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工作？80後遺體防腐師唔怕撞鬼：時運低就搵朋友傾偈

死亡，恐怖、神秘。36歲的伍桂麟（Pasu），由平面設計師變為遺體防腐師，十多年來從殯儀館走到解剖室，防腐、修復過上千個遺體，一直觸碰死亡。
死亡，永別之痛無以名狀，像一團看不穿的黑，但經過轉化，停頓的生命得以延續，再顯美麗。Pasu就是當中的推手，自2011年積極推動「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近年又搞生死教育，破除「大吉利市」的禁忌，讓死亡照見生存、萌展生機。

長假後，中大醫學生回到解剖課，繼續從「無言老師」身上學習人體結構。「無言，是無言身教，我們看待遺體是一個老師，雖然他沒有氣息，說不了話，但捐贈者是有奉獻自己的理念，值得同學敬重。」打理人體解剖室的Pasu說。

「以前學生習慣上完課拍拍屁股走人，好似小朋友食完飯便走掉，由技術人員執手尾，當遺體是工具。」現在學生會自己執拾，再由技術人員整理。Pasu本身是個遺體防腐師，2010年加入中大醫學院，翌年向院方建議推行「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一來解決遺體不足的問題，二來讓學生學習感恩及尊重生命。此後，醫學生上第一堂解剖課，全體會先默哀，待期末最後一堂，Pasu會派小卡給大家寫下對無言老師的謝意，隨棺火化。

遺體防腐　一份可持續發展的工作　

學生復課前，解剖室20多張手術枱上，已靜靜地放着一個個長長的膠袋，裏面是無言老師，每個袋都有小牌寫了姓名、性別、年齡和死因。Pasu說，給學生解剖用的遺體，用藥水做了防腐後，可以一直擺放在攝氏20度的解剖室手術枱上至學期尾。

每次，他收到捐贈的遺體，首先進行清潔、清毒，再根據用途去處理。如做標本，就選取需要的部位，抽走水份和脂肪，再灌膠定型塑化處理；另外幫外科醫生尋找合適的遺體進行手術練習，只急凍不防腐；無言老師，能協助發展及改良手術技術，提高在病人身上的成功率和安全性。

Pasu讀設計出身，畢業後從事平面及廣告設計，自由接工作，收入極不穩定。廿三四歲時，在從事殯儀的親人介紹下，他開始到殯儀館兼職遺體防腐，邊做邊學。「後生仔無心理包袱，試過不適合可以不做呀。」他指出，入行那年有3萬多人辭世，現在是4萬多人一年，遺體防腐是一份「可持續發展」的工作。

一般亡者兩星期左右做儀式不用防腐，但有的要等齊親人或擇日，拖上三四個星期甚至更長時間就有需要了；他說最難的是當時額外做「修復工作」：幫意外身亡者如墮樓、撞車的「執好個樣」，「例如（肢體）爛晒、散晒要縫合，頭骨下陷要砌回原狀，讓家屬看時唔好咁心悒」。

專業操守：遺體狀況絕口不提

初時處理遺體，Pasu坦言會手震，因為不熟練，而且「人是求生的，一定驚。」不過，事前的心理準備很能幫到他：入行前已聽行內親人講過；且他從小就常流鼻血，變得不怕血；加上基督信仰對他也有少少幫助。「事實上，做時沒想像中恐怖，你是去服務他，令他家人見到他好好地，這是有意義的。」他又補充，自己讀設計可以將「好核突的」視覺元素轉化，「我學過特技化妝，見過假的可以好真；在遺體上真的，也可以變假。」

處理遺體可有禁忌？「做防腐前，家屬要求點香，不行，因為影響工作；但幫手放串手鏈在先人身邊，無問題。人家破地獄，我信基督，但會尊重，坐在旁邊看。」他提出與其講禁忌，不如講專業操守：例如不會公開說在處理的遺體是誰，名人、有錢人怎樣死、死狀如何，都絕口不提。

至於日常生活，他說新一代沒什麼，一樣去拜年、食飯會友。雖然他常常觸碰遺體，當年初戀女友讀心理學和哀傷輔導，一點也不介意，拍拖兩年後成了伍太，至今彼此仍有共通的話題。

撞鬼又如何？　就要接觸多些人

七八年前，他仍是殯儀業界的一員，想過像外國一樣發展環保殯儀，但研究過後發覺整個行業非常保守，當時政府也不鼓勵。意興闌珊之下，碰巧中大醫學院請人，他抱着「一試無妨」的心態，加入了解剖實驗室。當時做人體標本是新嘗試，後來中大醫學院助理院長陳新安教授接受他「無言老師」計劃的建議，他愈做愈好，今天已是實驗室的主管。

從事遺體防腐超過十年，他說要撞鬼不無機會，卻沒談任何細節，「撞到又如何呢？我的心態是建立出來的：他有他的世界，你有你的忙碌。你不理他，主場在你，他是路過；如果跟他溝通，那主場轉了在他，你就要依他的遊戲規則。你以為你時運低，但有得揀的，不扯上關係，時間便會過。」撞鬼驚魂，Pasu道來是心理博奕。

他又打譬喻：非洲獅子永遠不會攻擊牛群，只會攻擊離群、瘦弱那一些，「時運低，即是那段時間離群了，情緒低落。」問他「時運低」如何自處，祈禱嗎？他淡淡笑說很少祈禱，「去接觸多些人吧，適當時候找深交的朋友傾偈；而且知道自己做的事有意義，可以轉化為動力。」

曾為墜樓好友修復遺體　推廣生死教育

近年，Pasu積極籌辦推廣生死教育活動，兩年前又和太太開設「生死教育」Facebook專頁，堅持每天出帖，分享與生存意義、宗教生死觀、寧養／紓緩服務、哀傷輔導、殯儀等等相關資訊和社會議題，「將生死議題恒常化，生活化以及更貼地表現出來，能減低大眾對死亡的忌諱。」

想不到，他接觸生死教育，「是由一個悲劇轉化而來的動力」：就在他廿五六歲那年，一個同齡好友墜樓離世，他只能做的，是親手為對方「修復」遺體。

「那時大家出來工作，面對工作壓力、價值觀的衝擊，最後他壓垮了……後來回看，他當時應有情緒病。」整個訪談，Pasu一直保持微笑，語調由始至終平靜而輕柔，但當憶述此事時，他別過臉去。

好友亡故，他開始讀輔導、哲學，又去醫院做義工，參加情緒互助小組，繼而修讀生死教育。每當聽到學生自殺，他尤為心痛；去年中大醫學生輕生，他即發起小白花行動，助同學寄託哀思。

從殯儀館走到解剖室，處理過的一個個遺體也是Pasu的無言老師，帶給他更深的體會：「人一出世，沒帶來什麼；死的一刻，沒帶走什麼；有的只是留給身邊人以及這個世界。」他說，失去，應可換來一點點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