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騷亂反思】細閱港英三場暴亂四份報告　學者批不調查是倒退

政府發新聞稿以Riot（暴動）形容旺角事件，卻以「騷動」（Disturbance）形容「六七暴動」，表示是跟隨港英政府當年文件的字眼。政府檔案處前處長朱福強認為，其時政府以「騷動」（Disturbances）為報告題目，並非等於低估事件，據其經驗分析，1967年由夏天到冬天持續發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故」（incidents），當中包含遊行、示威及暴動，所以政府總結為「騷動」（Disturbance），事實上報告內文更常見「暴動」（The Rioting）一詞。

1956年10月10日至12日，因徙置事務處職員移除李鄭屋徙置區的中華民國國旗及大型「雙十」徽牌，引發九龍及荃灣的騷亂，結果造成約60人死亡、逾300人受傷，史稱雙十暴動。事發後，當時的港英政府馬上檢討。

在1956年的《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附有時任港督葛量洪呈交英國政府的書函，報告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狀態，尤其是導火源頭——徙置區的人口密度「大約必為世界上最密之地」，「估計每一英畝有二千多人」（即每人只得2.4平方碼空間），若有交通失事、口角相爭，即可有過百人聚集，若數分鐘內不處理好衝突，可集結以千計的人群。報告指，在這種情況下，該處又聚集了一群為中國時政所害、被迫逃鄉來港的國民黨支持者，他們的生活水平頓挫，「失望與淒苦之感，自屬常事」，發生亂事是「一如乾柴候火待燃」，再被三合會利用才釀成暴動。報告書亦將事件分階段描述，事態發展逢有變化之處均有列明事發時間。

1966和1967年，香港走進了一場真正的「時代革命」。1966年，蘇守忠在天星碼頭絕食，抗議天星小輪加價，之後演變成騷動。1967年5至12月爆發的六七暴動，香港左派發動對抗港英政府的行動，由工人運動漸演變成土製炸彈襲擊，傷及無辜平民百姓的暴動，造成1,936人被檢控、802人受傷，51人死亡。

1966年的天星騷亂，時任港督戴麟趾在亂事未完時，已下令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由首席大法官（按察司）何瑾任主席，傳召示威者諸如，在天星碼頭為絕食者蘇守忠演講的盧景石、盧麒、港府及警務處代表、現埸警員、記者、巴士司機等作證供，又訪問及調查了逾300名被定罪者，最後把研究寫成長達125頁的《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66年報告》)。

報告書將持續四日的騷動，分成兩個階段，指出後期示威和反對天星小輪加收船費一事已有所脫節，絕食示威的蘇守忠相較下是「消極的角色」，以「殉道」方式吸引人們同情，支持蘇的年青人再以渲染式口號聳動其他人加入。不過，委員會相信騷亂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發動的，只是示威演變至後期「一發不可收拾」。由於15至25歲的青年人是騷亂的活躍分子，報告書特別研究青年政策、調查參與者的動機及前因後果。

在「騷亂的教訓」一章中，探討在政治、經濟、教育、住屋、社區政策方面，市民所面對的困境及壓力，為政府提供改善建議；更開宗明義指出，政府中央集權，缺乏下情上達的機制，與市民有隔閡，特別是年青人對香港無歸屬感，認為殖民政府只為英國謀利。

報告書又提到，市民最常討論本港的教育及住屋問題。委員會建議，政府需要努力改善年輕人的就業環境，年輕人若長期從事無興趣的工作，容易造成他們以「反社會行為」找尋刺激。加上當時無普及小學教育，學額不足、學費昂貴之餘，教育不配合本港人才需要，課程太注重「培養白領階級」及考試，使落第者懷有失敗心理，應增撥教育經費及檢討。另引述社工意見指，人口爆炸造成住屋擠迫，可能是造成騷動的原因之一，「受大廈、聲響、污穢、煙氣及異味所包圍的青年，當然感覺沮喪。」

鍾劍華指出，政府於1965年首次推出社福白皮書，但態度冷漠，稱香港社會制度穩健，有足夠的義務機構為政府推展工作，結果翌年爆發騷動。而《66年報告》正好啟示政府往後的政策，對社會發展有深遠影響，「幾乎所有68年的新措施都係回應份報告」。報告書提出要擴大市政分區制度，以增進公務員跟市民的接觸，政府便在1968年成立民政署制度，加強地方行政，實行諮詢政治，資助非牟利機構舉辦青少年暑假活動，香港至此方有青年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