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話醫生．博評】本土主義縈繞醫療專業　不利社會發展

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唔識廣東話，不如返鄉下。」這是多年前一次廣州民眾集會的口號，抗議廣東省政府以普通話為公共廣播用語，限制粵語的公共使用。為保廣府文化，有民眾發起「撐粵語」行動，捍衞語言自由及多元文化，以地方民眾語言（廣東話）之小，對抗中央政府主流語言（普通話）之大。這種語言爭議，正好因為官方語言（普通話）在地方常用語言（廣東話）中屬非主流，才會成為邊陲對抗中央的抗爭象徵。

這種廣東話與普通話的語言爭議也在香港出現。近期有報章報導公立醫院護士申訴在人手本已捉襟見肘的情況下，需為不會說廣東話的非本地實習醫生翻譯，增加工作負擔，又不滿這些醫生成功通過執業資格試及實習考核，獲取醫生執照。有醫生團體更進而表示醫生不會說廣東話會影響病人安全，要求醫委會應該進行語言能力考核，強制應考執業資格試者須有基本廣東話溝通能力。醫者父母心，因應醫生的廣東話溝通能力影響到病人安全，要求醫委會更改考核制度，醫生對病人的關懷真是無微不至。

誠然，醫生如果不能和病人溝通，當然會危及病人安全。醫管局日後在安排不會說廣東話的實習醫生於公立醫院實習時，應該要顧及醫院人手能否應付協助實習醫生翻譯的額外工作，確保包括實習醫生在內的整個醫療團隊能了解病人情況及作出適當治療。至於醫委會的考核制度應加入廣東話測試，表面上看似合理，實則有必要詳細討論。

自從取消英聯邦醫生可直接來港工作的安排後，所有非本地培訓醫生若要取得執業資格，必須通過醫委會的執業資格試及醫院實習評核。執業資格試分三部份，包括專業知識選擇題考試、英語水平測試及臨床考試。除了英語筆試外，其餘兩卷可自選以中文或英文應考。資格試的目的在於評估應考者的醫療水平，因此應考者不會說廣東話並不影響考核。通過考試者及後須在醫院或醫療機構實習一年，以熟悉本港醫療制度和常見疾病。實習階段評核的目的在於評估應實習醫生能否掌握有關本港的醫療知識而不在於能否聽說廣東話。由此可見，整個資格試及實習的評核重點，都是關於醫療知識和能力而不是廣東話的溝通能力。

相信沒有人會質疑，在香港以廣東話作為主流語言的地方，如果醫生不懂廣東話，可能影響對病人的診治。因此在港工作的醫生也理應懂得基本的廣東話。作為醫生最大僱主的醫管局在聘用醫生時，必定會按工作崗位所需，考慮醫生是否必須懂得廣東話。以往公立醫院個別部門如麻醉科、病理科等也有較多外籍醫生，他們都不會說廣東話但仍能服務市民。

另外，不懂廣東話的醫生如果選擇在私營界別工作，只說廣東話的病人自然不會求診，又或者這些醫生的主要病人是操其他語言。由此可見，不會說廣東話的醫生要麼不會被醫管局聘用，要麼在私營界別服務操其他語言的病人，兩者都不見得對只懂廣東話的病人帶來什麼直接影響。

醫生團體基於「病人安全」認為不懂病人語言的醫生就不應診症，那麼是否應該要求將考核制度擴展至印巴語、菲律賓語、甚或少數家鄉話等，以免不會說廣東話的少數族裔因未能與醫生溝通，影響「病人安全」？

再者，硬要醫生必須懂得說廣東話才能在港執業，那麼不少在港工作的外籍醫生都不能繼續工作，例如早前傳媒曾報導的威爾斯醫院日籍心臟外科聖手藤川拓也醫生，及獲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的港大公共衞生學院講座教授（病毒學）裴偉士醫生，甚至其他不會說廣東話的醫生也不能在香港執業、教學、甚或研究。

若說廣東省政府以官方普通話力壓地道廣東話作為標準廣播語言，是以大壓小，那麼要求以主流廣東話作為醫生評核標準之一，又是否以眾凌寡，欺壓不會說廣東話的少數醫生？

其實個別實習醫生未能說廣東話，對其他醫護人員造成額外工作負擔，只是小事一樁。不過有評論將此提升至生死攸關的層次，並扣連到醫生不能和病人溝通會危及病人安全，又說要關注近年考取執業試資格的內地醫生愈來愈多，似在暗示操普通話的醫生在港工作是以「政治正確」犠牲「病人安全」，着實有點借題發揮。

這種論述正是明嘲暗諷操普通話的內地醫生危害病人，無論這些醫生和香港的醫科畢業生同樣已取得本地執業資格，也備受歧視甚至擠壓。這些言論反映的，正是近年一直縈繞香港的本土排中心態，但凡來自中國大陸的都是「低端人口」，必須以本土思維抗衡甚至是打壓。

過去和中國有關的任何東西，實在都令香港人有一種低等劣質、偽冒造假的印象。中國政府和香港社會之間的「中央對邊陲」、「全面操控對自由空間」等權力及對立的政治關係，又令香港人對中國十分抗拒。久而久之，香港人對來自中國的人和事都不問情由地拒諸門外。

然而，不會說廣東話的醫生或只能說普通話的醫生，就算已通過嚴格的評核後取得執業資格，是否也是低等劣質？看來，這種本土排中主義令香港愈來愈失卻了理智和包容，更失卻了發展的機會，香港也因此而固步自封。對中國低質的恐懼及政治高壓的抗拒，令香港社會走不出自我設限的本土安全區。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香港大學醫學院於今年九月加入「中國住院醫師培訓精英教學醫院聯盟」，希望促進中港兩地專科醫生培訓的交流合作。梁院長更指出在現時大醫學、大科學、大數據時代，醫療教學、研究及臨床實踐，必須要有國家級平台支撐，例如：參與內地大型科研平台或申請研究基金，甚至藉國家組成包括香港在內的醫療團隊，參與海外大型醫學平台等，才能達到較高國際水準。因此港大醫學院應和中國在醫學研究和教育方面有更多合作，甚至可能在未來令香港醫生資歷得到內地認可，為本港醫科畢業生提供更大發展平台。

梁院長基於本港醫療界的未來發展，連結內地的精英醫療體系，期望使本港醫療水平攀上更高峰，亦使本地醫生有更大舞台，及促進中港兩地人才交流，本是理應為之。可惜此話一出，即時被醫生團體質疑為中港醫生資歷互認鋪路，向中央政府「投誠」。這事例正好展現了上述醫療界別中的「本土排中心態」。醫療專業人員抱持這種陝隘思維，能否發展更好的醫療服務以治療病人？香港人因恐懼及抗拒而閉關鎖港，不分好歹一概拒絕與內地交往，又是否有利於本港社會的未來發展？

翻閱梁院長的鉅著《大醫精誠》，見他引述千多年前唐朝的「藥王」孫思邈對「大醫」的理解，實在是對今時今日香港醫生的金石良言：

……「大醫」，應先要放下自己的偏見，對於來求醫的人一視同仁：「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

相信「大醫」對通過評核、有醫者心腸、有行醫能力、但不會說廣東話的醫生，也應不分「華夷」，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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