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咖啡館：19世紀真·文青「蒲點」？

一個世紀之前，竟然有一間咖啡館，在同一年曾是希特拉及托洛斯基流連之處，而佛洛伊德常到的咖啡館就只在幾街之隔。1913年維也納一個小區內 ，曾滋養着這幾個改變20世紀思潮及發展的人物。咖啡館在一個小區內擔當什麼角色？

「我當時坐在桌子旁。敲門聲過後，門敞開，一個陌生男人走進。他的眼內沒有半點友善。」蘇聯革命家托洛斯基（Trotsky）曾這樣寫。文中的男人正是前蘇聯最高領袖史太林（Stalin）。

1913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始。原來，當年史太林、托洛斯基、後來在南斯拉夫成為總統的狄托（Josip Tito）、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Freud）以及後來成為德國納稅黨領袖的希特拉（Hitler）都曾同時住在維也納。

當時24歲的希特拉，還在維也納追逐他的藝術夢——被Vienna Academy of Fine Arts兩次拒絕後，在多瑙河附近一家廉價旅館暫居。閒時，他到訪內城區紳士街（Herrengasse）Café Central，跟托洛斯基一樣。Café Central於1876年啟業，在19世紀末已成為維也納知識分子的聚腳地，顧客最喜歡糕點、報紙、棋盤及各式各樣的討論。同區咫尺之內的Café Landtmann則是佛洛伊德及作曲家馬勒（Mahler）之選。

1913的維也納：種族多元　文化匯聚

1913年的維也納，是當時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的首都。當時的奧匈種族相當多元——首都只有少於200萬的居民是土生土長的奧地利人，四分之一人口來自波希米亞等地。奧匈內也有大量斯洛伐克、波蘭、鳥克蘭、克羅地亞等不同種族。奧地利月報《Vienna Review》 的主編Dardis McNamee說：「當時奧匈官員給予指令時，除了德語，得加上11種其他語言的翻譯。雖不可說是個大熔爐，但當時的維也納有她自己的文化氛圍，吸引各地不同有志之士前往。」

異見人士的容身之所

這種交集反過來豐富了維也納獨特的文化現象：維也納式咖啡館。

研究歷史及外交政策的Charles Emmerson指，由於維也納政府不算強勢，持不同政見者、甚至逃亡者都能在維也納存活：「如果你想在歐洲找一個地方隱藏，又想認識其他有趣的人，維也納便是個好地方。」在本身已擁多元文化的維也納，咖啡館便成為不同思想及文化激盪的場所：「咖啡文化及咖啡館內的辯論和討論，是維也納生活的一部分。維也納當時的知識分子圈子很小，大家都互相認識。這滋長了很多跨文化的交流。」

Dardis MacNamee說：「咖啡館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人人都去。在西方思想中，不同學科的界線分明，但在咖啡館內，不同學科及興趣都得以匯集切磋，學科間的分野都變得模糊了。」

曾活在同一區的希特拉、佛洛伊德等人有沒有在咖啡館內碰過面，沒有人知道。不過英國就有編劇寫出"Dr. Freud Will See You Now, Mrs. Hitler"，於2007年在BBC電台上廣播，故事幻想如果佛洛伊德在維也納的兒童精神科診所診治過希特拉，歷史會如何改寫。

滋養創意、蘊釀啟蒙運動？

早在17、18世紀，倫敦的咖啡館已是平民百姓以至藝術家、作家、知識分子的聚腳地。當時的社會仍未有報紙，資訊不流通，去咖啡館便是「八卦」、獲得新資訊的途徑。歷史學家常常將英式咖啡館與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連繫，因為他們學府以外，提供一個另類的、跟新舊人碰面、傾談共同關心的話題、甚至辯論的場所。

知識分子流連過的咖啡店很多日後都變旅遊熱點。其中一間最有名氣的便是位於巴黎左岸的Café de Flore。1930年代，因法國詩人及劇作家Jacques Prévert常在Flore內跟異見人士及超現實主義作家見面，令Flore聲名漸噪。二戰時期，Flore則成為法國影圈及劇場招攬新人之地。據聞，作家沙特及西蒙波娃都曾在Flore寫作。

另一間左岸咖啡店Café de la Mairie則是很多大文豪如費茲傑羅（Fitzferald）、 海明威（Hemingway）的寵兒。

不過，亦有研究指出，所謂咖啡店蘊釀的啟蒙及各項政治運動，或許不過是體現了城市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