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0年】7.1回歸寶寶見證香港被融合 本土特色漸失
今日是香港回歸20周年。1997年共59,250嬰兒出生,部分做了最後港英時代寶寶,部分做了回歸後首批寶寶。
在當年7月1 日出生的Sofie正在南半球留學,她說回歸以來最大變化,是在中港融合當中,香港要為內地人作出改變。
另三位受訪的97代青年,對未來都偏向負面,而2014年雨傘運動,對他們影響深遠。
7.1寶寶:Sofie
Sofie今日踏進20歲,在紐西蘭留學的她,卻對回歸這個日子不以為意。
Sofie在應考文憑試過後,負笈紐西蘭修讀獸醫,在當地結識了不少朋友,傾談時總是少不免談起香港,「他們有時會叫我介紹香港的新特色、好去處,但我一個也說不出來!」相反台灣和韓國的留學生,總能滔滔不絕介紹家鄉的新事物、獨當一面的文化,而自己的卻沒什麼可炫耀。這種相形見拙讓Sofie進入負面的思考漩渦––––究竟是時代走得太快,還是香港追得太慢?她不清楚。
元朗好像是為內地人服務
Sofie每年也會回港,她直言對成長的社區卻日益陌生,元朗多了許多內地人,藥房、金舖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好多細商場都改頭換面,好多店舖賣奶粉,好像是為內地人服務」,令她感到最可惜的是小時候一些屹立在元朗的小食店已不復見。她認為旅客來港有利香港的經濟及旅遊,「內地是想做到中港融合,但融合應是一人一半,但現在是夾硬要香港為內地人作出改變,這不是對等的交換的,為什麼要消磨自己的本土特色?」
雨傘運動
Sofie有經歷雨傘運動,但沒有因而成為社運份子,她直言連旁觀者也扯不上,「當時母親很支持學生及年輕人,所以便帶我和弟弟去中環走走,想我們一起關心社會,但我們都不是太投入。」她坦言自己比較懶,所以不太熱衷時政,「那並不是一無是處,雖然實際上傘運做不到什麼,但至少讓政府知道港人有訴求。」
港英時代最後一代寶寶:港大學生會會長黃政鍀(1月29日出生)
1997年,香港回歸但港人身份卻更見迷失,黃政鍀參選學生會時高舉本土派旗幟,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跟「中國人」是兩個不同的群體,既然身於斯長於斯,理應守護自身的利益。
記者問他如何看待香港前途,在他眼內,20年前發生的只是主權移交,英國將香港交到中國手上,「不論是1980年代,抑或是今時今日,當香港人說自己是香港人時,總是飽受批評,不能自己話事。」他苦笑道,香港的自主度沒大眾想像中那麼高,今天的政府對中國負責,而不是對港人負責,「不要被中共的一套說法蒙閉了自己,如中國會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基本法是神聖不可侵犯等,但我們不能麻木去相信,否則便會捲入不合理的dogma(信條)之中。」
雨傘運動
黃政鍀說是人生轉捩點,在傘運之前,他雖曾在中學擔任學生會幹事,那時自己是政治冷感的人,不會參與任何社會運動,但那87枚催淚彈,喚起了他對社會的熱忱及責任感。當時參與傘運,並不是有獨特的個人見解,只單純覺得「一人一票選政府」這件事是正確的,而他走上街頭是為了這個正確的訴求有朝一日能在香港實現。
黃政鍀認為,今天大家感到洩氣迷惘、不知何去何從,是因為近年的遊行示威、甚至在街頭與警方抗爭、肢體衝突均是失敗收場,而且抗爭成本愈來愈高,「一些在旺角衝突現場被捕的人士,他們的判刑其實不輕,要兩、三年起。」即使自己是學生會會長,眾人期望領袖能帶新想法給大家,「但我必須承認,接下來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但他有一點是肯定的:不能純粹因爲想不到做甚麼,而甚麼也不做,「要keep doing what you are doing in the past,繼續做自己相信的事。」
回歸後社運寶寶:蕭翠萍
蕭翠萍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二年級學生,是「工學同行」成員,由關心校內勞工議題,在「誤打誤撞」的情況下開始投身工運。「當初朋友叫我幫手做勞工調查,那時甚麼都不懂,但漸漸發現原來好多工人活在不公義的處境下,於是想幫助他們;加上組織內的人與我理念相近,於是我們便一拍即合。」
在她眼中,回歸20年來,香港最大的變化,是言論自由漸漸褪色。例如在雨傘運動中,示威者被鎮壓、秋後算賬;銅鑼灣事件中,李波「被失蹤」,更直接衝擊一國兩制。然而港人的政治意識漸漸提高,「大家都清楚自身處境,所以漸漸出來爭取民主自由。」但她認為在爭取民主過程中,不應排拒建設民主中國的理念。「如果可連結更多人爭取民主,爭取民主的力量會較大,將有利推動本土民主。」
雨傘運動
蕭翠萍認為傘後社運退潮、政改失敗,香港政治發展停滯不前。在她眼中,現時政治發展困局源於雙方互不聆聽。「本土、黃絲、藍絲本身都有一套很強的信念,彼此都想說服大家,卻聽不見對方的聲音。」另一個原因,是彼此立場先行,讓大家欠缺對話。假如要推進民主,大家就必須聆聽和對話,「民主就是一個商討的過程,並尊重每個人的意見。假如做不到求同存異,這種民主就沒有意思。」
回歸後首批寶寶──Jess(10月25日出生)
Jess為浸大新聞系二年級學生,仍然19歲的她,直言對港英年代沒有太大印象,「我知道羅便臣道、麥理浩徑等街道和行山徑,都是以過去港督名字命名,但對我而言只是一段歷史,沒甚麼感情、感受可言。」
對她而言,記憶都在回歸後。文憑試後Jess成功考入浸大新聞系,但卻發現香港新聞自由卻始褪色。由銅鑼灣書店事件、多間傳媒落入內地人手中,令Jess對未來前景感到失望。「最難捱的不是工時或工資問題,而是政權漸對傳媒出現敵意,導致新聞自由愈來愈少,記者沒有空間報道事實,這是我最害怕的事。」
記者問她有否期望社會在政府換屆後走出被撕裂、打壓的困局。她只是苦笑:「我也希望可以,但現實卻告訴我,情況沒有最差、只會更差。」
雨傘運動
梁振英任內社會動盪不斷,政府民望直線下挫,她認為最主要是2014年發生的佔領中環行動。Jess憶述,佔中時她正備戰應考文憑試,未有親身參與佔領,但看着電視機、報紙和網上一幕幕的警民衝突畫面,燃點了她對社會現況的不滿,「我印象中的政府,會與民眾講道理、誠意,但現在我卻沒有感覺到。」
「市民向政府表達訴求,令我憤怒的是,事實卻被醜化成反中亂港,不斷遭輿論機器扭曲。」這種憤慨促使Jess志願從事傳媒工作,「小時候我想做一個社工,扶助弱勢;現時我想做一個好記者,為社會報道多一點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