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別後首逢母親節　任建峰紅着眼憶亡母：沒有她　沒有現在的我

去年10月，中秋過後，那個晚上任建峰怎也忘不了。他和家人還在趕往療養院的路途上，電話響起，聽筒已傳來噩耗，說謝燕儀斷了氣。「小時候，她很喜歡躺在牀上裝斷氣來嚇我，我真的很害怕，但到了她真的斷氣一刻，那一刻，我腦海中卻不知道應該想些什麼。」任建峰回憶時一度哽咽。
年屆四十，執業律師兼議政組織「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是母親謝燕儀在艱難中將他撫養成人，屋簷下的矛盾卻難為外人道；可惜謝燕儀於2013年確診肺癌，去年 10月離世。自小與母親飽經風霜的任建峰，面對首個失去母親的母親節，始終未能抹去心頭一片寒，只能以沉默追憶，「半年來，我不時夢見她，兩個人很平淡地閒聊，夢裏她很好，沒有痛苦」。

依靠

任建峰不忍母親再受苦難，或許他自孩提時已目睹太多。1986年9月，身形瘦削的謝燕儀帶着10歲的任建峰，遠赴澳洲墨爾本與任父相聚，任父卻因生意失敗被捕入獄。為申請法援，謝燕儀將房產二按，大屋頓成負資產，自己更賠掉半生積蓄。任建峰仍記得那段惶惶終日的歲月：父親被捕當天，家中只餘5澳元，謝燕儀設法籌來保釋金，餘額剛好買來發霉熱狗充飢；後來債主臨門滋擾，對方圖強行入屋，謝燕儀急得將丈夫推到門外，反鎖大門與兒子躲在屋內避禍。

不過，任建峰眼中，謝燕儀絕不薄情。任父坐牢兩年多，監獄規定家人只可攜帶兩份報章探監。謝燕儀見看守者不諳中文，偷偷將華文報章中的廣告裁走，將每周6份報章砌成兩份運進去，每次「剪接」要花上3小時，「她覺得做人要有道義，不可以在對方最無助時拋棄他。可是有時我想，如果監獄規定更嚴格，她就不用這麼辛苦。」

為了兒子，謝燕儀強悍起來，到免稅店和六合彩店打工、教廚、任醫務所接待，日復日辛勤工作，望還清債務，更望子成龍，「旁人都勸她，讓我及早工作幫補家計，她卻懶理，認定我是讀書材料。」謝燕儀睡前習慣讀報、看港劇影帶，更愛與兒子聊聊天，訴說工作瑣事。謝燕儀沒有倒下來，任建峰是唯一原因，但兩母子誰是誰的倚靠，卻總是說不清。

感染

日夕相處，任建峰處事總有謝燕儀的影子。為了生計，謝燕儀日以繼夜工作，任建峰看在眼中，深明金錢重要，大學高峰期兼任講師及研究助理，每周工作20小時，更在獎學金「利誘」下報讀碩士。2001年為了高薪及發展機會，任建峰決定回港考取法律學深造證書（PCLL），至2005年年初終為香港執業律師。

母子倆愛「抱不平」的性格也很相近。當任建峰還是小學生時，謝燕儀已是學校常客。學校規定學生寒冬仍需穿短褲上學，謝燕儀不服，反過來要求男老師「效法」學生，結果學校准許男學生穿長褲上學去。任建峰曾經被老師罵哭，說他像猴子，謝燕儀聽說此事，跑到學校要求老師道歉。有老師放產假，學校安排每周換上一位班主任頂替，媽媽要求校方不要把人換來換去。後來謝燕儀在澳洲免稅店工作時，因目睹上司盜竊而被打壓，精神幾近崩潰，那時卻是大學生任建峰，拉着母親到工會討回公道。

二人回港後積極投身社會事務，03年七一遊行，任建峰還在猶豫應否上街，謝燕儀反問一句「怕什麼」，結果他們一起見證50萬人上街壯舉。2014年8月，任建峰宣布通過對律師會會長林新強的不信任動議，對着鏡頭崩潰痛哭後，深夜便收到母親來電，說自己受到鼓舞，整個人也精神起來。同年，患癌的謝燕儀要求兒子助她登記作佔領中環義工，希望在最後歲月為社會運動獻身，遺願之一，是希望港人能夠爭取真普選。2015年年初，任與法律界人士成立議政組織「法政匯思」任召集人之一。敢言母親，造就為公義發聲的兒子，日子有功，二人才能相輔相成。

雙刃

在這秤不離砣的歲月中，緊密的親子關係卻如雙刃劍，拿揑不準的母愛容易令人窒息。有些心底話，壓在任建峰心頭多年不敢說，「一直以來我們的模式是，她是母親，我是兒子，她全心全意為我，而我要絕對服從」。任建峰說母親雖外表剛強，但曾受上司打壓，弄至精神緊張，內心缺乏安全感。自他組織家庭後，謝燕儀尤其害怕失去兒子，又與媳婦性格南轅北轍，一家人關係崩緊，「太太從事資訊科技，不會花言巧語，而媽從事推銷員多年，習慣與說話圓滑的人相處。到我兒子出生後，談到如何管教便出事」。

儘管任建峰對母子如何鬧僵輕描淡寫，但終究無法否認它帶來的惡果。2012年他飽受情緒困擾，一度有輕生念頭，「那時想不通，明明已經熬過最困難的日子，卻不懂如何面對母親，每次見面也很緊張，不想做人」。他聽從上司建議，接受心理醫生輔導，醫生要求約見謝燕儀：「某程度上是與她對質，直接告訴她（某些做法）很影響兒子成長，過去我一直也是聽她說，我是『光緒』，她是『慈禧』，當然她從沒傷害我，但到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是個獨立個體。」會面產生化學作用，二人相處多年卻要由零學起。任建峰開始爭取與母親「對等」地位，謝燕儀也努力消化兒子已長大成人的事實。

患病

化解心結非朝夕之事，偏偏2013年謝燕儀確診末期肺癌，去年4月病況急轉直下。8月時，任建峰生日前夕，親手將母親送進療養院。他自覺狠心，「那是沉痛決定，因為你知道送她走，她的生活質素不會改變，進去只是等死，永遠離別她的家」。那為何仍要送她走？「她已失去自理能力，加上她英文退化，後父是澳洲人不懂粵語，所受壓力已到頂，那是別無他法。」

身體被困病榻上，謝燕儀用心眼看得更真。從前不咬弦的媳婦，竟也放下尊嚴，為自己清理大小二便與洗澡，讓她再也無法否定對方的賢淑。任建峰亦珍惜謝燕儀在療養院的最後歲月，平日上班花兩小時來回療養院，爭取午飯時探病十分鐘。周末，他與家人買點心探望母親，重演一家人上茶樓的溫馨時光。任建峰於2014年親撰文章《我老母教仔》，大讚母親育兒有道，哄得她笑逐顏開，「一般人會在至親離世後才寫，我特意在她還清醒時寫的，讓她知道，兒子在眾人面前稱讚她」。

謝燕儀日漸消瘦，至僅餘70磅，最後一次回家團聚是去年中秋節，「那是9月尾，她已不太能說話，但那天餵她吃東西，以她當時狀況而言胃口算不錯」。兩星期後，謝燕儀便離世。那夜，任建峰與家人還未趕到療養院，已從電話傳來噩耗，說謝燕儀斷了氣。任哽咽：「小時候，她很喜歡躺在牀上裝斷氣來嚇我，我真的很害怕，但到了她真的斷氣一刻，那一刻，我腦海中卻不知道應該想些什麼。」

追憶

謝燕儀離世後，任建峰只顧為她尋找教堂辦喪禮，上月底才辦妥骨灰位，償了母親遺願。回想前塵往事，他只記得這樁病牀邊的小事。謝燕儀病入膏肓，總是神志不清、嘔吐大作，或厲聲呻吟，照顧者壓力難當。但每當她稍為清醒過來，總會愧疚說，「兒子呀，我也不想這樣，其實我最疼愛的是你」。「她這樣說，你會明白，無論兩母子怎樣改變，有些事是不會變。沒有她，我就沒有現在。」任建峰紅着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