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食物／生命自己揀　台灣主婦變合作社主席：我沒停止成長

「有哪家店可以買菜買到變理事？」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李修瑋笑着說。近日社聯邀請各地社區創新人士來港分享經驗，她是其中一人。18年前，她只是一個新手主婦，慢慢在參加合作社的過程中，從學煮飯到認識食物成份、PM2.5、農地徵收問題……
主婦要帶小孩，哪有時間做這麼多事？她卻說，合作社讓她可以用結合生活的方法改變世界、還有她自己。

買菜救地球

故事要從1980年代說起。那時農藥殘留等問題逐漸浮現，一群媽媽開始到處尋訪安全的食物，1993年終達成第一次共同購買；那些年，李修瑋是個喜歡環島旅行的大學生，卻見到路上的風光漸漸褪色：「花蓮出現了許多水泥廠，灰塵滿天；河流也不像小時候那麼清澈……」

那些景象一直留在她心裏。1999年，她離開編輯的工作，變成全職主婦，加入提倡以消費力量保護環境的合作社。「我知道它一定不會只賣菜給我。」她笑着說。的確，合作社讓她更親近食物和環境——她們常常組團去農場探訪，第一次，她看到了收割後的米田，那是她首次見到種出她那碗飯的人，而那個人，不施農藥，「我常說不用再額外捐錢給環保機構，買這些食物，就是對環境好。」她說。

自己糖果自己找人生產

她們還透過合作社出版的月刊、講座等，認識到米的種類；又知道了不同添加劑的名字和副作用，自此學懂了看標籤，「成份看起來很奇怪的就不要。」她笑笑說。孩子想吃零食，市面上少有天然的糖果，合作社就去找人生產較健康的梅糖——食物自主，原來不難。

她們又一起辦童樂會，邊帶小孩邊參與合作社；到孩子大了，就改辦行山、讀書會，靈活地結合生活，也讓自己與社會不脫節。「孩子小時候我問她想做什麼，她說想做家庭主婦。」李修瑋笑得開懷。主婦「什麼都不懂」的刻板形象，被她打破了。

紛爭是學習民主的機會

由於合作社視每個社員都是擁有者，這個主婦，還可以由普通社員變成地區營運主委、社員代表，最後變成理事主席。接觸到的人，由社員擴展至職員、生產者，可以學習的更多，煩惱也更多——有時是社員抱怨食物質量不好，有時是生產者抱怨退貨，合作社內部還不時意見不合，大家語氣變差，氣氛變得異樣。她說着有點哽咽：「真的不簡單，會受傷。要學會接受大家意見不同，那種情緒反應……」

「但是就因為我們是合作社，才有機會面對這些情境。合作社其實是經濟的民主學校，可以去學怎樣去包容、如何突破人情障礙去說出自己的想法，培養公民意識。」她說。「這就是辦公室的情況啊，但如果我20年都在家裏，20年後孩子長大了再出來社會，我會膽怯、跟不上節奏。」

重現鄉村的人情連繫

人和人，不會只有矛盾。「大家知道我很忙，有時一見到我就來幫我按肩膀；有次去爬山，我那麼多年沒穿的鞋整個破碎了，有人把孩子的鞋帶拔下來，有人蹲下來幫我綁……」

這些都是都市化後，人與人難得的連繫。同樣的連繫，還體現在社員跟生產者之間。「有次有個農友生病了，我們寫卡片慰問；他的米賣不好，我們會請大家支持。因為大家去過探訪，認識了，就有感情。」曾經有農民在台灣的媒體中說，聽到別人讚他的食物好吃就很高興：「感受到做農民的尊嚴。」

香港也有合作社

其實一切，都只在於有沒有人走第一步。李修瑋提到香港地方小，更容易做到集體購買。9年前就開始以社企形式採購食品的「土作坊」，最近便在上水發展出「農行．知味合作社」，讓生產者和消費者更易連結。他們又設有「時分券」制度，讓街坊以服務或勞動換取社區貨幣，令基層可以用較少的金錢買到有品質的食物。

不過想要發展下去，又會面對難題。天水圍地區組織「天姿作圍」就想變成生產合作社，讓街坊售賣自家製的加工品，但街坊阿燕說，現時政策不容許在家生產，他們自己的田也不大，難以大規模銷售。要找到沒被發展商囤積、面積較大的地，在沒有規管下，仍是難題。近年香港農業常被放上枱面談論，但要做到自產自銷，讓合作社得以成真，路還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