程，她開始得知，審批墟市的過程往往受拖延，社工要專程登門到各部門辦公室，坐足一日來等職員蓋一個印章。辦一個合法合情的墟市，竟變得如此困難，遑論一名甚至不知官員辦公室何處的小販。立法會議員能夠輕輕說一句「掃左去」，但小麗比我們有記性— 她記得基層油漆工人，因工作需要，只可以買二手而廉價的牛仔褲來上班，墟市正合所需；她記得只能擺檔，以卑微收入維生的小販；她更開始記起大專院校的一名學生，曾為一程小巴而苦惱，幾元，也可以是大數目。
「既然有人要賣，也有人只能夠買這些東西。」小麗畢竟是大學講師，說話時恰當地運用詞語，然而這三個字—「只能夠」，是多麼沉重而卑微。
關注基層生活 問「貧窮為何錯」
「我不是偷，又不是搶，我想用自己一雙手搵食而已。」小麗注意到，連性工作者都會說出這句話，但小販沒有。
她說的故事，只是平凡基層生活，甚至有點乏味。誰沒見過小販走鬼？誰沒見過油漆工人那油漬斑斑的牛仔褲？但她偏偏忘不了，質問政策為何傾倒，企業化的店舖租金幾萬元計，小販擺街，政策卻又不存體諒，亦不願為基層踏前一步而修例，反之令他們成為帶罪之身。小麗不肯認罪，執着的既是一個「罪」字，但更深層的叩問在於，為什麼貧窮是一個錯？
年廿九當晚，執法機關似乎更嚴厲執法，小販都有點怕，她一個大專院校教師，不假思索推起「腸粉大王」的小販車，帶頭開檔。她不過做到十元生意，就被捕了。事發至今逾半年，面對刑事責任，問她有沒有擔憂過，她承認在更早的年前，遲疑過，一名大專教師揹上了小販的刑事案底，總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但正正是遇上天光墟的故事，拋開了。面對審訊，她甚至一早打定輸數，也沒有脫罪的心，只希望在庭內自辯，為小販發聲。
直到審訊當日，前一晚深夜她還忙住準備文件，只好在審訊時頂住厚重的眼皮，跟代表律政司的大狀對壘，小麗於結案陳辭時，甚至說得很快，她深怕裁判官中斷她的發言，她希望要說完想說的話。她完全承認自己做過控罪的事，但質疑條例背後的精神不合理。
裁判法院最終宣判，判處劉小麗有罪，罰款共1800元。判處有罪後，她神情平靜，也俐落地不作任何求情。始料不及的是，她反對律政司申請充公木頭車和煮食容器，裁判官追問她反對理據，她提到兩個字，「原則」：
劉小麗：為什麼要充公了？這些都是市民財產，他們既不是拿作打劫之用，亦不會對公眾秩序造成危險。1998年，就有玉器小販為了抗議充公，庭上自焚。對小販的打壓本來就是粗暴的，還要將工具充公，是不近人情。
裁判官：那如果只是針對本案呢？
劉小麗：我談的是原則。當時這名玉器小販黃大福自焚身亡了，署方將充公的玉器還予其親人，可見充不充公並不是執法重點。
裁判官：律政司如今是依條例來申請充公的。
劉小麗：你有權這樣做，但我不認同法例本來合理。
小麗庭外指裁決都是意料之內，但承認有不開心，因為裁判官錯誤理解她的辯護理由。小麗覺得，案件審議所需求的精神壓力，較罰則帶來的壓力，更為沉重。一宗案，從提訊至裁決，就需時半年，絕對不是一般小販能夠承擔或願意面對的。至於案底會否影響她的教學生涯，她也直認不諱，早在裁決前，校委會已有人以此攻擊她，甚至意圖要藉此辭退她的職務。
倡政府規管小販行業 如辦固定市集
小麗質疑現行法例的不公，她亦積極向政府建議應規管小販這個行業，而不是亳無規管地放任，最實際是舉辦固定市集，政府有責任管理墟市和做好衛生評估，成就固定小販的存在。「這才是政府要做的功夫，要說什麼都不准許，那官多麼容易當，人人都懂當了。」她承認，立法會數年前有提過修訂墟市政策，給予區議會有關權力，但至今政策未有實行，部門之間時有互相推塘責任。
事實上，政府早已不會再簽發新的小販牌照，流動小販更不設轉讓和繼承，加上1993年推出的資助計劃，以特惠金鼓勵小販自願交回牌照。單在2012年至2014年，小販就減少了逾800個，佔當時小販數人數的十分一。
八十年代，可能未必需要重訂墟市政策，畢竟當時小舖林立。但時至今日，社會充斥著領展等大企業霸權，對許多公公婆婆來說，商場的物品﹑餐廳的消費都是貴得買不起的。中年人﹑年輕人不覺得這種困苦，因為他們去上班上學，走出去很容易。我和學者朋友會一路構思墟市政策，說的好像是政治，但關乎著民生，話到尾，是民生無小事。
合辦日巿 「自由定價」
政府修訂政策只聞樓梯響，小麗就決定自己先走出去，半年來跟「腸粉大王」﹑美孚家政等團體兩次合辦桂林日市，星期日（6月26日）亦會在黃大仙舉辦日市。為了避免違法，日市不如真正的夜市，不會明火煮食，只佔用街道三分一空間，並作「自由定價」。走「法律罅」，就是現今小販能僅僅擁有的生存空間。但小麗於庭外吶喊大叫口號時，一談及星期日的日市，頓時笑逐顏開：「我們要還給基層合理的生活環境」。
事實上，法庭每日處理數以百計控告小販阻街的票控，小販面對執法似乎都司空見慣，有的更累積逾百次同類案底，他們只會平靜地向裁判官說：「我認罪，我無嘢講喇。」裁判官亦只會按規定判他們罰款500元至600元不等，每宗案的審訊，歷時不過一分鐘。小販們為保生活，根本管不得案底。庭上只有劉小麗說：「我雖然有做過，但我唔認罪。」
這城市裡，多少個身影擦過，就確實有多少個生命掙扎求存着，又有多少人如劉小麗般，關心到他們的生計，也希望為他們爭取回一點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