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賢佛院被逼遷　住持去年燒手抗議　今每日中聯辦前念經苦修

由6月開始，如果經過中聯辦門口，你會看見一名中年漢頂着烈日靜心念經，念的是《不動佛心咒》。中年漢背後，竟放着自製觀音牌位、國軍先烈牌位，以及指控西貢區議會逼遷佛院的橫額，掛在中聯辦門口外的鐵馬上。一頭霧水吧？
這個人叫劉建國，是普賢佛院的負責人。去年6月，地政處收回寶琳南路的舊調景嶺警署，而普賢佛院一直租用舊警署，於是他不惜燒手抗議。一年過去，劉建國左手臂的燒傷大致痊癒，但仍要穿著壓力衣保護。現在，他將佛門清靜地搬到中聯辦門口，風雨不改。

中聯辦門外的佛院

有60年歷史，位於調景嶺的普賢佛院，曾見證國軍遺族在港歷史，也是香港首間開山建廟的藏傳佛教寺院，它分別在1996年和2015年遭遇逼遷。最近一次搬遷，是因為佛院承租的舊調景嶺警署，最終成為西貢區議會的社區重點工程「風物資料館」選址，用以展示將軍澳的歷史與發展變遷。

於是活生生的歷史見證，唯有跑到中聯辦門口。

炎熱的下午，劉建國沒有像一般人一樣，跑到商場避暑，而是繼續苦修。期間兩位警察到場，走過來向他查詢幾句後，便遠遠站在一旁看著。雖然位於舊警署的佛院被地政處關閉多時，他卻一手一腳，將「佛院」搬遷到中聯辦門口。而在此之前，他也曾到過政府總部、旺角菜街、在七一遊行現身，或許你也曾經見過他。

他說，要不是今天有記者採訪，他會坐在門口念經。「陽光太毒熱了，不怕嗎？」記者問。

「這是佛院被收回後，我的苦修方式之一。」劉建國說。

舊調景嶺最後的見證：供奉國軍遺族亡魂

自從1996年政府清拆舊調景嶺寮屋村後，昔日被流放到調景嶺的國軍遺族，在幾十年間興衰交替，最後因為拆村而走出去，融入香港社會；當年團結一致，胼手胝足開拓調景嶺的景象，已成歷史。

而普賢佛院，是舊調景嶺村的最後見證。

「普賢佛院既是香港為數不多的藏傳佛教寺院，更供奉當年在調景嶺身故的國軍遺族。」宗教意義加上民族先烈，劉建國希望中聯辦正視這段歷史。「當然我明白國共政府立場相左，但是作為一個國家政府，她有責任了解這段香港的獨特歷史，協助保留佛院，不負當年犧牲性命，保護國家民族的先烈。」

他一邊與記者交流的同時，不少中聯辦職員進出，對那些牌位與橫額見怪不怪。

國軍遺族曾經的精神寄託

調景嶺普賢佛院於1956年建立，來自蒙古，曾跟隨章嘉活佛學法的吐登利嘛上師，有感國軍被港英政府流放到荒涼的調景嶺，生活不便，便率領弟子進去協助。

吐登利嘛上師原也是受局勢影響，南下香港的藏傳佛教高僧，他曾經在北京、河南、廣州等地修行，抗日戰爭爆發，輾轉來到香港。由於是藏傳佛教，普賢佛院沒有供奉佛像，而是讓信眾參拜30多幅，吐登利嘛上師從北京雍和宮帶出的唐卡，繪有不同佛教神像。

劉建國說，佛院供奉的是綠度母，藏傳佛教中觀音的其中一個化身。而佛院當年每逢觀音誕、佛祖誕，必定大開筵席，讓居民吃上一頓好的，即使後來佛院資金緊絀，上師及其弟子亦會四出籌措。

國軍二代的成長史：調景嶺是故鄉

劉建國是國軍第二代，1958年出生，他記得父親是來自山東濟南的國軍，「共產黨入城前夜，我父親從軍旅偷走，回到濟南家中找祖母道別，祖母邊流著淚，邊著他趕緊離開。」

與家人一別就是一生，這是所有調景嶺國軍的寫照。「調景嶺許多國軍為避禍而隱姓埋名，也無親無故，他們死後，由佛院代為供奉靈位。」

劉建國的母親是藏傳佛教信徒，他兩歲左右便皈依上師，成長年代在佛院幫忙點燈、上香。「當時大人要外出工作，最近的地點已經是九龍城，早出晚歸，所以普賢佛院也權當作社區托兒所，由吐登上師的弟子照顧。」

他說，當年除了普賢佛院，也有不少基督教與天主教團體贈衣施藥，它們都是建設調景嶺社區的一大助力，居民互助，下一代亦承傳這份情懷。「國軍被遺棄到調景嶺，自生自滅，直到第二代，我們之間仍有聯繫，調景嶺是我的故鄉。」

曾沈迷酒色財氣   母親：「你是時候回來了」

劉建國雖然年少時出入佛院，長大後卻不完全受宗教薰陶。他中三因家貧被逼輟學後，打過不少工，以後更成為一個酒色財氣無一不歡的商人，行走中港兩地做生意。「直到1996年，政府清拆舊調景嶺寮屋區，母親跟我說：你是時候回來了。」

家園消失，任何人都不願意見到，他與家人擋不住收地的政府人員和警察，20年前的他選擇從屋頂跳下抗議，誤傷一名警員。「20年後，我不希望重蹈傷害別人的覆轍，選擇自焚手臂抗議。」而就在拆村以後，他留守佛院，藏傳佛教成為他的精神寄托。

1995年，城規會批准佛院在舊警署重建，劉建國說：「拆村後，我放棄了政府提出搬到市區公屋的安置，留在佛院生活。同時着手準備資金，註冊成慈善團體，符合政府批准將舊警署改建成佛院的條件。」

豈料到了1997年3月，地政總署卻發信通知他，駁回重建申請，理由是佛院為新成立的團體，不具備財力應付重建工程，於是，劉建國在同年4月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

去到11月，公署回覆指投訴部份成立，地政總署遂與普賢佛院以短期租約形式租用舊警署，定期續租，這個安排卻埋下去年普賢佛院被逼遷的伏筆。

2013年政府推出社區重點項目工程，撥款一億予各區區議會，擬定發展項目；西貢區議會相中舊警署，將其活化作「風物資料館」，「區議會方面第一次聯絡我的時候，就聲言協助佛院另外覓地重建。不過區議會沒有直接批出土地的權力，我怕再次被騙，於是提交一份方案，讓佛院與資料館共同使用舊警署，又被區議會拒絕。」

20年前後的因果，促使劉建國堅守佛院，絕不遷出。政府不予續租後，佛院終被地政總署收回。

「是不是我們都必然變成消失的歷史？」劉建國詰問。

現時他靠綜援維生，自言下半生不做其他事，「只為普賢佛院討回公道。」他也坦言，自去年起被逼遷，他只有一個人抗爭，外界不了解佛院的歷史，「我聽過不少意見，說佛院只承租政府土地，不獲續租就應該主動遷出；又有朋友勸我不要太固執，我亦一度自問，是否我真的應該放下？」

「但我更想問自己的是，為什麼調景嶺人如此多災多難？從大陸到香港，從離鄉別井到被政府流放到荒蕪之地，再到佛院逼遷，是不是我們都必然變成消失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