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男．四】數十億禁毒基金　年批8000萬　搞嘉年華真係戒到毒？

在1964年政府宣傳禁毒的海報上，畫有一名骨瘦如柴的男子坐在棺木旁，左下角斗大的字寫着—「吸毒等於送死」。畫面毫不搭調，但訊息直接鮮明；最近，禁毒處為打擊冰毒而製作出「『冰』會溶咗你個腦」的廣告，事實上過去50多年，無論是海洛英、搖頭丸及K仔（即氯胺酮）等，政府均以「靠嚇」的方式傳遞毒品的影響。吸毒、販毒者的負面形態植根於大家的腦海之中。可是，政府嚇倒的對象是否大眾而已？對於毒海浮沉的人們，他們的需要又是否政策焦點？

禁毒處的數據顯示，2015年被呈報吸毒者的總人數比2014年減少5%，共有8,767人，當中21至30歲的人數佔26%，僅次於41歲以上的組別，而青少年的吸毒人數則大幅減少至629人。外展社工白艾榮相信，現時的慣常用藥者（habitual drug user）有機會是十多年前青少年吸毒問題肆虐時踏進毒海，至今仍然未能抽身。據《2008年香港吸毒情況》，21歲以下被呈報吸毒者較2004年增加了56.9%，共有3,430人，當中12至15歲的升幅更超過一倍。「我覺得是社工做得不好。因為那時的社工根本未有做drug case（濫藥個案）的經驗，所以一開始跟甩咗，他們就自己食。」

政府嚴打 愈吸愈隱蔽

吸毒問題與禁毒政策的關係猶如秤砣，當時曾蔭權政府以「零容忍」的姿態嚴打吸毒問題，白艾榮認為這是導致吸毒者愈趨隱蔽的主因之一。「當時（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瘋狂打壓，鋪天蓋地去拉，結果就是令到他們匿埋咗。的確還未有研究來證實，但我們多年的觀察所得就是這樣。」

過去十年，政府應付吸毒情況猶如一場接一場的「打地鼠遊戲」—2000年Rave party（狂野派對）興起，K仔、搖頭丸充斥多個娛樂場所，警方連番掃蕩後成功打擊了「Fing頭場」的生意；及後濫藥問題轉移至北上、校園，政府接連改變策略，與內地保安或校園合作杜絕毒品。可是，經過多年來的掃蕩，吸毒問題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是亂竄往更隱蔽、更分散的地方。

據統計署數據顯示，首次被呈報吸毒者的毒齡由2008年的1.9年，上升至2015年的5.8年，意即當吸毒者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吸毒接近6年。政府現行的統計數字由執法部門、福利機構、醫院等機構提供，意味吸毒者需主動求助、入院或被捕才會記錄在內。然而，這是否代表他們有生命危險或犯事之前，政府或福利機構根本無法介入施予援手？白艾榮坦言：「毒齡、隱蔽的人數確實有多少，根本是一個問號，但我相信有班人一路吸一路維持生活。」

禁毒基金對你來說是『禁毒』，對他來說是『基金』—即是講求效果；加上在審計署衡功量值的氛圍下，導致只會做容易做的事，難的就不會做，而預防教育或宣傳就容易看到成效。

此外，審計署於2015年發表的報告指，禁毒基金的結餘為43億元，每年批撥的款項平均為8,000萬；綜觀過去三年批核服務的數字，2016年有54項，而2015及2014年分別只有38及31項。為何基金的儲備豐厚，每年所批核的服務卻少之又少？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張建良承認，以前對基金的撥款限制較多，每間機構最多只可申請三項服務，限額為1,500萬。「例如醫院管理局有六間藥物濫用診所，都只能遞上三份申請。這樣就可能抹殺了一些好的服務。」由去年開始，禁常會將每個機構的申請限額由三份調高至五份，金額亦增加至2,500萬，希望能迎合機構的需要。

提升社區禁毒意識為禁毒基金的主要目的，綜觀2015至2018年的計劃當中，大多以日營、嘉年華、藝術表演或微電影創作為主，透過活動滲入禁毒意識，但當中的成效如何衡量？張建良坦言：「聽完禁毒音樂會之後，有多少真是不會吸毒呢？機構有沒有研究去支持也是委員會考慮的情況之一。」

服務年期短暫 難與戒毒者同行

禁毒基金的服務傾斜，有意戒毒的人士似乎更難找到合適的方法。張建良表示，有研究指戒毒至少要七至八次才有機會成功，這個不斷於原點徘徊的過程中，又有多少社工或專業人士一直陪伴在旁？邵家臻明言：「現在支援的確不足，因為基金會要求服務要有新點子。點解戒毒要新點子呢？當服務幾年轉一次，用藥者可能要四至五年先戒到，兩件事根本完全唔匹配。」

然而，戒除毒癮並非只是遠離藥物便了事，當中要了解「噗冰」、「索K」背後，他們是否躲避着生活難以面對的問題。白艾榮說：「戒毒是一個自我重建的過程，對habitual user（慣常濫藥者）一定要做輔導才有效，因為他們內在有好多事根本已經扭作一團。」由接觸、建立信任到勸告他們戒毒，白艾榮說時間因人而異；他口中的「人」除了戒毒者本身，還有社工。「撇開社工的工作量，他們本身接受的訓練也很重要—有些能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去理解他們，但有些的思維會一早認定他們有錯、不知後果才吸毒，這樣怎樣傾都不會有結果。」

當社工有機會手執量尺，廣告依舊渲染吸毒者會拿刀隨街亂走，社會的氛圍是否足以讓戒毒者拾回重過新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