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饒宗頤辭世】有過饒宗頤，香港真的不再是文化沙漠？

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與世長辭，兩岸輿論突然湧現諸如「有過饒宗頤，香港不再是文化沙漠」的聲音。誠然，饒先生對在港弘揚傳統中華文化及教育後進貢獻良多，他亦曾主動駁斥香港是「文化沙漠」之說。然而，隨着他的仙遊，我們再看香港是否脫離「文化沙漠」，情況又非如此……
撰文：郭文德

知名學者饒宗頤先生於2月6日在律敦治醫院去世，一眾高官以至國家領導人紛紛表示沉痛哀悼，又盛讚他在文學、史學、哲學等人文學科領域鑽研深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還稱呼他為「香港和世界在學術和藝術界的瑰寶」，坊間更有評論引述饒先生的成就作為本港「學術自由」之證……可是在今日的香港，像饒宗頤先生這種文史哲及人文學科領域通才，又真的如此受器重嗎？

香港這麼繁榮，怎麼是文化沙漠呢，沙漠中也有綠洲，我就是一個綠洲吧……

眾所周知，香港過去經常被人貶稱「文化沙漠」，而且這個蔑稱至今仍不時出現，饒宗頤先生曾在一次訪談中為香港抱打不平，他說：「香港這麼繁榮，怎麼是文化沙漠呢，沙漠中也有綠洲，我就是一個綠洲吧……」然而沙漠之為沙漠，除了在於地表普遍不見植被之外，還在於砂土欠缺肥料而難以耕種；那麼文化沙漠之為文化沙漠，同樣不只代表這個地方沒有知名文人，也意味其人文學科教研不獲重視。饒老本人作育英才、亹亹不息，在港教出的許多學生後來都成為著名學人。可惜單憑他這一塊綠洲之力，似乎仍未能夠扭轉香港文化沙漠化的趨勢。

人文學科備受輕視　機制不利孕育通才

輕薄人文學科的現象在香港一直屬於常態。香港各大學的文學院學生數目一直維持在總數15%左右，開設課程的數目及比例絕不算低，但是在歷年大學聯招最多人報讀的科目清單上，與人文學科相關的文學士課程卻始終長期缺席，反映這些課程普遍不受歡迎。讓問題雪上加霜的是，這種現象已經開始蔓延到中學。

根據去年底考試及評核局公布中學文憑試考試報告，中國文學科、歷史科參與考試的學校數目連續四年錄得下跌，儘管中國歷史科報考人數有微升，惟其參與學校數字同樣減低。單看考生報考率的話，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兩科的表現甚至遜於港英殖民時期。

褒揚文史哲學人　資助卻背道而馳

此外，本地的圖書館藏品分配也反映出對人文學科領域的輕視，管理者顯然無意購入太多這類書籍。就以饒宗頤先生的著作為例，去年初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刊行的《選堂詩詞評注．黃石集》，至今只有與他關係較深的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圖書館入藏；即使是200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同樣僅有港大、中大以及嶺南大學圖書館購置了實體藏本。而在香港政府公共圖書館系統裏，更加完全不見上述兩作蹤影。既然本地圖書館對一代大師的論著都收藏得如此不齊全，那麼談何叫學生、公眾去研讀大師的作品？以至跟隨饒宗頤先生的腳步去研究文史哲？

位處高教界頂端的人文學科研究人員，亦沒怎樣好受。學術研究有賴政府資助支持，當高官紛紛盛讚先生鑽研文史哲的成就時，港府對人文學科研究經費的分配情況是怎樣呢？

據大學教授資助委員會的統計數字，2017/18年度「優配研究金」人文學及藝術有203個申請項目，最後有53個項目獲得約2,000萬港元資助；在14個學科小組中，其獲批項目比例為倒數第5名的26%，而合計資助金額則為倒數第4名的3.3%。在歷年遴選過七輪的「卓越學科領域計劃」21個項目中，只有第四輪的「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勉強屬於此一領域。

無論如何，文化沙漠最後一塊綠洲的水源已經乾涸。香港過去幾十年都無法將它擴展成繁盛叢林，現在是否要去認真想想如何保護殘存植物的未來呢？怎樣緬懷過去碧水清泉的好，也無法改變它已消逝的事實；反而當下頓失灌溉、隨時凋萎的人文幼苗，才更值得關注。巧合的是大陸傳媒為饒宗頤授予最後一位宗師、通人等桂冠，本意大概是想彰顯他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貢獻，不過聽在香港人的耳裏，或許正提醒我們別讓一代國學大師之死，連帶拉着香港整個人文學科領域陪葬入土。

另一方面，我們強調饒宗頤於香港成就與影響的同時，也不能忘記他並沒有受過香港本地的教育。他早年的文化訓練來自家鄉潮州，其父坐擁粵東地區最大藏書樓，並致力培訓他自幼學習詩詞歌賦。大陸政權易幟以後，饒宗頤是眾多南來文人的其中一人，由於在移居香港前已有教研經驗，故相繼獲聘任教於中大新亞書院中國文學系及港大中文學院，而這才是他與香港學界關係的起點。從這一角度看，饒宗頤固然是香港學者，但卻無法視之為香港本地出身的學者，由此便引發出一個問題：香港本地能不能出現另一個饒宗頤延續其志業？

學院遊戲規則遽變　搏命滿足量化指標

饒宗頤於1978年退休。據傳他認為文史學者黃金時期在60至75歲，他又說過：「做學問不是鬥搏命，而是鬥長命。」碰巧這些說法都可以體現在饒先生的學術生涯，譬如其學術著述很大部分就是退休後才面世，箇中原因與他長年知識的累積和沉澱有關。可是，也不能忽略饒先生退休前後的客觀學術環境差別，正是在1980、90年代之間，世界各國陸續有報章與調查機構製作大學排名，從此學術世界遊戲規則遽變，開始根據論文發表數、被引數等量化的產出指標，對院校及在職教員評頭品足，先生退休之年幸運地避開這場大變。

做學問不是鬥搏命，而是鬥長命。

試想一下，如果今日本地文學院有某位教授，琴棋書畫文人四友皆通，然而沒有「搏命」發表研究論著、賺取研究經費，還要等退休脫離院校體系才慢慢整理著述，無法提高產出指標、對大學排名沒貢獻，那他還可否獲得校方繼續聘任？正是在這種「Publish or Perish」環境，新一代人文學科教研人員無法享受像饒先生那時的治學條件，再沒有融會貫通非其專業的閒暇，也沒有長期專注單一議題的空間，而必須有效率地提交不同題目的專門研究計劃，並且盡快在學術期刊發表一定數量研究論文。

錢鍾書、季羨林於1998年與2009年相繼逝世時，中國輿論也引發類似討論，批評重專才、量化的現代學術界機制不利於孕育通才，兩人亦常被拿來跟饒宗頤比較，突顯後者在港避過十年浩劫，有機會與外國學術界自由交流。但要注意的是，在學術界機制扼殺文史哲空間的問題上，今日香港的情況未必一定比大陸要好。中國基於國情需要還會自行製作排名、出版期刊，香港卻總要與國際接軌，說難聽點即崇洋媚外。受語言及文化差異影響，以傳統中國文化為主的文史哲學科從業者，發表論文渠道當然會在歐美世界遭到很大制約，所面對的困難較國內同行有過之而無不及。

沙漠有了綠洲，本身還是沙漠。持續提供水分改造土地，方能改變這個狀態。對一代國學大師的尊重，不應該在其生前死後、定時定候將他當成「國寶」一樣搬出來展覽和吹捧，而是應該熟讀他的著作、學習他弘揚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及珍視他背後的整個人文學科領域，甚至試圖效法、繼續他的未竟之業。無奈現實卻是大師論著若非行內人根本沒誰會翻閱，中國文史哲以至人文學科的存亡越發乏人問津，相關研究者也被完全置入了不合宜的量化評核機制之中……在如此條件下，我們怎麼期待本地產生另一位饒宗頤先生那樣的通才，去繼續他逆轉香港文化沙漠化的工作？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部哲學碩士，劍橋大學中國研究學系博士候選人，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研究員）

原文刊於第9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12日）《別矣，一代通儒！誰能延續饒宗頤未竟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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