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童自殺｜疫後首年宗數近5年最多 促設精神健康師資課程
原文標題《疫後復課學生自殺數字上升 為何他們會走上絕路?》
教育局去年(2023年)首11個月收到匯報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為過去5年最多，學童輕生和情緒問題自去年9月開始備受關注。為何悲劇不斷重演？分析指出，疫情兩三年間學生缺乏社交，朋輩之間連繫和社交關係會變得薄弱，疫後需要面對的另一個壓力，回到學校需要很多適應。
情緒支援社企創辦人指雖然現在有很多教師會自我進修，但並沒有劃一的培訓或課程是針對精神健康或情緒教育，因此教師未必接觸過相關的知識去處理學生的情緒問題。有社工指現時第一層需要做的是提高教師的意識，他表示，很多時候教師都將自己認為有問題的學生直接給予社工跟進，但並沒有自己研究學生的情況做第一層的篩選和支援，反而會錯過有迫切需要的學生。
(《新報人》為浸大新聞系學生採訪刊物
曾擬輕生女學生：我覺得沒有用 找學校社工更好
「自殺的念頭當然有，就在昨日，我上課時突然間很無助，好像沒有了所有支持好傷心、好想死，幻想自己在學校跳樓。」受到情緒困擾的中六學生琪琪(化名)直言有輕生的想法，可幸當時自己嘗試做其他事分散注意力才沒有導致悲劇發生。
政府早前於2023年12月27日推出「情緒通」18111熱線，每日24小時一站式支援受情緒困擾的人士，為他們提供即時的精神健康支援及轉介服務。不過琪琪指她學校的社工基本上也會「秒回」她。她以往曾致電給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但認為沒有用，因為打過去沒有人接聽。
琪琪表示學校社工比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好，可能是因為學校社工和她熟絡，大概知道她的情況，而找其他人的話需要再說一次自己的情況，「沒有人會想不停再說自己情緒低落的原因。」
疫情前後學生身心狀態不同 「調整是好大壓力」
朋輩情緒支援社企創辨人細C指疫情與學生情緒有關係，但並不是那麼容易讓人觀察到。她稱疫情尤其影響處於升學到另一階段的學生，例如小學六年級升至中學一年級、中學六年級升至大學等。疫情兩三年缺乏社交，「高小到初中的這段時間他們都沒有機會認識朋友拓展社交的時候，因此他們對於朋輩之間的連繫和社交關係會變得薄弱。」
心理學家Ken指人面對改變需要作出調整，「調整是很stressful (大壓力)的。」他同樣認為轉變特別影響有階段轉換的學生，他指如果學生本身社交能力不太高，恰巧升中的話，他的轉變便不只是升中，亦有由疫情時電腦前上課變回實體面對面上課。因為那個環境對他們而言是全新的，因此便會感到大壓力。
網課難出現排擠 疫情後回校被排擠感覺會放大
疫情後回校實體上課亦會衍生另一個問題，中學駐校社工阿明(化名)指學生回校上課後出現更多被排擠的問題。「online (網課)好難有bully (欺凌)。」他指之前疫情上網課時同學之間都不會有交流，但疫情後回校上課便會有小圈子，學生被排擠的感覺會變得明顯。
「我之前被同學排擠所以經常都會覺得他們不喜歡我，我好唔舒服。」琪琪直言疫情後回校上課覺得有壓力，「我基本上因為分班和疫情都不認識其他同學，根本未可以做到朋友。」她表示疫情過後更擔心人際關係的事，因為回到學校會見到排擠她的人。
疫情後另一大轉變便是上學的環境和時間，社工阿明稱生理時鐘上的調整是同學們需要面對的另一個壓力。他指事隔3年回到學校需要很多適應，「平時在家中可以睡到很遲，但返學要準時回校，學生焦慮便會增加。」 他認為疫情後的壓力來自網課和實體上堂的不適應。「例如在家時學生會有得過且過的心態，但回到學校老師便會『揸正來做』，測驗也更多。」他指學生需要重新面對這些壓力。
學生變得不太懂得與人相處 對老師說話「左耳入右耳出」
有七年教中學經驗的關老師發現，疫情後同學們都不太懂得與人相處。關老師指她在疫情前和復課後都是任教中一、二學生，她直言現在的同學大多以自己為中心，和他們說話時會「左耳入右耳出」，不太聆聽老師的說話。關老師指疫情令學生缺乏與人接觸的空間，以致不太懂得和別人溝通，從而引起許多衝突。
情緒困擾原因通常不只一個 疫情引發了不同的觸發點
心理學家Ken指學生受到情緒困擾的原因不只是學業，原因通常並不止一個，「疫情前後都有情緒問題，只是觸發的事不同了。」
在疫情期間只能在家中，Ken指出學生與家人爭執時「朝見口晚見面沒有地方 走」。當他們一天到晚只對著家人的時候，便會感到壓力大，從而衍生情緒問題。社工阿明亦指「留在家中就似困獸鬥」，學生情緒易變差，和家人也會引發更多爭執問題。
疫情令學生自我封閉 缺乏處理人際關係技巧
「到疫情復常時升中學生已經中三四，他們仍未有一個完善的處理人際關係技巧。」情緒支援社企創辦人細C指對於學生來說比較吃力的地方是當他們有困難和情緒需要時，未必找到一個合適或信任的朋友，他們本身人際關係因疫情變得較薄弱。加上與朋友關係的根基未夠深厚的話，當有需要找朋友傾訴時，未必有一個穩固的朋友幫助到他。
疫情期間難與學生保持聯絡 教師難以關心學生
當學生在網課時遇到情緒問題時，尋找協助成為了其中一個難處。「疫情期間難與學生保持聯絡和知道他們的情緒。」關老師說學生上網課，她難以知道他們是否真的正坐在電腦前上課，在疫情期間沒有辦法和學生建立關係。
但在疫情間學生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與人傾訴，社工阿明指在疫情間有熱線電話可以讓學生致電，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可以回學校見面。不過關老師直言一定是面對面回學校授課才能察覺到學生發生了甚麼事，面對面的關心是比較自然。
移民潮下失去朋友依靠 感「沒有人明白我」
另一個這幾年間衍生出的問題便是朋友移民，心理學家Ken指這也會影響到青少年的情緒，「見到最好的朋友離開了會覺得只剩下自己，失去依靠，也會想離開香港。」Ken認為這幾年的社會氣氛不好，有部分青少年「想走又走唔到」，加上和家人在不同立場上有分歧，會加劇青少年的情緒問題，令他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根據基督教服務處於2023年11月的調查研究顯示，約9成學生在面對負面情緒時未有向社工或家長求助，學生的求助意欲為何那麼低？學生琪琪說她覺得自己情況「唔對路」是5年前，那段時間長期情緒低落，會𠝹手，但她是到2021年8月才看醫生，因為被家人發現了所以帶了她回校找社工。她指當初沒有跟家人說自己的情況是因為覺得自己處理到，不想家人擔心。琪琪說在家人發現前也不想尋求社工協助，因為覺得向人求助沒有用，「沒有人明白我。」
「很多時青少年和家長的關係不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心理學家Ken指大多數學生不告訴父母的原因是他們覺得父母並不會明白自己，在他們的印象中父母只會關心他們的學業、乖不乖、聽不聽話這些問題。
Ken指學生可能擔心跟教師說了會告訴他們的家長，正如學生琪琪所說她沒有找教師求助的原因是她害怕教師會到處和別人說，她和教師的關係並不親近，「他們覺得大人不會相信自己。」社工阿明認為學生會受到社會框架影響，覺得專業人士、社工經常會報警，所以會降低他們求助的慾望。
教師曾收學生透過ig稱想輕生：不在她身旁更難幫助她
關老師指現在學童自殺的問題很多，作為教師會有壓力，假如學生告知想自殺，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關老師表示，曾有一個學生在Instagram內的短訊找她告訴她想輕生，「其實不在她身旁更難幫助她，都不知道可以如何幫助她。」
關老師指她見不到學生本人難以判斷事件真偽。「但也不希望學生是當真但你以為她開玩笑，所以全部也要認真地看待。」而她最擔心有些學生已有情緒困擾或輕生想法但自己察覺不到，如果以為學生只是開玩笑沒有處理他的問題，最後便會成為「千古罪人」。關老師覺得最大壓力是遇到這些事情該如何處理呢？「例如當學生告訴你他企在天台，那麼應該衝過去找他還是怎樣做呢？」
她指整個社會對教師的期望，是教師這個身份不應放低，在社交媒體、短訊上見到對方有這個訊息便有一個責任。不過每個教師的做法不一，學生琪琪則認為其校的教師對學生的情緒支援並不足夠，即使發現學生有情緒問題都不敢多問，「他們會害怕說錯話導致情況更差。」
情緒支援社企創辦人細C指雖然現在有很多教師會自我進修，但並沒有劃一的培訓或課程是針對精神健康或情緒教育，因此教師未必接觸過相關的知識去處理學生的情緒問題。社工阿明認為就現時的狀況而言，第一層需要做的是提高教師的意識。他指很多時候教師都將自己認為有問題的學生直接給予社工跟進，但並沒有自己研究學生的情況做第一層的篩選和支援，反而會錯過有迫切需要的學生。
阿明指假如學生告訴師想自殺、與性相關的問題、被虐待或有懷孕的可能性等都應立刻轉介給社工。而被排擠、學習技巧上的問題、與家人衝突等，教師都可以幫手介入一下。
學校社工：只能留意到迫切需要學生 潛在問題學生難以發現
在中學一校兩社工的資源分配下，社工阿明表示他仍感到工作量很大，他指在津貼及服務協議（Funding and Service Agreement），可以理解為「社署有條數要社工跑」般，社工必須要達到相對的服務數量，但很多時候社工的工作量也遠超該要求。
阿明表示駐校社工其實絕對沒有足夠時間與那麼多學生見面，他形容「好多時候只能做些好迫切的學生」，例如當學生有情緒爆發危機時，社工便需要作出相應的緊急行動。但其實仍有一些學生有家庭和學業的問題等，社工未必有時間可以和他們傾訴，因此潛在問題學生難以發現。
阿明指駐校社工不一定隸屬於學校，有分學校社工以及由機構派來的社工，而在現時的「一校兩社工」政策下，很多都是由機構派社工去學校，所以學校和社工如何分工去處理學生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一點。
阿明正是由機構派往學校的社工，因此他除了要照顧自己學校的學生外，亦需要到其他學校舉辦小組活動。阿明表示近來學生自殺數字上升，作為社工的壓力也很大。阿明表示教育局一筆過撥款給每一間學校舉辦活動提升學生精神健康服務，駐校社工需要構思不同活動如何提升學生的心理健康。阿明說另一壓力來自於「每一個學生自殺其實也擔心會有一個copying effect (仿效效果），令某部分學生覺得解決不到問題便離開，這是我們很擔心的情況。」
「我覺得沒有用 找學校社工更好」
政府早前於2023年12月27日推出「情緒通」18111熱線，每日24小時一站式支援受情緒困擾的人士，為他們提供即時的精神健康支援及轉介服務。不過琪琪指她學校的社工基本上也會「秒回」她，她以往曾致電給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但認為沒有用，因為打過去沒有人接聽。
琪琪表示學校社工比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好，可能是因為學校社工和她熟絡，大概知道她的情況，而找其他人的話需要再說一次自己的情況，「沒有人會想不停再說自己情緒低落的原因。」
「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假若沒有處理年青人對政府的不信任，所有政策即使是很好的政策也未必會有很多人使用。」心理學家Ken坦言這是一個根本原因，即使這個方法是好的，但他不喜歡你這個人，也不會想聽。情緒支援社企創辦人細C亦認為學生有可能反而會尋求體制之外的人幫手，例如網上支援的非政府組織，「我們社企本身的定位並非專業人士，便是希望學生明白到還有體制外的人可以幫助他們。」
細C說學生寧願相信一個不認識、在社交媒體上的社群，也不相信家長、老師和社工，這都反映學生對於權威的不服從和不信任，他們覺得體制外的人令他們感到更安全。
預防是處理精神健康的最好方法
Ken認為政府可多做家長和老師方面的教育，他指並非沒有學生去尋求幫助，但他們尋求協助的過程並不理想。他建議老師應該要上和情緒教育相關的課程，與學校社工、教育心理學家好好合作去嘗試做一些預防性的介入，而不是等出了事才處理。「其實從來處理精神健康的方法最好都是預防會較好。」不過Ken認為很多事情是「一層疊一層」，當老師的工作量太多的時候，他們未必有時間處理學習以外的事。
正如關老師所言，放學後要追功課和開會。所以要和學生接觸要特別「擠」時間出來。但她指也要自己有意識去做這件事，因為實在有太多瑣碎的事需要處理。她建議老師開會時間縮短，她解釋以前在另一間學校需要處理很多行政工作，因此需要留在辦公室工作很長時間，以致減少了見學生的機會。
對於政府在上年 (2023年) 12月1日起推行的「三層應急機制」，情緒支援社企創辦人細C認為並非單一解決方案，就可以解決到學童自殺問題，應該要有各個方面的支援，「例如假如現在輔導員數量不足，就只提升輔導員人手，但有些時候輔導員需轉介個案給精神科醫生，而如果精神科人手不足的話又會是另一個問題。她指不能夠每下都「踢一下才動」，這樣就未必可以改善到問題，因為所有問題都是互相牽連。」
她認為政府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整個結構下促進大家的精神健康，如何增加社會資源和福利等。她指政府不應只是投放金錢給機構，而應該由根本做起教育以及行業結構的體制。
記者：陳 泳藴
編輯：陳 泳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