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者哀歌】 失蹤腦癌男子太太 獨力扛起整個家
自上周日起，曾太一直為丈夫的失蹤勞碌奔波。颳著八號風球的一天，她頸間掛著尋人告示派單張；又走遍屋苑山間，把一雙鞋也踏破。終於在前天，有心教友在山間尋得已失蹤四天的丈夫曾慶倫。勞累多天，曾太終於在昨晚沉沉睡去：「吃過飯就睡，電話無電又忘了充電。」但身為癌病患者照顧者，曾太的累，早在2年多醫生宣佈丈夫罹患腦癌開始。病者在病中猶不知，卻是身邊人默默扛起照顧責任；加上政府支援有限，從曾生醫院出院一刻，曾太和家人就是他唯一的生活、生命和世界。
文：吳世寧
攝：潘思穎、資料圖片
壯年不敵腦癌 記憶退性情變
「他失蹤的幾天，我的腦袋一直在轉。我在想，他在哪？被雨淋濕了嗎？會不會冷會不會餓？睡覺時，也會驚醒好幾次。」曾太憶述，仍心有餘悸。「直到現在，有時在家裡，仍會有那種驚悸的感覺。」
曾生曾太一直感情要好。兩人在1998年相識、談戀愛。曾太形容自己當時較小鳥依人，作大決定時，都讓老公話事。「他對我家人好，又有義氣。最難忘的是我常常夜收工，他即使很累也等我放工。」曾太說。曾生是旅遊巴司機，曾太則從事美容業，兩人育有一個就讀中學的女兒，閒時逛街、去幾趟小旅行，過著簡樸但幸福的生活。
直到2014年，才值壯年的曾生先出現中風徵狀，其後經幾次檢驗下才確診為一種罕見腦癌。「在腦裡的腫瘤，複雜得像一棵樹一樣。醫生說，他所知的確診病人中，在確診後活得最長的是5年。」曾太語氣平靜的說。 當然，當初聽到消息時就像天塌下一樣；女兒也教人擔心，接受過一段臨終輔導後，情緒反而更不穩。先不理餘下的歲月；曾生的記憶開始衰退，分不清方向，有時脾氣頑固不聽人講，死命也要向著某個方向前行。「他又大份，在街上要跟他鬥力。有時，他也忘了我是老婆，但有時也會好甜的說：『老婆你對我真係好，搣橙俾我食』。我也有點感動」曾太說。
「他失蹤的幾天，我的腦袋一直在轉。我在想，他在哪？被雨淋濕了嗎？會不會冷會不會餓？睡覺時，也會驚醒好幾次。」
照顧者的折騰：失去時間
要湊女、又要湊老公，迫於無奈之下，曾太由全職轉為兼職，省吃儉用過日子。「老公進行電療後的日子最辛苦。我停了一、兩個月工。他自己站不起來，要扶起他吃飯、洗澡。他走得慢，有時趕不及，大小二便會失禁。」曾太說。有時半夜，丈夫也來不及上廁所，在睡夢中就上了——曾太得半夜起床，清洗髒物、幫丈夫洗身，折騰一番才睡覺。
「都慣了，同事見到我樣子累，也大概猜到甚麼回事。」曾太說。曾生睡午覺的時間，就是曾太趁機補眠的機會。曾生得病後，曾太也少了很多私人時間，很久沒有跟朋友聚會。跟家人回鄉下也來去匆匆不三天而已。曾太從當初一個小鳥依人倚徬丈夫的女子，變得獨立堅強：「還有誰會幫你做決定？沒有人可依賴了。要靠自己。」她曾有過崩潰痛哭的時候——但一來因為信佛讓自己學會放下，二來時在癌症病房，見過許多痛苦病人，連關心的家人也沒有。「那我們作為家人，就一定要再努力點，更用心的陪伴他走過最後的日子。」曾太說。
政府社區照顧服務 不惠及非長者
曾生因永久失去傷殘能力，獲發放傷殘津貼，還好可補助他們聘請外傭幫忙。除此之外，曾生還有傷殘交通津貼、非緊急巴士接送到醫院接受物理治療的服務。但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總幹事、資深的職業治療師李雅儀認為，認知能力受損人士的照顧者所受的壓力，也同樣應受關注。(曾生所患的不是認知障礙，但其認知能力有受損)「他們跟患者同住，24小時候命，其實等如多打一份工。」李雅儀說。日間中心、暫託服務、家居照料等服務能讓照顧者「放假」，暫時舒緩照顧者全天候命的壓力，也為認知能力受損人士提供適當治療及訓練。「但是政府轄下的日間中心不但輪候時間長，其他家居照顧服務也僅為長者服務。65歲以下認知能力受損人士所得到的支援很有限。」李雅儀說。
病人失蹤，更可是照顧者最大的夢魘。曾太那晚因為家中提早開冷氣、比平時早關上大門，就因此忘記了鎖上。她因此而愧疚了很久。李雅儀服務認知障礙症患者多年，接觸過不少失蹤個案，而當中至今未獲尋回的患者共有5個。「當然，平安鐘、GPS等幫助尋找失蹤人士。但最能發揮力量、守望相助的還是社區。政府應大力推動教育，讓守住不同崗位的人士都能認識認知障礙的癥狀——如果大家發現某人有異樣，疑似失蹤，多問一句，不就是最好的尋人方法嗎？」李雅儀稱，每每成功發現失蹤人士的，都是便利店職員。
曾生得病後，除了治療時抵受痛苦外，反而落得輕鬆，天真樂觀，相信自己的病總會治好。那天早上他走出家門，還以為自己是「約了朋友飲茶」。反而是清醒的家人，每天也提心吊膽、百般緊張，最為勞累。曾生失蹤多天，全城幫忙尋人；但在失蹤以外，我們也可了解背後照顧者所受的壓力、檢視社區醫療支援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