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長者自殺率高 義診者醫人又醫心 助增生存動力
長者照顧的議題上，醫療和社福政策本難割裂。雖然《香港的基層醫療發展策略文件》未有提過醫社合作，當中的「跨專業合作」更只提及醫療專業人員，但社會福利署早於1990年代已透過資助長者社區照顧服務，支援未獲安排入住安老院的有需要長者。
主要服務包括紓緩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EH）、綜合家居照顧服務（IH），讓長者在家也能接受專業的醫療服務，包括洗傷口及物理治療，同時得到日常照顧如送飯、陪診及清潔等服務。資助長者社區照顧服務還包括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等等。為了紓緩這些服務的輪候時間，近年社署加推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今年開展第二期，服務劵由5,000張加至6,000張，由長者自行換領有需要的服務。
不過，如同醫療服務的情況，以上的社福服務亦只照顧到情況較嚴重的長者。有關注長者照顧服務的註冊社工及前線註冊護士更指，現時甚至連有輕度缺損的長者都無法得到服務，中度至嚴重缺損長者（已行動不便，又未必有人照顧者）也平均需輪候一年。據社署公布，截至2017年11月30日，有9,200人在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內登記輪候資助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即使有服務券計劃支援，當中仍有5,538人正輪候現時主要服務中度至嚴重，及少量輕度缺損長者的EH及IH服務。
正於非牟利組織EH隊伍工作的註冊護士Carmen表示，上門服務時經常留意到服務對象的鄰居或居所附近的長者，很多都行動不便或渾身臭味、需要服務，但閒聊幾句便發現他們很多未有輪候，甚至不知道有相關服務。
註冊社工兼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幹事劉藹琳亦指，有一名女長者本身走路不穩，但「未夠嚴重」，故連輪候照顧輕度缺損的IH服務的資格都沒有，直至不慎跌倒後，才獲輪候並得到物理治療等服務。劉藹琳憶述，該名婆婆向她表示「如果早點給我這類服務，便不會跌倒，那現在便能繼續（在社區）好好生活」。劉形容，這位婆婆性格好動，喜歡社交，自跌倒導致行動不便後，自信心變得低落，經常說「我依家無用了，行唔到遠，在等過身」。
翻查社署資料，IH自2013年未有增加常額人手，14年來隊伍數目仍維持在60隊。劉藹琳批評，社署常以短期計劃應對人手不足問題，例如以關愛基金推出「支援輕度缺損關愛計劃」、「服務券計劃」等，皆治標不治本，施政方針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深水埗富昌邨居民服務中心總幹事李炯，是在前線服務社區長者多年的註冊社工，他認同照顧長者的「service gap （服務空隙）」很大，除了那些已知有需要但得不到服務的長者，社區內隱閉長者也經常被忽略。他又指出，EH及IH服務本意為正輪候入院的長者提供服務，但並非所有長者均希望入住院舍，有的長者因為不想入住院舍，即使有服務需要也選擇不輪候服務。他們有些是「靠自己」，更多是靠社福界或居民服務中心主動提供零散協助。不過，李炯強調，部分「靠自己」的長者有時會積存過多熟食，或在家堆積過多雜物，故不能說「他們想靠自己便任由他們如此，不理他們」。然而現時社區中心及其他相關服務均以「中心為本」，情況與社康醫療服務等相似，欠缺主動性，幫不到情況沒那麼差但有潛在風險的人。這些「漏網之民」容易「出事」，結果會加重醫社負擔。
李炯更指，慢性病和身體機能退化磨人，行動不便或缺乏關心更會消磨意志，令長者易情緒困擾，嚴重時或釀成悲劇。衞生署去年4月於「世界衞生日（主題：抑鬱症）」發布數據指出，本港每100人便有3人患抑鬱症；每10名長者便有1人有相關症狀。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指「抑鬱症是最常見的引致自殺疾病」，她又引本地研究指「有抑鬱症病徵長者的自殺死亡風險，是沒有病徵長者的2.2倍」。
年約千宗自殺 中老年人過半
翻查死因裁判庭過去十年的《死因裁判官報告》，2016年及以前四年，每年全港有約1,000宗自殺個案，當中逾半是50歲或以上的中老年人，60歲以上長者佔三成多。此比率於這五年間更不斷攀升，50歲或以上中老年人自殺個案佔全年個案由2012年的52%，上升至2016年近60%， 2006年的相關比率則只有44%，即10年內升了逾15個百分點。
意外跌死的個案亦以50歲以上人士為主，而且數字有更大升幅；相關數字佔全年意外死亡個案，由2012年36%上升至2015年45%，雖然2016年回落至41%，但對比2006年只有23%的比率，升幅近一倍。（見表）
2014年，深水埗富昌邨接連有長者自殺，曾服務該區並有義診經驗的註冊中醫、兼香港健康協會創辦人朱國棟主動聯絡李炯合作，聯同數位義工中醫開始在該區上門義診。一向關心基層街坊及長者的朱國棟表示，慢性病的折磨容易令病患者心情低落，而情緒會令病情惡化，甚至減低他們接受治療、生存的動力，尤以獨居長者及「無能力離開居所」的長者為甚，故他常說「醫人醫心」，即精神和身體健康是相輔相承。
富昌邨與同區的榮昌邨、麗安邨和麗閣邨設有長者屋，有逾萬長者聚居，該區本來就是人口明顯老化的區域，中老年人醫社支援不足的情況也更明顯。朱國棟於2014至2015年間每月舉行一次大型中醫義診，除了擺攤位為一般街坊把脈，也會聯同數位中醫上門探訪獨居長者和行動不便長者，使得服務不受制於長者的活動能力及主動性。
朱國棟支援的長者大多受痛症困擾，記憶較深的一位是年屆83歲的婆婆。他憶述：「她本來不太能走動，中醫角度為椎體全痛症狀，但做了幾次治療後，再探訪時婆婆已經可以走出門口，坐下來等。」他強調，據其經驗，長者們只要能紓緩痛症，並覺得有人主動關心，連心情都會好起來，血壓和服藥情況都會改善。2015年後，朱國棟在大角嘴區開辦惠民中醫善堂，又定時於天橋底為低收入人士、長者、露宿者等街坊義診。今年他計劃重新參與上門義診服務。
林鄭倡醫社合作 前線信心不大
上述醫療及社福政策實際運作時常有職能重疊或不協調之事發生。Carmen憶述，曾有一位接受其組織提供EH服務的80歲婆婆，本身患有糖尿病、需要陪診及物理治療，但一次因背部生壓瘡需入院「剷死皮」，出院後因想接受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的免費社康護士洗傷口，故須放棄EH所有服務並退會，待傷口康復，才申請重新入會。
婆婆本已行得不太好的雙腳，半年間因缺乏物理治療，再見面時Carmen發現其機能轉差。她解釋，醫院社康護士服務與EH服務一般不能重複享用，但EH的洗傷口服務費須長者自付。以婆婆為例，她因有糖尿病，傷口處理較複雜，需用上最好最大的傷口敷料，每張80元，婆婆初時需每日洗傷口，及後幾日洗一次，捱了一個月婆婆終覺得太貴，才決定退會。Carmen批評，兩個制度不協調，最後令婆婆被迫放棄EH服務。她強調，退出服務需重新輪候，婆婆能夠半年後有位已屬幸運。
面對坊間「醫社合作」的訴求，特首林鄭月娥去年10月於《施政報告》除表示會「大力推動基層醫療健康」，從預防和家居照顧入手，紓緩醫院及急症室負擔，更指會以葵青區作為試點，加強發展「醫社合作」的「地區康健中心」，主力推廣健康意識及服務長期病患者。食物及衞生局於11月便牽頭成立「基層醫療發展督導委員會」跟進上述項目，並檢討基層醫療規劃。不過，早前有報章記者翻查2014年6月民政事務總署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的文件，發現葵青區議會以社區重點項目計劃撥款8,000萬元籌辦醫療護理服務，部分項目使用率僅逾一成，嚴重不達標。林鄭的《施政報告》卻指該區的相關服務「奠下進一步擴展地區基層醫療護理服務的基礎」，令外界質疑未來試點計劃的推行情況及成效。
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指，基層醫療相關小組自1990年代已存在，一直未能發揮其角色，卻不斷重組、「得個講字」。他指，林鄭於《施政報告》提的基層醫療發展也只是「炒冷飯，重新包裝既有資源和制度」，故他對當中的基層醫療願景不敢太樂觀。他又表示，同意現時服務未照顧到中年人、隱閉長者、露宿者等，他更斥政府連有最迫切需要，即中度至嚴重缺損者「都搞唔掂」。
他引述理大學醫療及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佘雲楚編著的《醫學霸權與香港醫療制度》指，醫生在醫療權力架構上擁有絕對優勢，但社會根本不夠醫生處理所有病人及主導基層醫療發展。他認為政府一日不為護士及其他輔導醫療專業充權，讓他們分擔診症、照顧病人等，基層醫療、醫社合作在本地也難言改善。
上文節錄自第9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月29日）《體制疏漏 忽略基層 醫護義診 看顧社區漏網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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