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伴生》紀錄五位長者及家人生活 展現生死的矛盾與牽絆
「經歷死亡是持續一生的事。」導演黃肇邦說。統計處推算，半個世紀後，每三人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的長者。於是黃肇邦花了兩年時光，紀錄三個面臨親人將逝的家庭，跨越死亡忌諱，把走到生命盡頭的故事，拍成電影《伴生》。故事聚焦於照顧者與將逝者的關係，希望為每個負起重擔的照顧者，尋找抒發窗口。
做義工尋找個案 建立信任拍攝生死兩年
在人口老化的社會，很多人都面臨同一境況。照顧者營營役役地上班，還要照料被病痛纏繞的親人，時常進出老人院、排隊覆診、飛奔往深切治療部，目睹親人失去自理能力的情況、及病痛帶來的痛苦，壓力很大。
29歲的黃肇邦形容這很平凡，因為經歷死亡，是持續一生的事。他淡淡地說：「這刻街上與你擦身而過的人，可能正趕去醫院探親。」2014年，他到東華三院做了數個月義工，認識紀錄片的主角：兩對恩愛的老夫婦與子女、一位智障婆婆和兒子。
在年月間建立起信任，黃肇邦得以追蹤幾位老人的晚年，以及親人的照料過程。鏡頭紀錄生老病死的矛盾：全職工作養家的女兒反覆自問，是否應把父母帶回家，而不是將他們留在老人院；兒子不捨父親，卻希望他呼吸最後幾口氣後，靜靜離去。兩年間，黃肇邦與幾位主角進出醫院和見面過百次。
「人越來越長命，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電影中有一幕是這樣的：松哥的太太阿梅離世，松哥在棺木旁哭：「梅啊梅，下輩子都一定會找你，我跟你說過三世姻緣，你在家中等我，知道嗎？再見了，阿梅。」阿梅離開後幾個月，壯健的松哥身患重病，進了醫院。大半年間，他的情況急轉直下，日漸枯瘦，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出去了」。
眼見松哥一天比一天過得痛苦，他的兒子曾經沉重說過：「人們常說希望父母長命百歲，但這應該是數十年前的人的話。以前的人六十歲做大壽、七十歲已經古來稀，但我爸媽已經八十多歲。現在醫學很發達，人愈來愈長命，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松哥曾經跟家人說過：「很辛苦，很累，想走」，父子間坦言談過選擇性離去的問題。
《伴生》將逝者與照顧者之間的哀愁與解脫，以直視死亡的角度，安撫每一個同樣經歷這段旅程的人。
不舉機拍攝比舉機次數多 陪長者走最後一段路
一般人忌諱，不輕言談死，更不用說把死亡放到影院。黃肇邦回憶拍攝期間，很多場面都有所取捨，他不舉機的次數比正式攝錄為多，「很多時去醫院只為探望，不為拍攝。」
在松哥日漸消瘦之時，有人質問黃肇邦為何還要拍攝，然而他得到家庭的信任，咬緊牙關以認真態度看待生命。在拿捏尊重對方與完整紀錄之間，他顯得成熟。終於，黃肇邦把主角的經歷，連帶複雜的感情，搬到大銀幕，希望帶來認真的討論。
拍攝期間，黃肇邦看到老公公沛叔把電話掛在頸上，時刻打電話給女兒，他說：「香港有土地問題，屋子很小，家人日夜相對。正是這樣，父母老後很依賴子女，子女有大把世界，但子女卻是老人家的全部。如果你放棄和不理他們，他們可能就會失去世界。」
跨越死亡忌諱 讓每個人看得見彼此的情感
談起死亡，黃肇邦回憶，中學第一次到葬禮，是同學意外身亡，他隔住玻璃看到同學，首次感受「人一出生，正是步向死亡」的距離。
成長的時候，他住在龍蛇混雜的屋邨，當過侍應與銷售員，很多人的故事觸動了他，希望紀錄小人物的眾生相。數年前，他以三年時間拍攝紀錄基層學童的《子非魚》，今次他花了兩年完成《伴生》，讓每天發生卻有所忌諱的事情呈現人前。
《伴生》將於「香港亞洲電影節」上映，暫放映五場，正嘗試尋找發行商及院線作更廣泛的傳播。黃肇邦形容，雖然電影為許多追夢的人帶來創造力，但獨立電影在香港的生存空間狹窄。
一旦面對現實，他計計條數，「就算上映10場，每場100多人，也只有1000人看過，香港有700萬人，傳播率很有限。」他認為拍攝就是要人看得見，希望把夢想推得更遠，讓這部紀錄片走更寬闊的路。
「香港亞洲電影節」加開場次：
10月28日，7:45pm，百老匯 IFC（設映後座談）
11月5日，3:55pm，百老匯電影中心（設映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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