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公義的先鋒 意大利「飛仔神父」助漁民建村、瞓街爭木屋戶權益
六月的一連串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裡，Sing Hallelujeh to the Lord的歌聲縈繞不散，有說宗教界力量終於擺脫多年保守作風，挺身而出保護年青一代，聖經裡提到的公義得以彰顯。50年前的香港，有個意大利來的「飛仔神父」駛著電單車在西貢沿岸上山下鄉，義養失去父母的子女，跟貧苦漁民在住家艇上一同吃飯、為漁民子弟在岸上建村；後來他走入市區，與徙置區居民一同瞓街爭取福利，又托著旗幟走入八九民運的集會聲援北京學生。
經歷了香港60年代的政治動蕩和70年代的貧困日子，從米蘭來的林柏棟神父腰骨挺拔，始終如一。「我食飯多過食意大利粉，你不要問我意大利的事，你問我香港的事。」逝世於2006年的林柏棟神父在紀錄片中，說著一口流利廣東話：「到埗那天，我知道香港會是我第二個家鄉。」細雨之下，我們隨林柏棟義子黃義天走進這奇人的故事。
攝影：歐嘉樂
1939年，在距離米蘭一小時路程的鄉鎮Varese，Adelio Lambertoni出生，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父親隨軸心國意大利的軍隊出征，小伙子成了一家之主，照顧母親和姐姐。Lambertoni自小覺得自己有點領導才能，他想入修道院學習，但起初神父覺得他太頑皮，後來才讓他走入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他跟著有共同信仰的年青人抬著十字架，走上雪山，合照裡笑得開懷，能量十足的好青年樣子。
當時17歲的他，已經決志要出國傳道，直至26歲，他派往一個叫香港的英殖城市。香港島早於1841年成為英國殖民地，羅馬天主教會於同年把它立為傳教區，19世紀下半葉已有不少天主教傳教士到新界，集中於大埔、西貢一帶傳教。
翻山越嶺 荃灣行山到大埔、西貢
Lambertoni 帶著種種未知，搭上為期18日的威利斯船遠征香港，他最先到達當時還叫「淺灣」的荃灣，翻過大帽山走到大埔碗窰，後來落腳西貢。當時香港教區神父發覺吐露港之美，此後從大埔開始，發散到汀角、西貢、馬鞍山和蜑家灣等地方傳道。
且說說當年天主教士看見的新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早期新界大埔、西貢、元朗等客家村落仍然由大清管治，傳教士對走入清朝人當中傳教抱有嚮往，接觸了不少採石、燒灰的客家勞工和農民。1860年代，西貢區最初有一名柯神父 (Cajetano Origo) 在市中心設傳教據點，神父每次從九龍城走三小時山路走到西貢；最初西貢只有28名教徒，到1877年，容納300人的聖堂也不夠用了。直至英國租借新界的1898年，剛避過了1900年前後中國反洋反教的義和團運動，傳教工作也算順利。
政府冷待貧苦大眾 神父帶水上人岸上建村
改名為林柏棟的Lambertoni，開始在西貢拿著八厘米攝錄機，記錄庶民生活片段。晚上他喜歡散步岸邊，走到艇上跟水上人雞同鴨講地邊聊天邊吃飯。
當時水上人被岸上人歧視，被眨稱為蜑家人，孩子上岸打水往往要忍受岸上人目光。一家又一家的水上人和漁民就住在住家艇或漁船上，站不直，小孩玩樂、大人幹活都同一個空間，林柏棟看到艇上生活艱難，許多漁民子女因為幫忙打魚，一去便幾星期，沒機會讀書，也有些重病老人要跟著出海，他便跟范賚亮神父 (Valeriano Fraccaro)和舊稱「天主教社會福利組織」的明愛，在岸上建漁民村，組織水上人組織合作社，解決村中問題。
「你睇落船上生活好靚，實際上很辛苦。漁民家庭應該要有居所，讓小朋友可以上學，老人病了不用跟著。」紀錄片中林柏棟這樣說。當年港英政府不太理會社福事，外國傳教士到埗後便大力推動醫療、教育和難民營，兩者投入程度的分別，看數字便一目了然：1966年，43個志願機構花費近2,500萬元，而社會福利署的開支只1,750萬元。林柏棟自己常常投稿《南華早報》，促請政府跟進社福問題；實際上當時不少社福政策，港英政府甚至參考宗教團體做法模塑而成。
在西貢對面海的聖伯多祿村、菠蘿輋太平村，低矮漁民樓房散落在長長樓梯之間，當年漁民今天已經頭髮花白，因為經年捕魚作業，多有腳痛問題，而他們的後代亦離開了西貢發展。不過在寧靜漁村家門前搧著涼的老人，永遠沒有忘記林柏棟的名字。
八個義子女 跟神父上山下鄉
林柏棟在西貢、黃大仙傳教多年，期間接收過八個義子女，黃義天是其中一個。黃義天是西貢原居民，本住在糧船灣，母親早逝而父親長年出外工作，他和哥哥在漁港流離浪蕩，乏人問津。他們被輾轉交到叔叔、姑媽手上，姑媽一家移民英國時，跟神父要錢想要賣走兩兄弟，林柏棟沒錢，姑姐於是就這樣放下兩個男生。
黃義天和他的哥哥，展開了隨林柏棟上山下鄉探訪西貢村落居民和小聖堂的日子。一幀又一幀的舊照片，西貢山巒褪色，輪廓卻仍然亮麗。悠閒一點的夏天裡，黃義天也不嫌跟神父探訪麻煩，因為可以赤膊打功夫，在大浪西灣游泳，晚上完了彌撒便睡覺，蚊香燒著了被子也睡得香甜。嚴寒的冬天，未領洗的兩個男生幫神父為逝亡之人做扶祭，托著棺材從山腳走到山上，學會了唸天主經。
年屆中年、又已為人父的黃義天心目中的林神父仍然鮮活跳脫，彷彿從沒離開西貢：「那是上山下鄉的日子，林神父很享受鄉郊，踩著電單車噠噠噠聲的，走得好遠，上了行沒路走又落山。」
神父當年薪水不多，喜歡食煙仔，有朋友來時喝點啤酒，黃義天負責去神父宿舍附近的士多買。神父說過，最初客家人接待他端了一盤黑色的肉給他吃，他不敢，硬著頭皮嚐一口，餘生便愛上梅菜扣肉的滋味，「他很鼓勵，一定要試新事物，你不試不知道那會是怎麼一回事。他常說自己是單親爸爸，我覺得他做得夠好了。」
天主教香港教區現時屬下專責小組「古道行」工作小組 （Diocesan Working Committee For “Following Thy Way”），計劃復修及活化西貢半島一系列天主教小堂，並實現以此為重心的旅遊路線，借鑑歐洲聖雅各伯之路，規劃一條結合靈性、信仰、文化、歷史的獨特旅道，豐富香港旅遊文化，詳見另稿。他們同時正重新紀錄一些在港傳教士被遺忘的故事，像今次邀請黃義天等相熟神父的教徒分享個人記憶。
范神父被殺後離港 泰北協助難民
尋常日子的轉捩點，是范賚亮神父在宿舍被謀殺的一夜。范賚亮神父待小孩親切，他家族在意大利開麵包廠，他也不時做麵包送給區內小朋友，黃義天記得他滿是雀斑的手，怎樣挽著小孩喊他們「細蚊仔」。神父被殺那晚，他跟哥哥待在宿舍看電視，九點半才捨得走，怕途經墳場會撞鬼的兩個人，兜了一個大圈才回到普通道17號的家。翌日清晨再回去宿舍，范賚亮在浴室被殺害，身上被刺了好幾刀，現場除了找到一條在元朗製造的褲子，全無線索。
范賚亮的死，坊間流傳過許多個版本。有說與共產黨有關，也有說是神父們協助漁民走入菠蘿輋太平村時，得罪了地方勢力或黑社會。「當年太平村曾經斷水，有刪水喉的糾紛。究竟係搶劫定點？六十年代，查不到。」黃義天後來和哥哥時不時聽到廚房傳來做麵包的聲音，直嚇得兩個大男生背後發涼。
神父的死，其實不是西貢區的單一事件。在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當時和神父 (Piazzoli) 曾被中國政府懸紅500元捉拿故離開西貢；1942年，三個傳教士黃子謙、郭景芸、丁味略先後被殺。范死後，林柏棟極度悲痛，為了避開傳言，他應教區要求回到意大利，黃義天兩兄弟也搬到大埔讀書。此後林往泰北幫助當地難民，得失了政權和地方勢力，輾轉又離開泰國。
重回香港 為寮屋戶、艇戶掀組織旗幟
林柏棟再回到香港黃大仙區傳教時，已經時值1978年。他留了鬍鬚，整個人處事、說話不同了。「他以前覺得自己是領袖，想幫別人，我說，你聽你做。可能是范神父過身或其他事令他轉變，他說除了祈禱，要聆聽多點，參與其中，和人群一齊行。」黃義天說。
1965年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後，表明教會如果面對社會問題，必須爭取正義。於是1972年盲人工潮、1977年金禧事件、1978年油麻地艇戶請願，80年代反兩巴、兩電加價等社會運動和尋求公義的場合，出現了教會人士的身影；他們甚至公開表達對於政制的意見，參與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前後的《代議政制綠皮書》研討會，林柏棟也在1989年參與尖沙咀聲援北京天安門學生的集會，2002年亦在街上遊行反對推行23條。
走入居住問題多多的九龍市中心，林柏棟決志不止步於慈惠的身影益發鮮明。當年馬仔坑大火後幾年，政府想拆卸剩下的木屋，林柏棟與居民一起睡到路邊；越南難民來港時，林走入難民營，抗議政府不人道對待難民；他協助油麻地艇戶上岸，也跟小販、寮屋戶一起組織抗爭。人們可能較熟悉甘浩望神父，今時今日為人熟識的「社區組織協會」成立之初，林也曾擔任主席，協助策劃居民組織。
「林神父常常說，服務角色不能不做，但很多人忽略了先知的另一個角色：站出來為社會公義發聲。」黃義天說。「西貢船民沒地方住，黃大仙艇戶、拆樓，任何不公平待遇，他都關心。」
「面對錯誤，負起改善的責任」
靠著生者回憶，我們嘗試拼湊林柏棟的生命一隅，可以為今天香港帶來什麼啟示？1998年拍攝的紀錄片中，林說過，香港30多年來進步很快，全靠香港市民自己本身努力爭取更好的社會，另外也靠機構或教會提出問題然後組織去解決；政府也做了它的一部分，「但我們不能只靠政府」。
他在一場彌撒中這樣說過：「我們不應有被動態度，不論對於自己過失和社會的錯誤，我們要積極接受和負起改善的責任。」逝者已矣，十年過去，香港亦踏入新一輪社會抗爭階段。Sing Hallelujeh to the Lord在大陸被禁後，教會人士會如何繼續以信仰介入社會公義？為了塑造更美好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政制，香港要怎樣走下去？林神父的遺志，書寫於今天政府部門對於六月多場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的回應面前，竟顯得如此鏗鏘有力，讀來仍然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