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民建聯鄭泳舜從深水埗冒起　全因「沙羅曼蛇」？

講起「沙羅曼蛇」（Salamander），可能有人會想起一隻經典電視遊戲，而有留意政圈動向的朋友，則可能聯想到「傑利蠑螈」（Gerrymander）這名詞。十九世紀初期，美國麻省州長傑利將麻省州議會選區重劃，保障民主共和黨候選人不成比例當選，其中一區被重劃後，地圖上的形狀似蠑螈（salamander），所以政敵將傑利的姓氏（Gerry）與蠑螈的字尾（mander）組合成「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
選舉管理委員會周一（23日）公布明年區議會選區分界臨時建議，諮詢一個月。不論泛民建制，都有現任議員表示受到影響，不過據《香港01》統計，民協、新民主同盟有逾4成現任議員受影響，比例最高，而民主黨現任「超級區議員」鄺俊宇，更有近半現有選區被劃走。故此幾日以來，「傑利蠑螈」針對泛民之說甚囂塵上。
事實上，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管會有責任按時改劃選區分界，法例也有白紙黑字的標準，只不過實際執行起來仍然有「演繹」空間，以致不時出現一些舉爭議性的選區劃界，甚至明顯改變該區政治板圖，故屢屢惹起質疑。其中，今年憑藉3.11補選晉身立法會的民建聯政治新星鄭泳舜，「間接受益」於當年的選區改劃，2007年在南昌北險勝泛民對手，也是「經典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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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安排非硬性規定　選管會有權按「社區獨特性」調整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管會須檢討區議會選區分界，並就臨時建議進行公眾諮詢，且須在與上一屆區議會一般選舉相隔不超過36個月的期間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至於分界的準則，從政策上亦「有規有矩」。法例準則要求每個區議會選區人口，要符合「標準人口基數」（預計總人口除以選區總數，2019年則為16,599人），不應多過或少過基數的25%，在今次的個案，則選區人口應介乎12,449人至20,749人之間（下稱「許可幅度」）。

然而，人口數字並非硬性規定，條例同樣要求選管會在劃定選區時，顧及(1) 社區獨特性及地方聯繫的維持；(2) 有關區域或其部分的自然特徵，例如大小、形狀，以及交通方便程度及發展。

劃界按人口分佈調整　執行上卻「只供參考」

所以在今次的選區劃分建議中可以看到，有個別地區由於社區組成、地理位置等比較獨特，例如南丫島和蒲台島，所以即使兩島的預計人口合共只有6,501人，比標準人口基數低超過六成，仍然成為一個選區；而多個離島選區如大嶼山、逸東邨南、逸東邨北、長洲等，預計人口都超出標準人口基數的三、四成。其他區亦有少數選區不符合許可幅度，例如西貢區的「西貢市中心」、觀塘區的「麗港城」等。

換言之，條例上所言的人口安排，實際上只是參考指標，在現實執行上會為選管會留有一定的空間，讓其「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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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劃有否客觀準則受質疑

問題就出在這裏，因為需要遷就各區的獨特性，每個選區人口在現實上很難做到平均。選管會內部的「工作原則」中，已列明如果選區人口不超出許可幅度，惟超出幅度但有合理理據支持的，分界會盡量維持不變。但選管會沒有公開詳細說明背後的判斷準則為何，而最後重劃的選區，往往惹來「傑利蠑螈」之疑。

例如前街工成員、現任葵青區議員黃潤達就撰文批評，其現時所屬的葵涌邨南（S06）選區，近幾年人口並無大幅增長，但在新建議下，葵涌邨春葵樓、夏葵樓、秋葵樓及葵馥苑劃入葵興選區，可是以上樓宇的社區生活配套，都是位於葵涌邨內，與葵興選區其他樓宇也相隔一個山頭。而葵涌邨在新建議下，將會一分為三，分別由葵涌邨北、葵涌邨南以及葵興3個選區區議員管轄，被指導致居民無所適從。

劃界被指未符現實環境　建制泛民皆「中招」

當然，建制派的選區亦有相當影響，如上文提及的長洲，現時兩席皆屬建制派，但新建議下「二合一」，變相減少一席。新建議下，長洲選區人口比標準人口基數多出31.04%，屬「爆標」；而翻查上屆數字，「長洲南」和「長洲北」兩個選區，人口都比基數少約34%，屬「不達標」。

因此外界關注的地方是：到底選管會在決定一個選區人口時，改劃之間的客觀標準為何，甚至有沒有客觀標準？而選管會在建議改劃選區之前，又有沒有充分考慮過不同選區的情況呢？既然大家都不知道選管會實際改劃選區時有何標準，「傑利蠑螈」等等的政治指控自然有發酵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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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泳舜仕途順利　選管會11年前「間接相助」有關？

這類區議會選區的劃界問題，過往也引起過不少爭議。例如2007年的區議會選舉，深水埗的選區因應石硤尾邨清拆重建，選管會認為需要改劃，整個「南昌東」選區被一分為四，原先的南昌東區議員、屬民協的深水埗區議會副主席梁儷，頓時失去根據地。

當時就有質疑指，其實石硤尾邨是分階段清拆，對原先南昌東的總人口影響未算太大。而該年原南昌東選區拆散併入4個選區後，該4個選區的人口都接近許可幅度的上限。

而從地圖可見（見下圖），2007年改劃選區後，選區劃分的形狀十分奇怪，「南昌北」的範圍越過了整條長沙灣道，「伶伶仃仃」地凸出幾幢樓；「南山、大坑東及大坑西」選區，又忽然跨越了整片山地和配水庫。

總之客觀結果是，失去根據地的梁儷於該屆轉戰「南昌北」空降出選，與該區原有的泛民區議員、民主陣線梁漢華「撞區」。最後梁漢華得624票、梁儷得898票、民建聯鄭泳舜得912票，以14票之微險勝，成功在深水埗「插旗」。

鄭泳舜經此一役，政治前途也愈來愈順利，先後在2011、2015年的改選中繼續連任，今年3月的立法會補選更擊敗被DQ的前議員姚松炎，成建制派回歸以來，首位在立法會補選「單挑」民主派成功的人。

泛民處弱勢　稍一改劃必挑動神經

因此，選管會劃區的準則如何具體落實，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性。有些選區容許人口不符合法定許可幅度，有些選區卻不行。而他們最後劃出來的選區，不論是過往選舉的最終定案，還是2019年選舉的初步建議，都有許多屬「奇怪組合」。

所以，縱使選管會主席馮驊表明，改劃選舉分界「不會考慮政治或與法例無關的理由」，現實上也無人能夠拿出實質證據指劃界涉及政治考慮，但基於選管會劃界之後，往往掀動有關地區的政治板圖變天，總是容易惹來質疑。

而且，經歷由前年起多次的選前DQ，選管會被捲進政治風眼，選舉公信力受到考驗，泛民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確實又處於弱勢。在這種情況下，稍有影響選區組成的改動，特別是涉及一些泛民「票倉」，事必引起反彈，也是可以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