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國教五年．專訪】乖孩子的勝利可再重演嗎？
說2012年反國教運動「成功」，是因為政府擱置課程指引、學生和平解散集會。
隨後五年發生了很多事，政總東翼迴旋處從對外開放的「公民廣場」，變成圍欄重重的政府禁地；「學民思潮」也由主打「反國教」的中學生組織，搖身成為主張「民主自決」的參政團體「香港眾志」。然而，眾志八名常委中，羅冠聰、黃之鋒及林朗彥已被判囚，周庭及林淳軒則有官司，這後四人都是學民思潮的核心成員。
「我心中時常浮現一道風景，就是在反國教期間，躺在公民廣場的升旗台上仰望天空，就會看到兩面旗幟飄呀飄。我不能讓那風景成為過去。」周庭留着和五年前一模一樣的長髮，只是齊眉劉海稍往旁分了點，臉上的稚氣褪去了些，談吐也更堅定：「我們已經豁出去了，坐牢我倒是不怕......大人們常說，年輕人就該這樣，因為長大後會有顧慮，我怕變成他們那樣。」她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港前夕，聯同25名示威者爬上金紫荊靜坐三小時，目前被控公眾妨擾罪。
「十年不長，我們早就準備好，要投身一個以十年起跳的民主運動。」林淳軒用手指從鼻樑處向上托了托眼鏡，據說這樣的人心思細膩。他十年前確診罹患血癌，所幸化療後已痊癒，「醫生只叫我減肥，所以我打算進去（監獄）後只做兩件事，一是運動，二是看書。」採訪當天，他因「反釋法遊行」被控非法集結罪的案件提堂，據律師評估，林或被判監三個月，「中四那年幫之鋒搞『學民』，就和他一起看了很多王丹自述坐牢經歷的書籍，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有機的結合 偶然的成功
學民思潮成員在十多歲時，便帶領香港人打過反國教的勝仗，但到了20出頭的燦爛年華，等待着他們的卻是公民抗命招致的牢獄之苦。這樣的成長路，令不少香港市民既費解又心痛。
回望這五年，不論是港視發牌爭議、反新界東北撥款示威、雨傘運動，還是旺角騷亂，都未能複製反國教的成功；隨着黃之鋒等多名社運人士相繼被重判6至13個月，反國教帶來的亢奮已消褪，一切彷彿又回到原點，大家似乎失去了敢於想像未來的勇氣；各方理直氣壯地爭論政府是否政治打壓、判決是否司法不公，但檢討和總結運動教訓與經驗的工作，卻仍在起步階段。
張秀賢是較常面對傳媒前學民核心成員，他不諱言反國教運動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黃之鋒的個人魅力及學生身份所帶來的政治光環。「那是策略，在催谷起黃之鋒人氣後，就讓他帶其他人出來做訪問，以便上電台打輿論戰……還有連日追擊吳克儉，向他施壓、令他出醜，這可製造政治效果……我們也刻意保持乖學生的單純，盡量避免和政黨走得太近，還有意去博取市民同情以爭取民意。」
幾年間，張秀賢的變化很大，原本瘦弱的身板發福不少。2013年因參選中大學生會而退出學民思潮後，沒如外界所料般加盟香港眾志，反而在今年成立議政組織「立言香港」。外界猜疑當年有政團暗中指導學民打仗，但張秀賢說：「反國教聽起來很有邏輯，但很多決策都是憑直覺，那種天時地利人和是可遇不可求了。」值得一提的是，學民思潮是全港首個開設Facebook專頁、利用互聯網極速動員群眾參與的政治組織，他們的貼文及改圖等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型」。
「我們幾個組織都很『有機』地聚集在一起，大家都有自己的刀，湊在一起了，就各自有不同的貢獻。學生有他們的方法去保持民氣，我們家長組就專注聯繫學校的國教關注組、收集有問題的教材，還有為學生的大型行動提供大後方支援。」張韻琪是「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核心成員，而關注組和學民思潮及教協，都是反國教運動的主要推手之一。曾任港大學生會會長、早就活躍於社會運動的她坦言：「大家除了贏在團結，還贏在時機，當時適逢立法會選舉，我們評估政府為了選舉結果不敢太粗暴，所以想在選舉之前盡量爭取最多的東西。」
撤回與不撤回 撤退與不撤退
成也時機，敗也時機，正因為立法會選舉逼近，但政府仍然不肯撤回課程，學生們急了。就在「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籌備在添馬公園舉行「901開學禮音樂會」前兩天，學民思潮突然宣布佔領政總及無限期絕食。
「整件事不一樣了，不一樣了，我簡直『爆廠』，天昏地暗的，因為整個行動的基調變了，我們最想表達的訊息可能走樣，學生突然變陣，我們應該如何配合？是否需要加入絕食行動？」談及那個突如其來的升級行動，張韻琪很是感慨：「我們也做過學生，當然明白學生的想法，但有些家長有微言，認為學生起碼應該提早通知我們......但現在來看，當時幸虧這班學生把運動推向最高潮，才能迫使政府在立法會選舉之前積極回應。」
經常被罵是「左膠」的張韻琪如此道：「我真的認為，作為組織者一定要保持清醒，指揮運動的進退要有根據，你在民氣最高的時候，需要有個時機把運動推進到下一階段，不能糾結在某個時間點死纏爛打。」當時的她經常為運動如何終結而焦慮，因為每晚都有幾萬人來捧場，到處洋溢着浪漫化的社運氣氛，她一邊為人民的力量感動，一邊卻擔心運動會變質。
於是，在立法會選舉前夕，即9月8日晚上，時任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改由辦學團體及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開辦有關課程及方式時，張韻琪和主流意見一樣，認為佔領行動要見好就收。「大聯盟在立法會開會，樓下有十幾萬人在等着我們，到底是撤還是不撤？萬一出了什麼事，我們怎麼對得起他們？政府已經開了價，如果我們不接，我們憑什麼開更高價？立法會選完政府睬你都傻！我說我乾涸了，實在想不到怎麼撐下去了。」
就在她打算回到公民廣場主持集會期間，大聯盟終決定結束集會、結束佔領。
「在當時來看，撤回並非壞決定，不撤的話民意可能會潰散，相比雨傘那時大家離極都離不了場而言，反國教反而有一個撤退的空間。」張秀賢向來是學民思潮的保守派，早在8月底就為佔領政總一事與其他成員鬧得面紅耳赤。「佔領會破壞我們的形象，我擔心會引起公眾反彈，所以不敢博。」就算現在要他選擇，他仍然會投下反對票。
當晚家長關注組為安撫近百名不願離場的年輕人，通宵在公民廣場聆聽他們的心中不忿，又力陳撤退利害，大家最後和平散去。
「大家都拿了反國教最肥最靚的那塊肉」
在梁振英上任第100天，即10月8日，他宣布接納「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的建議，正式擱置國民教育科指引，大聯盟旋即取消原定於10月17日的包圍政總行動，改為在公民廣場舉辦集思會。
「wow/wow/思潮起動/wow/wow/粉碎惡勢力噩夢/wow/wow/思潮起動/wow/wow/堅決拒絕染紅」——當晚包括黃之鋒、林朗彥、張秀賢、周庭及林淳軒等10數名學民的核心成員，興奮地在升旗台上擺出超人出招擊潰妖怪的動作，表演他們的主題曲《思潮起動》，現場洋溢着勝利的興奮。
「整件事是很Organic（有機）的，它會因應社會的變動而不停演化，每個人都Jam了一些元素出來，為反國教加力。」有份為《思潮起動》作詞的林淳軒和張韻琪一樣，認為反國教運動的魅力在於「有機」，但他另一方面又不滿這場「乖孩子運動」，令「乖寶寶的勝利」無形中為往後的社會運動設了限，甚至帶來某種程度的象徵意義，催生了參與者對佔領模式的迷信和厭倦感，令社運變成一種「速食」。
「大家都拿了反國教最肥最靚的那塊肉，失去了潛移默化的耐性，但沒有人記得我們曾經用了一年半時間去抗爭。那時有12萬人包圍政總，令這個數字成為指標，但到港視發牌爭議時，就算有12萬人站出來反對，政府也可以置之不理，沒有人摸得準多少人才是標準。」林淳軒補充。
在周庭看來，大型的檢討運動很重要，遺憾在反國教過後，當時根本沒有任何組織意識要去作出什麼檢討：「這樣有助大家反省，什麼地方應該改進，什麼地方可以發展，更重要的，是在運動過後，我們需要去做一些事來維繫和參與者的關係，我們應該透過不同的組織工作來留住他們，成為我們穩定的力量，以便動員他們支持我們的各種行動。」
認同當時就該好好檢討運動經驗的，還包括張秀賢和張韻琪。但可惜，檢討工作最後不了了之，隨後又陸陸續續發生了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抗爭的呈現手法愈趨激烈，大家在亢奮與消極之間徘徊，似乎忘了抗爭到底是為了什麼，而那些高昂的代價又是否值得？
「政府來真的，行動應該這樣升級！」
「政府現在來真的了，真的是來真的了！」張韻琪憶述，回歸初期政府還原《公安條例》，要求示威者在7日前通知警方，學聯成員因而再度活躍抗衡惡法，並於2000年進行多次公民抗命，遭政府兩度拘捕並控以非法集結，後來有不少人遊行聲援被捕人士，政府最終撤控。
惟此情已經不再，「政府來真的，追殺逼你埋牆角，大家要認清形勢，更要分辨一些雜音，不要再內部分裂，應該多管齊下，有的選立法會，有的搶灘區議會，有的做社區充權，有的激烈些，像足球隊那樣，分工協調前鋒、龍門、後衛，大家放長雙眼，做好自己，才能穩守突擊。」
有聲音認為，當權者的壓迫愈大，人們的反抗就愈大，因此主張要不停把抗爭行動升級。
「對我來說，加強地區組織的深耕細作，就是抗爭的升級，其難度和強度都比暴力抗爭要大得多。」林淳軒解釋：「反國教的方式很直接，我們用『洗腦』和『思想自由』來作二元區分，只要你支持國民教育，我們就認定你是『洗腦』的，是支持政府的。我承認這樣的方法欠妥，但它的傳播效果很好。不過，如果我們想要再次發動一場成功的社會運動，就不能再用這種方法了，只有加強我們的社區組織、國際聯繫和歷史研究工作，才能更好地謀劃民主運動。」
「拋磚頭的抗爭可取嗎？」「是很有型，但完全不可行，我從來都不認為暴力抗爭會有出路。香港眾志相信民主自決，這可能需要做20年的基礎工作，但我相信this city is dying，可能我們沒有20年，所以要加把勁，將時間縮短一半。」「這樣會不會太急？」「不急，因為我們很急，所以我們很慢。」「吓？」「我們以前會更瀟灑一些，現在反而放慢了腳步，比如佔領金紫荊時，會保留部分人手。」「是害怕打壓嗎？」「不是怕！是要保持組織的運作，才能繼續和對方博弈，畢竟有些抗爭行動只是為了顯示你還有一道氣、有決心，這樣才能維持人們對抗爭的希望。我相信，我們最後會贏。」——林淳軒這一席話，像個長大了的小孩。
「不要失去希望」
周庭亦指，抗爭行動的升級，並不能提升行動的成功率，因為行動的激烈意味着參與人數的減少，即整體力量的下降，故仍需回歸長遠而深入的地區基礎工作，才能真正匯聚人民的力量。
而張秀賢則想得更多，他認為當抗爭者手法升級的時候，當權者同樣也會進化，甚至更懂得吸收反對運動的經驗。故此，倘若年輕一代的抗爭者未能好好梳理問題、裝備自己的話，日後抗爭的籌碼只會愈來愈少。
反國教的年輕聲音我們已經聽了很多，但事實上當時還有一群甚少發聲的持份者，亦即上了年紀的一群。
「回過頭來看反國教，其實是有一定負面作用的，因為中央從此不再透過『中間人』治港，中聯辦已經走到幕前，而且張牙舞爪，採取各種鬥爭手段，滲透、醜化抗爭者。」當年作為教協首席代表參加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退休校長黃克廉，亦在反國教運動中默默耕耘，一方面組織教師的反對行動，另方面適時為學民思潮提供支援，更要和政府消息人士保持溝通、暗中博弈。
在學民成員因體力不支結束絕食的時候，黃克廉聯同多名教師及家長接力絕食，冀用絕食表達對政府的不忿，以及對學生的支持，「如今我有一些小提醒，希望他們做好幾件事，第一要有長遠目標，在不同的範疇組織群眾的支持。第二不要歧視目前沒有參加抗爭而是投身開拓個人事業的同路人，不同形式的裝備將來總會用得着。第三，要小心提防不懷好意的煽動之音，有些人鼓勵你衝，可能是想消耗你的能量，所以更要停一停、想一想。第四，不要失去希望。」
「大人」的後記
五年長不長？十年長不長？十年前記者仍是學生，五年前才入行實習，湊巧遇上浩浩蕩蕩的反國教運動，不時追着「學民思潮」東奔西跑，「實習期」的最後採訪工作，就是上述8月30日的「埋單計數，撤回課程，佔領政總」升級行動。看着數十名中學生從金鐘海富遊行至政府總部東翼迴旋處，整齊有序開直幡、掛標語、搭帳篷，再慷慨激昂地宣讀絕食宣言，高喊「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一個人」，心裏自然百感交集。
《年少無知》、《海闊天空》以及《思潮起動》那幾首反國教期間的熱門歌曲，恍似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曲，一再反照那些用盡各種方法改變社會、打從心底裏熱愛着香港的年輕人們。或許香港實在有太多周庭口中有諸多顧慮的「大人」，對這些年輕社運人士被判重刑的狀況，一般人難免同時存在着理性的質疑和感性的同情。當前朝政府選擇用法律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時，恐怕年輕人再沒有時間糾結於司法是否不公的爭議。既然他們選擇違法達義，承擔法律責任，下一步亦應該少安毋躁，好好沉澱總結這些寶貴經驗，重新反思如何為香港做些長遠而有效果的建設，方能真正提升香港前途的談判實力。
原文載於第75期《香港01》周報（2017年8月28日）A04、A05，原文題為《 一場無法複製的抗爭行動》，現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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