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眾籌全球登報 G20團隊成員:整件事無領袖

撰文:區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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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反修例運動以來,連登討論區和Telegram一直是其中的重要行動平台。
繼G20及《中英聯合聲明》眾籌登報,最近連登「我要攬炒」團隊再跟「G20團隊」發起眾籌,計劃於8月17日、18日在各國登報,將8月11日警方於地鐵站內發射催淚彈、近距離向示威者舉槍及示威者疑被布袋彈打盲眼睛幾件事帶上國際舞台,並在八月底行動「爭取各國同時制裁港共一干人等之戰爭罪行」。眾籌啟動一小時,已籌超過目標的100萬美元。
回想6月眾籌登報一役,「整件事真係好leaderless、好organic,大家有嘢做就埋位。」「G20團隊」的成員之一Tony(化名)說。
記者:李慧筠

經Telegram相約Tony訪問,不時需要以TG定時刪除訊息歷史的功能,交換各自身處的地點。Tony說,如非早認識記者本人,為保護自己及核實對方身分,他們通常會要求記者在卡片旁邊寫上作記認的密碼再拍照傳送,作為offine版的Two-factor authentication(雙重認證)。除了訪問相關團隊運作模式,其他個人資料,Tony一概三緘其口。

在Telegram的世界,行動、速度、安全為先。

G20團隊在六月底發起眾籌在G20期間在各國刊登反修例廣告,眾籌推出僅六小時,已火速達到300萬目標金額。(gogetfunding網頁截圖)

「隱形」、「非常精密」的「大佬」?

6月28日、29日是日本大阪G20峰會舉行之期,決定眾籌登報之後,本不相識的網友自動埋位加入行動,再因應各自興趣和能力分成不同小組。短短時間,有人迅速建立眾籌平台和戶口;有人負責24小時打給世界各地報社;負責登報內容的小隊,針對各國情況以當地語言書寫稿件;設計團隊配合報紙要求,繪製了各種登報設計。

這些還不止。幕後有人預先墊支登報費用,有會計負責預算,有義務律師協助,有公關負責聯絡傳媒,有網戰組監察各大平台hashtag、關鍵字;這些一個個小組行動點,最後靠統籌小組連成一線。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說,連串示威活動有一個隱形、非常精密的大佬,懂得善用telegram、連登和AirDrop等方式發起示威。記者問道,G20團隊如何組織?有多少人?Tony 如此回應:「好多傳媒都想知,但點答啫?整件事真係好leaderless、好organic,有嘢做就埋位。」

六月籌得600萬元,於G20峰會期間,在全球各大報章刊登香港反修例連串運動的廣告。(美聯社)

眾籌登報前兩日:寫網頁、研法律、翻譯外語

團隊從零開始,很快擴大。他們沒有特定招募會計處理預算,便有人介紹會計朋友入組。有人認為法律方面要再細心處理,主動加入群組提出意見。有人因為懂得外語,加入幫手翻譯。Tony是程式開發人員,也幫忙寫網頁,「邊個想寫就寫。我都有份,但唔係你而家見到個版本。頭尾有幾個版本,最後邊個靚,我哋再replace。」

眾籌完成到登報死線之間,只有兩日。「兩日時間,我哋要做晒全部嘢。香港時間三四點,大家頂唔順就休息,有啲人早起身,七八點又再開波。」Tony說:「你問我有幾多人,大到一個位,無人知有幾多人同幾多群組。安全問題,有人入有人退組。我哋唔使睇人數,只係做事,有人做就得!」

6月25日,呼籲世界各地公民與香港同行的文宣,以不同語言和設計刊登於英國、美國、德國、日本、韓國、台灣、西班牙、澳洲等地報章。G20團隊成功在死線前登報之後,Tony以義務幫手的身分寫過一封公開信,他形容整件事是奇蹟。

自動自覺 進化的行動模式

Tony形容大家的行動方式進化了。「大家發現不需要有組織都成事,快咗,不用被組織、架構框住。」這於實際行動和網上行動而言,是同一道理,「當一刻的行動,大家有個board的目標,在這目標底下有咩要做就做。要封一條馬路,大家自動自覺就放雪糕筒,而不是由邊個負責。」他說:「每個人似腦細胞,決定自己做咩。」

這種行動方式帶來最顯眼的效果,是速度。「為何要快?整場運動,每一刻不斷變,你很容易跟不上突發發生的事情。」訪問當晚馬鞍山疑有警察向行人天橋發射胡椒彈,「你慢慢執舊聞,來不及應對眼前情況。」

G20峰會,有日本記者表示,港人網上眾籌在當地媒體刊登的公開信,引起他們注意,圖為朝日新聞及日本時報的廣告。(資料圖片)

無大台 拿回自己的權力

常說反修例運動是一場「無大台」、「無領袖」的社會運動,示威者對於意圖代表和控制整場運動走向的呼聲小心翼翼。「無大台之後,好多小組去行動同決定,拎返住自己嘅Mandate(權力),而唔係將佢交畀大台去做。一來,大家對於每件事嘅變化,反應快好多;二來,每個人有ownership,感覺強烈好多,決定參與的動力會更大。」

無大台不代表行動者不會互相溝通連結,連登在此就扮演了收集意見的平台。「有件事想問下大家或向大家解釋,比如韓國青島事件。又例如揀邊份稿好?A就正評,B就負評。我會說,有些行動在telegram做緊,然後由連登、tg channel或facebook 廣播出去。」

落街散步都係社運?「這是全民民主」

Tony提到2014年港大PopVote「6.22民間全民投票」曾經實現的全民公投行政長官選舉方案,「那是一種嘗試,而今次是bottom-up方式,票都無埋,你直接用行動表達你支唔支持。這是全民民主其中一個體現方式。」

沒有大台,對Tony而言少了標籤,行動變得更來去如水,也讓每個關注的人可以更容易找到舒適的位置投入。「你可以說社會運動,但反而更易令不想投入社會運動的人去做——我幫你設計咋嘛;或者街坊,我落嚟花園散個步、食個宵夜,咁係社運呀?好啊。大家以自己價值觀、道德和接受程度去參與,而不是說,我要先認同社運大台,再參與某些行動。」

兩日做到全球登報 「好多問題可以解決」

Tony自言本是個和平遊行族,頂多在集會時間結束後於未通車的街上蹓躂。基於對大陸司法制度不信任,他開始關心反修例運動,後續發展有兩件事叫他最難以接受。「一百萬遊行無反應,照二讀。尤其死人(示威者梁凌杰)之後,都無反應。」他說:「係過咗道德底線。你的良心過不過得去?」第二件事是7.21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一事。 「有班人持武器無差別攻擊途人,係恐襲。二係警察閂警署閘,更離譜。」

運動發展至今,不只是無名示威者,律師、醫護和公務員等都自組集會,促政府回應五大訴求;但政府仍未明確回應,而不斷有示威者被捕及受傷。一切會否徒勞無功,想過放棄?「有咩好放棄?」Tony說:「可能是developer的職業病,有人report個bug,可唔可以reproduce先?唔得的話,咪下一份。如果一個問題,無行動做到,就唔好理。有行動做到,你就選擇做定唔做,例如罷工。」

六月眾籌後那封公開信,Tony和團隊成員為離世示威者寫下了這麼一句:「逝者安息,香港人與你同在。如果一班唔識嘅人兩日可以做到一個全世界見到嘅media campaign,呢個世界應該好多問題都有解決方法。」

對於香港這個bug,他淡淡然:「拆囉。你第一日遊行時,會不會覺得一次遊行就有人落台?你得兩個選擇,一係遊、一係唔遊。放棄的話,下星期我去睇戲,唔去遊行,你不覺得好荒謬嗎?我尊重別人的選擇,但我不可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