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是我》導演：挖掘城市記憶，西環石牆樹對照芬姨生命力

2016年上映的港產片《幸運是我》，不少人記得惠英紅在戲中飾演患上腦退化症的包租婆芬姨，演技獲評論肯定，並於香港電影金像獎再度封后。
《幸運是我》拍一個腦退化症的女人芬姨如何自處，也拍一個青年阿旭（陳家樂飾）與芬姨的相遇。年青人衝動易怒，不易信人，源於其中港婚姻後代背景，面對心靈上的迷失。而芬姨則面對身體機能上的迷失。兩人在西環科士街石牆樹前後走著，這對包租婆和租客，因腦退化症曾經衝突，發展成最後互相扶持。而石牆樹位置，曾經是港鐵擬定堅尼地城站的選址，因居民反對得以保留。
導演羅耀輝因為喜歡西環的殖民地時代感，故選取西環作為芬姨的主要生活場景，他說：「隨著重建、拆屋，好多舊區都失去本來面貌。西環感覺上是一個仍未被大幅改變的社區。她仍保留一種殖民地時代感，比如說電車這個強烈的象徵。」
文：陳銘智

（編按：金像獎2018即將舉行。場景是電影中重要的一環，除了配合劇情進展，還能記下當時當刻的社區面貌。正如1999年杜琪峯執導的《鎗火》（The Mission），在荃灣廣場取景，意外將荃灣廣場昔日的噴水池「保留」下來。電影利用水池兩旁的扶水電梯，以及水池前，一圓一方的柱，展現空間縱深，帶出雙方鎗手對峙，極端動靜的緊張感。 電影中的香港是怎樣的？01社區專題的【社區電影場景】系列，訪問了兩個能捕捉「真實社區」的導演，聽聽他們如何理解電影與社區的關係。另外，本系列亦會訪問「社區院線」的搞手，了解社區放映的成果與困難。)

第一部劇情長片是自我挑戰

羅耀輝43歲，早年在加拿大讀酒店管理。97年畢業回港後卻走去讀編劇課程。入行兩年，第一份面世的劇本是1999年的《玻璃樽》，成龍和舒淇主演。他的編劇生涯多數與阮世生合作，寫過如《神經俠侶》、《我要成名》、《我老婆唔夠秤》等輕鬆喜劇。他說，自己不是專業電影學科出身，只是想嘗試當一名編劇。凡事從零開始，每寫一份劇本都是學習，最大的滿足感，是每次入戲院時，看觀眾因自己寫的笑位發笑。

數算一下，他入行已經超過20年。寫來寫去都離不開喜劇套路，愈寫愈悶，開始萌生當導演的念頭。「因為做編劇，通常是被動地等別人找你寫劇本，題材會有限制。多年來寫太多重複的類型，好像漸漸失去創作的衝勁。我心想：不是辦法。」他說。

如果把《幸運是我》放到他編導生涯眾多作品，會發現這部溫馨小品，是他第一次操刀處理的題材。他也坦言，較少接觸腦退化症的題材，純粹因為偶爾看過外國電視台的紀錄片，才開始了解。作為第一部劇情長片，他想挑戰自己，找回製作電影的熱情。從負責文字工作的編劇，跳到負責演員演出、鏡頭機位等拍攝現場大小事，他笑說猶如找回最初入行「由零開始」的狀態。

編劇與親自在現場指揮全局的導演，兩者體驗有何不同？羅耀輝覺得，當導演時有不少機會隨拍隨想，「不是說不想再做編劇，而是發現自己不想只做編劇。原來電影要慢慢拍，會找到一種微妙的感覺。那未必寫劇本時就預計到。好似有場講芬姨終於發現自己患腦退化症的戲，以及結尾的一幕，一些細節本來沒有寫在劇本上。」

走不出社區的老婦

「腦退化症其中一個主要病徵是善忘，滿可憐的，但某程度上是好笑的。因為他們未必知道自己病的程度，照顧他們的人或者會覺得哭笑不得。」羅耀輝去過公立醫院舉辦的腦退化症講座，與家屬聊天，吸收照顧腦退化患者的知識。之後他寫了芬姨這個角色，一個獨立自主的女性，但因為年老患病，漸漸走不出熟悉的社區。他再構思出阿旭一角，由一個年青人面對患上腦退化症老人家，如何由衝突到了解，最後扶持對方。

阿旭設定為中港婚姻下成長的一代。父親是香港人，但早已另立家室。阿旭在廣州與母親相依為命，直到母親病逝。來到香港卻發現自己夾在中港身份議題之間，他渴望親情，但血親都給不出回應。反而同為基層的包租婆芬姨，令他得以迂迴地建立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

西環樹根生命力與芬姨一樣頑強

石牆樹出現在兩場戲裡。第一場是講阿旭想扔下芬姨，視她為負累。芬姨在夜裡只能來回科士街的石牆樹，去尋找阿旭。她不敢走出她熟悉的環境。第二場戲是生活日常，拍阿旭和芬姨去街市買菜。石牆樹給羅耀輝一種生命的觸動。「樹根生命力頑強，對照芬姨，她雖然有病，但都會繼續去面對。腦退化症並非藥物能夠根治，通常隨老人家身體機能慢慢衰退，直到死為止。樹根一樣保留那株樹多年來的痕跡，及成長經過。樹沿住石牆生長，而非平地，連植物都很能表達香港空間有限的特點。」

芬姨因為腦退化症不能自理，又怕失去安全感，從她堅持亞視是「2號台」的那幕可見其對變化的恐懼。城市卻一直變，甚至一度使羅耀輝失預算。

社區景觀、小店「唔拍就會冇」

有場戲講芬姨在西九附近迷路。「那場戲本來在開拍前一個月選好場景，但拍攝當日才發現築起不少地盤，景觀與之前完全不同。我們唯有就地取材，利用地盤外邊貼上的指示路牌，將路牌融入劇情。拍芬姨愈走愈偏離原本方向，快要由佐敦走到中港客運碼頭去。」他說。

電影拍攝前後，社區變了樣。他還提起有幕空鏡，把深水埗信興酒樓的招牌拍了進去。無心插柳，信興酒樓在2016年12月尾結業，招牌則送給博物館。他看網上消息，總有一種強烈印象——好似隔日就會有在電影出現過的小店、景觀、建築消失。唔拍就會冇了。他說。

難找心水場景

「搵景，猶如鬥智鬥力。因為演員、攝影、燈光外，背景都重要。我覺得現時難在找一個未被人拍過的景觀，又有年代感。就算找到景，拍攝時有部的士走入鏡頭我都驚，因為可能會『穿崩』。」

羅耀輝說，《幸運是我》的故事比較貼近基層生活，而他覺得這是香港的精粹所在。如要他轉去拍樣板般的高樓大廈，倒失卻特色。說起，才知道他的童年在大坑的唐樓度過。那些年，他看過早上電視台播出的粵語片才上學去。唐樓下傳來叫賣聲，小販的「車仔檔」賣白糖糕、果蒸糭。他小時候在夜裡看星，好似以前的星空比現在明亮許多。

「有些畫面永遠都會記得。拍電影，就是要去挖掘城市許多未被留意的記憶，當她一直急遽改變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