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權劏房戶是如何鍊成？　喪母墮單身隊　輪候三年又三年上樓無期

白飯、蒸合掌瓜和枝竹的味道盈滿劏房單位，鄭小姐（Lily）其實不特別愛吃合掌瓜，只是媽媽沒牙後常常煮，貪瓜蒸熟後淋軟，媽媽可用牙肉細嚼慢嚥。媽媽走後，煮合掌瓜成了習慣。「她喜歡吃印尼小吃，香口的、濃味的。紅燒雞翼，加洋蔥、栗子，她次次看見就開心。」Lily說。
與媽媽輪候公屋的日子一眨眼過了五年，媽媽等不及「上樓」便去世，剩她一人住入90呎劏房。輪候公屋日子的計算方法有變，要再延長。40多歲的她發現自己原來一直屈身於房屋政策的幽暗角落，「你承諾三年上樓，我等了。媽媽走後（等近六年），我還是等。那時我還存希望。」
攝影：鄭子峰

你承諾三年上樓，我等了。媽媽走後（等近六年），我還是等。那時我還存希望。

「有時會把廚具放馬桶上」

這個長沙灣劏房單位月租5,000元，未計水電，佔Lily收入近半。廚房和廁所合一，廚房只有放一個細小鋅盆和電飯煲那麼大。「空間不夠，有時會把廚具放馬桶上。廁所細好定鋅盆細好？我寧願後者。」Lily倒入白米和水，把餸菜墊高在米上笑道。「在香港，不是愈小的單位愈便宜，愈小的單位一樣貴。」她說。

2013年申請公屋　「那時我還相信政府」

她以前在商業公司上班，後來因為興趣使然轉職學校慈善工作，月入萬多元，加上80多歲媽媽的高齡生活津貼和關愛基金的照顧者津貼，生活還算可以。那時她聽到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承諾三年公屋上樓，有了排公屋的念頭，於是2013年3月和媽媽申請「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當時梁振英說三年能上公屋，我還信的。」甚至為了符合公屋條件，曾向校方主動提出減薪。

輪候公屋的日子，Lily和媽媽兩人租了另一個300多呎的太子單位，初入住時月租5,000多元，後來業主年年加租，直到最後一次過加幅1,800元，最終月租達8,000元。「你租就租，唔租就罷的態度。」媽媽那段時間剛患腦退化，她怕老人家適應不了搬屋。

這樣一等就是五年多。梁振英常強調房屋政策是「重中之重」，但「3年上樓」的承諾成了空話。截至去年底，全港有150,200宗一般公屋申請。單身申請者是另一條隊，有約117,400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一般申請者平均等5.5年才獲派公屋，除非你是長者——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2.9年。那段時間，朋友追問她何時才有屋住，但她想乖乖等總不會出差錯，直至媽媽某晚突然暈倒，不久去世。

沒有因為三年上樓承諾不達標而處理我，就把我扔到單人隊伍，難聽點說就是重新再排啊。我沒想到政府根本沒體會輪候的人排了多久、面對什麼處境，到底是否政府失職？這些事情，沒人跟進。

等五年公屋　媽媽過世後跌入單身計分制

媽媽走前，受認知障礙影響，短暫記憶很差，但從沒忘記過女兒。那幾年，Lily上班時把媽媽送到日間長者中心，下班接她回家，每日如是。帶母親去看醫生，某次醫生突然叮囑她：「她喜歡什麼，你就給她吃吧。」

「以前他沒說過這種話，這句話我記到現在。媽媽過世之後，我慢慢回帶，開胎發現有些預示告訴她差不多要走了。是很不捨得，但媽媽一定也想『好死』，她怕痛，這樣走是最好的。」Lily抹去眼淚，說是那份學校工作幫她度過那段日子。有人批評她自己選了人工低的工作，沒得怨，但她覺得有些事不能用錢衡量。

她忙着處理媽媽後事，適應單身的生活和哀傷，並沒為意自己被房屋署歸類至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直至2017年尾她才知原來一切推倒重來。「我問房署這種情況有酌情處理嗎？他們答說沒有。」她曾經寫信去房屋署陳情自己的情況，但沒收到回覆。「沒有因為三年上樓承諾不達標而處理我，就把我扔到單人隊伍，難聽點說就是重新再排啊。我沒想到政府根本沒體會輪候的人排了多久、面對什麼處境，到底是否政府失職？這些事情，沒人跟進。」

記者就情況向房屋署查詢，發言人指並沒有備存由家庭申請轉至非長者一人申請的個案數字，而有關申請會即時被納入配額及計分制內，按申請人於該申請獲登記時的年齡計分，而其於家庭申請的輪候時間會全數計算入其非長者一人申請內；又提到輪候時間與選擇地區有關，比如選擇居於市區需要輪候較耐。

等三年和等五年相差很遠，媽媽也等不到了。你做不到早點說，我可以返轉頭，但我現在40歲、50歲了，如何再做樓奴？我乖乖地一路行，你愈將我退後。

「我是基層中的夾心人」

「我是不是信錯了政府？等三年和等五年相差很遠，媽媽也等不到了。你做不到早點說，我可以返轉頭，但我現在40歲、50歲了，如何再做樓奴？」她抖擻精神說：「但那不是我的錯，是政府令我以為可以安居樂業卻沒兌現承諾，加上我的不幸所導致。」以前有議員建議她跟媽媽切割關係申領綜援，她哇地一聲哭了，「我乖乖地一路行，你愈將我退後。我是基層中的夾心人，有能力、單身，也有交稅的。如果要我隱瞞什麼才能上樓，我寧願不要。」

我是基層中的夾心人，有能力、單身，也有交稅的。如果要我隱瞞什麼才能上樓，我寧願不要。

以前不熱衷政治　選擇信政府

Lily後面，甚至有一波沒能置業、也沒信心輪候到公屋，乾脆放棄的人潮。非長者一人申請的公屋配額較少，若申請人於18歲開始申請公屋，苦等30多年才「夠分」（截稿前為419分）。2018年，房屋署調查發現，非長者一人申請在過去5年銳減近六成，由2014年的2.4萬宗跌至2018年的1.06萬宗。

一個人生活，重心也慢慢轉變。她以前不熱衷政治，她知道菜園村逼遷，不解政府為何拆別人的屋，也知道政府賣地，但從沒深究背後原因。「以前覺得不關自己事。」忙着照顧媽媽已經夠累，她選擇相信政府，是業主最後一次加租成了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難道身為租客便完全沒保障？坊間很多人說業主大哂，實情是這樣嗎？」

為什麼沒有租務管制？業主現在不憂沒人租。為什麼賣地表中不勾出土地起公屋？為什麼填海而不用使用率低的軍營？愈來愈少自然區域，可以不碰就不碰吧。

逆權師奶：從政治冷感到走在遊行前線

於是她向擺街站的「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查問，甚至加入街坊小組，隔周開會討論房屋政策。Lily成了一個不斷問問題的街坊：「為什麼沒有租務管制？業主現在不憂沒人租。為什麼賣地表中不勾出土地起公屋？為什麼填海而不用使用率低的軍營？愈來愈少自然區域，可以不碰就不碰吧。香港愈來愈不公平，偏向有錢的一方，以前的房屋楷梯，因為政府不去做某些事而堵塞了，住屋環境變得病態、失衡、不公。」

她在長沙灣物色劏房，心裏的底線是要有陽光就好，月租5,000元左右。至於沒有預想過的濕焗和蟲蟻就是後話了。「窮人所謂的窮，是生活達不到基本標準，而他的窮是因為政策或環境轉變令他愈來愈窮。愈知道政府的體制運作，愈無力和失望。」

我朋友的仔女，或是他們的孫仔女（面對住屋情況）是最慘的。單身沒有包袱，做到為何不做？

Lily也沒想到自己今天成了記者招待會的發言街坊，走在反對明日大嶼計劃的遊行隊伍之中，在要求政府收回粉嶺哥爾夫球場的街站中收集5,000多個簽名。「我以前政治冷感，還在安樂窩嘛，我也覺得too late了。我在水渠街看着來來往往低頭的人群，我想，他們就是以前的我啊。」

她說，開初參與小組的確是為了自己的住屋權利，後來覺得都這把年紀，又無兒無女，為何不走出來爭取下一代更好的房屋條件？「我朋友的仔女，或是他們的孫仔女是最慘的。單身沒有包袱，做到為何不做？街坊在社會有義務，也有權利，你沉默、不行動的話，就會失去權利。」

安居樂業說的是一個窩，對我來說，是工作累了可以回去，再讓我出去周圍飛的地方。我對這裏沒有歸屬感，畢竟只是個暫住的地方。

「香港這環境怎組織家庭」​

吃着飯菜，她掩嘴低聲說：「不是想嚇怕你，但香港這環境怎組織家庭……」

總是帶着笑，不卑不亢的一個劏房戶女子，只有提起過世媽媽才眼眶發紅。住在狹小單位，梅雨天要一個人應對牆上的霉菌、蛇蟲鼠蟻和合一廚廁，她總有方法克服，又自得其樂。比如剪開一個十蚊洗衣袋，貼在不能打開的窗戶當作裝飾。比如在角落吊起信仰的金句，將丁香放在窗邊驅蟲，每天把地板清掃得乾乾淨淨。

「既然要這樣生活，空間沒得變，內籠總可以變。人總得花點心思，有些要求。」她看窗外的蘇屋邨，說道：「安居樂業說的是一個窩，對我來說，是工作累了可以回去，再讓我出去周圍飛的地方，是自己的，有歸屬感的。我對這裏沒有歸屬感，畢竟只是個暫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