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史】民建聯失卻的25年

今年是民建聯建黨25周年。作為政府重要的執政聯盟，擁近3.5萬黨員、12名立法會議員及每年支出逾億元的香港第一大政黨，是否做到該黨口號所說的「真誠為香港」、「實事求是，為你做事」，抑或只如網民謔稱的「禮義廉」政黨？或許，我們先由1991年立法局首次直選說起。

1991年，在民建聯成立前一年，香港社會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普遍瀰漫着一片悲觀情緒，很多香港人計劃或已取得外國居留權，準備移民離開香港。港英政府藉提高香港主權移交前的立法局民主成分，以挽回跌至谷底的香港市民信心。港督衛奕信與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達成共識，並在北京默許下，在立法局首次引入「雙議席雙票制」的18席直選，同年於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斥資1,270億元大興土木，計劃興建赤鱲角新機場、青嶼幹線、三號幹線、東涌新市鎮等十大核心工程，展開長達十年的「玫瑰園計劃」。

六四陰霾下　選舉大敗促組黨

1991年立法局的首次直選採「雙議席雙票制」，輿論原以為選民會在投民主派一票之餘，同時把另一票留給來自其他陣營的候選人，令議會內各勢力可較為平衡。惟選舉結果顯示，市民在六四事件後的悲憤氣氛下以票表達「拒共」、「恐共」的心情，讓民主黨的前身港同盟與匯點大勝。18席直選中取得14席，9個選區中有6個區的兩席全由港同盟或夥拍匯點所取得，大大出乎港府與北京意料之外。港府在之後的報告中指此制帶來「聯票效應」，即強者提攜弱者，令六四事件後有大量政治明星崛起的民主黨派成為主要得益者。如港島東港同盟的李柱銘帶起文世昌擊敗港人論壇的程介南；九龍中港同盟的劉千石帶起林鉅成擊敗工聯會的陳婉嫻，以及九龍東港同盟的司徒華帶起李華明擊敗觀塘民聯會的侯瑞培等。

當時的親中派人士分析敗選成因，其一是親中力量在沒有選舉機器的操作下，未能充分發揮調兵遣將而產生的協調效應；其二在「雙議席雙票制」的選舉制度下，更遭民主派「以大帶小」的方式囊括絕大部分議席；其三是六四事件讓親中派即使有參與抗議北京的暴行亦得不到市民的同情，仍認為他們是北京的香港代表，因而將「拒共」的情緒通過選票宣洩在其身上。親中派與北京也認為，為穩定和集結六四事件和91直選大敗後的散渙親中力量，以及抗衡港同盟與匯點的民氣大盛，組黨才是打破這個困局的唯一出路。

據《民建聯20年史》描述，民建聯組黨籌備小組開始時由五人組成，從1991年底多次開會後，初步就組織架構和工作計劃安排等達成共識。翌年1月底小組擴展至十人，由91直選中落敗的親中人士，如程介南、陳婉嫻、張漢忠、侯瑞培等，與工聯會譚耀宗、觀塘民聯會陳鑑林、以及傳統左派學校的教師曾鈺成、葉國謙、葉國忠，以及地區工會組織人士簡志豪為骨幹，籌組「民主建港聯盟」，並以「平穩過渡、繁榮創富、安居樂業」為政綱。

回歸後成第一大黨

民建聯接着迎戰建黨後三場直選，略見成績，由1994年區議會選舉取得37席、1995年兩個市政局選舉取得9席，以及同年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直選取得兩席，連同功能組別和選委會合共取得6席。九七主權移交後，翌年首屆立法會選舉中，由於選區改為五大區，行比例代表制，地區樁腳較多的民建聯進一步取得９席，並首次在五區各取１席。及後2000年至2016年的五次選舉，卻反受比例代表制中的最大餘額法和黑爾基數法所限制，議席維持在7至9席，2012年更因與工聯會在多項民生政策議題上南轅北轍而分家。

作為香港第一大黨民建聯，擁有近3.5萬黨員、在林鄭新內閣中有一名問責局長、兩名政治助理擬升為副局長、一名成員擬為政治助理、兩名行政會議成員、12名立法會議員、117名區議員，以及逾200個地區辦事處。據公司註冊處過往的資料顯示，民建聯每年的收入與支出穩步上揚，由1992年創黨時只得200萬，至2012-13年度收入與開支均破億。民建聯最新的帳目披露，截至2016年3月底全年，收入達1.06億元，開支逾1.11億元，近五年的收入總額達4.96億元，同期支出達4.91億。與民主派兩大政黨相比，民建聯去年的收入相等於民主黨的7.6倍，更是公民黨的19倍。

然而，若按立法會選舉每票的票值與開支計算，民建聯的成本效益相對其他政黨可謂不高。由於政黨作為選舉的機器——「每天也是選舉天」，選舉可謂政黨的生命線，所以「衡工量值式」審核政黨的開支與選舉得票，可讓人了解政黨的運作效率。

以表三所見，1995年立法局選舉為民建聯創黨後的第一次大型選舉，當時得票為14萬多張，每票約需134元，每席則為950萬元；1997年往後的三屆立法會選舉，得票穩步上揚，比較每票票值仍然維持在100元以下，每席則為450萬元左右。但自2008年起的三次選舉，得票率不升反跌，2016年更跌至17%，得票只維持在36萬左右，但票值卻大升為306元，每席為逾1,590萬，就算加入俗稱超區的區議會（第二）的議席，也逾1,200萬一席。對比民主黨的每票值為90元，每席只需360萬元，計入超區兩席則需257萬元一席；公民黨的每票值只需40元，每席更只需148萬。

2014年，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以「駿程萬里」親筆墨寶，為民建聯籌款晚會籌得1,380萬元。2016年，張曉明再親筆提「度德而處」四字，成交價高達1,880萬元，平均每字值470萬元，打破民建聯歷年的籌款紀錄。此事反映出張曉明作為中央政府駐港的高級官員，原應與各界溝通接觸，惟他連續兩次為民建聯籌得逾3,000萬，惹起社會議論紛紛，認為其做法獨厚民建聯，加上過去在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前經常出現厚民建聯、薄其他建制政黨，爭席位爭資源的新聞。然而，民建聯吸金能力強勁，更獲中聯辦、親中商人特別關愛，開支逾億，但比起民主派的山寨式政黨，實際效率卻成疑。

從2016年立法會選舉以及多個民意調查均顯示，民建聯的得票率與支持度卻處於歷史上最低位，分別只有17%和40%，支持率甚至比2003年區選前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政府施政不彰時的影響更差。但錄得如此成績，有多個原因。

「打鐵還需自身硬」——這是2012年十八大閉幕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對中共黨員的發言，要求幹部「從嚴治黨」，相信也可以用在親北京的民建聯身上。根據中大亞太研究所的調查顯示，長期有近半市民不滿政黨表現，而民建聯的親政府、親北京表現，更令其經常敬陪末席，支持度更創歷史新低。但解決政黨管治的問題，不單要靠政黨本身，更需從解決香港政制發展困局做起。

無論在九七前後，北京都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有影響力或話語權，從過去擔心一旦全面實施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社會，因而大灑金錢做社會福利，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到近年擔心普選會影響國家安全、政權穩定。在在反映北京對港人的不信任，同時亦打擊政黨政治的發展。無論是建制派抑或民主派，也同樣面對新老交替、人才不足的問題，勉強交接完成，也發現論政水平參差、欠缺制訂長遠政策規劃，甚至具備執政意識，遑論最終可「輪流執政」。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規定特首不可有政黨背景，反映北京仍然對政黨政治輪流執政的方式，以成功落實「港人治港」有所保留。現時政黨主要是爭取兩級議會的議席，位置亦相當有限，就算是建制派政黨欲通過港式「高官問責制」這「旋轉門」加入政府，以達至培訓人才的目標，但人數亦非常有限，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更曾表示擔心黨員進入政府後造成人才流失，對本身的政黨發展有負面影響。因此，造成政黨未能吸引優秀人才加入，只能培訓大量以黨工身份參政的人才，未能積極培養管治人才。

過往三任特首及其班子，已嘗試由不同類別的方式治港，商人、公務員、專業人士也試過，現在由曾任公務員30多年的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和組班，彷彿又重回「公務員治港」的舊路，排除「政黨治港」的可能，是否可處理現時行政立法缺乏互信且關係欠佳、政黨碎片化民粹化的複雜情勢，以及提升政黨議政質素？

（本文節錄自2017年7月31日《香港01》周報第71期B16-17版，按此訂閱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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