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長壽變成窮人的詛咒　老後破產越趨普遍　延遲退休是唯一出路？

「延遲退休」四個字病毒式刷屏後，許多人的工位之上愁雲慘淡。80後與90後，被歷史選中的兩代人，帶著過勞的疲憊，又提早踏入了對衰老和未來的焦慮與恐懼中。「65歲退休，但我還能活到那天嗎？」有人調侃，恐怕以後想過60大壽，都得和30歲的領導請假。
文：黃瓜汽水　編輯：渣渣郡

有人模擬了未來的老年生活：5點起牀，叫醒35歲被裁員在家啃老的兩個孩子，送一大群孫子孫女去上學，然後自己再擠上熟悉的地鐵，不然趕不上早上9點鐘的打卡。這份自嘲裏也帶著對大環境的無奈。社科院曾經做出預測，2028年，全國養老金將出現當期收不抵支，到2035年，養老金的全部累計結餘將耗盡。池子裏的水不夠用了。大道理大家都懂，但也確實越來越沒有人願意付出巨大成本生孩子。

最新調查顯示，全國適齡人口初婚年齡不斷推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0世紀80年代的22歲持續上升至2020年的26.3歲，初育年齡推遲到27.2歲。育齡婦女生育意願持續走低，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64個，低於2017年的1.76個和2019年的1.73個，而作為生育主體的「90後」「00後」僅為1.54個和1.48個。女性現有子女數由2019年的1.63下降到2022年的1.19。女性終身無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為6.1%，2020年接近10%。

2022年人口正式負增長，與65歲延長退休放在一起看，似乎我們正在跨入一道新世界的大門。至於大門背後是什麼，日本社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最壞的結局。（點擊放大瀏覽）▼▼▼

01　死在巴士站的女人

在對「延遲退休」恐懼的背後，是年輕人對衰老的恐懼。把洋葱再剝開一層，其實就是趙本山小品裏説的：到底是「人死了，錢沒花完」更焦慮，還是「人活著，錢花完了」更恐怖。如果恰好在30多歲選擇了不婚不育，80後和90後將要面對的老年生活可能會是什麼樣的？每次我們找不到答案的時候，總會扭頭看一看隔壁的日本。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日本更懂這種無力迴天的疲乏、航母掉頭的艱澀、以及長久堆積的結構性頑疾。

在本年度日本《電影旬報》的十佳電影提名中，有一部特殊的電影。説起來它甚至不像電影，更像一部紀錄片翻拍的故事片。這部電影的名字叫做《在巴士站直到天明》。劇情很簡單，改編自一起真實的新聞。2020年11月16日凌晨4點，東京澀谷附近的巴士站，64歲的女性流浪者大林三佐子，被一位男性用裝滿塑料瓶和石頭的袋子毆打致死。或許放在日本這是一條並不起眼的新聞，但當媒體和民眾開始挖掘死者的身份時，才發現她的屍體裏，藏著當今日本社會所有值得注意的深層問題。

在NHK的紀錄片《真實之淚：落腳的巴士站~無家可歸的婦女之死》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普通女人，如何在陷入貧困後，被無辜地拖入死亡。大林三佐子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她每日拉著裝滿日用品的行李箱在城市遊蕩，夜晚睡在巴士站，她衣著整潔，沉默不語，從不打擾任何人。這是一個每晚燈火通明，人流量與車流量都相當大的巴士站。大林選擇在這裏休息，恐怕也是為了自身安全考慮。附近的居民經常看到大林坐在車站小睡，但沒有人和她説過話。「看不到她的臉，她一直低著頭。我也無能為力，和她搭話或者釋放一些善意，有沒有用，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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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的人生為何如此收場？

其實年輕時的她和你我一樣，都是在大城市打拼的普通人：開局抓到的牌普普通通，也沒什麼天降的好運氣，只是勉強地在人群中活著。長相甜美的大林，曾經的夢想是成為聲優或者播音員。後來她一邊在廣島的一家劇團工作，一邊兼職做婚禮主持人。那時的她經常説，以後一定要在東京實現自己的夢想。27歲時，大林在東京結婚。不過短短一年就離婚了，因為她無法忍受丈夫的家暴。離婚後的大林在一家IT相關公司工作，30歲辭職。之後她便過上了每幾年換一次工作的日子。在此期間，家人聯繫不上她，弟弟也無法打通姐姐的電話。

面對NHK攝製組，弟弟坦言：「她不想借助別人的力量生活，這種想法很強烈。」大林用社會性消失，來維持自己最後的尊嚴。直到大林的死訊傳來，家人才第一次知道她在外流浪了很久。大林生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是短期合同工，在大賣場擔任試吃推銷員。60歲的大林每天要在賣場裏站7-8個小時，一天的報酬8000日圓（折合約470港幣），而且日結工作經常會被公司取消，非常不穩定。大林這樣的收入在高物價的日本來説，也只能果腹而已。交完煤氣費和電費，剩下的錢也不多了。大林經常和同事説「只是活著就感到精疲力盡」。因為付不起東京高昂的房租，大林在四年前就搬出了公寓，從此開始了居無定所的生活。即便如此，她仍然沒有放棄勞動，繼續在賣場做日結工賺錢，希望能夠重啓生活。

在大林居住的區政府，查詢不到任何她向官方申請生活援助的記錄。互助組織的志願者表示，由於申請生活援助的過程中要聯繫當事人的家庭成員，所以很多人在一開始就放棄了。無法開口的尷尬，讓他們寧願選擇睡在公園裏。「不想讓別人知道。這是自己的錯，應該自己來彌補」，許多破產流浪者都抱有這樣的心態。但現實總是搓磨著每個普通人。

《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裏總有這樣的情景：每當松子覺得人生要完蛋了，人生卻總是以各種姿態繼續苟延殘喘；然而當松子鼓起勇氣重啓生活時，老天爺像開玩笑一樣終結了她的生命。大林總讓我想起松子。大林有無數個和普通人重合的瞬間。這個瞬間就像松子對著鏡頭擠出的鬼臉。弟弟拿出了大林每年寄回家的賀卡，上面永遠都會畫一個少女的愛心。同事回憶大林在賣場裏，看見路過試吃的小孩子都會開心地打招呼。看得出來是一個喜歡孩子的尋常老人。

事發前半年，大林徹底失業了。在2020年疫情衝擊下，日本服務行業營業時間受限，民眾也不再出門了。大林這樣的基層服務業人員自然也就失去了唯一的經濟來源。大林死去的時候，身上只剩下8日圓，折合港幣5毫。還有一部合約到期的智能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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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時代難題

大林平日用來睡覺的椅子，其實根本無法舒適地坐著，更不可能躺下。在日本，許多公共設施都被加上了如此設計的隔斷，目的是防止流浪者隨意露宿影響市容。大林三佐子之死，其中最恐怖的就是，她什麼都沒有做錯，卻被時代一把拉住下墜到谷底。她的生命，是由日本三個層次的社會問題共同行刑的。

第一刀，當然是大名鼎鼎的「老後破產」問題。

隨著醫學的發達，名為「長壽」的噩夢席捲了東亞。人越活越窮，在生命的盡頭只想求死，綿綿無盡頭的壽命本來是東亞人美好的祝願，最後竟在貧窮社會成為了新型詛咒。「老後破產」實際是NHK製片人板桓創造的詞。在NHK的紀錄片《老人漂流社會》中，鏡頭對準的是滿頭銀髮、面臨貧困的「團塊世代」。他們是日本戰後經濟復甦崛起的中流砥柱，像煤礦一樣燃燒了全部人生。而現在這些老人們隨著奄奄一息的日本經濟一起，變成一塊廢棄的鐵鏽，共同沉入海底。

團塊世代（団塊の世代）是指日本戰後出生的第一代，即1947年至1949年間日本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群（約800萬人）。用「團塊」來比喻這個世代，是指這個世代的人們為了改善生活而默默地辛勤勞動，緊密地聚在一起，支撐著日本社會和經濟。「團塊世代」熱愛工作，許多人甚至以企業為家；到了中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大部份「團塊世代」受到影響，但多數仍能維持以往的生活秩序，而且他們的房屋貸款大多在此之前已經還清；但是他們並沒有成功的把社會經濟制度及企業文化轉型為永續性夠高、能善待年輕人的制度（因此日本出生率不足）。2007年起，團塊世代相繼退休，年金、醫療保險等面臨嚴峻挑戰。（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日本經濟迅速在戰後崛起，用製造業和汽車征服了全世界。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計劃」，要在十年內將國民收入翻番，並在七年後提前完成目標。整個1960年代，日本家庭的生活水平急速向歐美靠攏，經濟一片蒸蒸日上。當時日本盛行的意識形態，還叫做「一億總中流」。

一億總中流，或稱一億總中產，是1960年代在日本出現的一種國民意識，在1970和1980年代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尤為凸顯。在終身僱用制下，九成左右的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級，「消費是美德」、「金滿日本」成為當時的社會風氣。

1980年代，日本人像暴發户一樣在巴黎爆買奢侈品，股市樓市熱得發燙，東京皇居的土地價格相當於整個加州，日本的地價可以買下4個美國。1991年，奇蹟戛然而止，泡沫登時破裂。東京股市崩盤，房地產價格一落千丈。日本人迎來了漫長的「失去的三十年」，從此一蹶不振，至今也沒有恢復元氣。又撞上了生育率下跌的暗礁，流水線上創造出的奇蹟最終走向黯淡。

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體制的異常催生了大規模的投機性資產價格泡沫，泡沫是由日本中央銀行日本銀行通過稱為「窗口指導」的政策機制對銀行規定的過度貸款增長配額造成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解釋道︰「日本的銀行放貸多，但對借款人質量的考慮比其他任何人都少。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幫助將泡沫經濟膨脹到離譜的程度。」

團塊世代的大夢初醒，一夜之間不少人走上天台，富士山下的青木原樹海自殺森林就此聞名世界。不願給他人添麻煩的日本人，連死亡都悄無聲息。在自殺第一大國日本，最主要的自殺誘因就是失業、破產、債務。一位日本青年對記者説，如果35歲被裁員，那麼只有三個選擇：創業、當一輩子臨時工、自殺。

日本最終揹負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債務。由於醫療和養老金的壓力，老齡化人口的退休年齡不斷推遲，不斷膨脹的賬單把他們逼近了狹小的牆角。曾經意氣風發的團塊世代，快速進入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夾心層中。高度長壽導致他們需要贍養老人，而「就業冰河期」導致他們的子女大量被公司裁員。以至於一家人蝸居在一起，只能靠爺爺一個人的工資養活。即便是省吃儉用攢了2000萬日圓（折合約HKD 1,173,930）的存款，也會在這樣的夾心層中被拖到老後破產。

第二把殺死大林三佐子的刀，是團塊二代與繭居族。

殺害大林的犯罪嫌疑人，是一位澀谷當地的單身中年男子。據報道，兇手本人從年輕時起長期在家，不接觸外界，直到父親死後，才開始幫母親處理事務。他很積極甚至偏執地維持著周圍的秩序，而突然出現在巴士站的大林對他來説，是破壞秩序的怪物。據説，他給她錢，讓她離開，她並沒有聽從。於是大林被他活活打死。

而兇手在開庭前也跳樓自殺了。他的原生家庭同樣很複雜：嚴格的父親、溺愛的母親，這是由日本社會共同捏出來的巨嬰。按兇手的年齡推斷，他符合了日本「8050問題」的癥結。所謂的「8050」，即80歲的父母供養者50歲的啃老子女。

她（大林）煩到我了。給她點顏色看看，我想她就會消失。

搜索「日本8050問題」，你就能看到所謂的「老後二代破產」現象：父母窮，子女窮，被時代犧牲的兩代人最後只能互相折磨，甚至同歸於盡。中年人照護老年人，把不多的親情也刮蹭掉了。日本厚生勞動省在2020年12月的一項統計發現，新冠疫情期間全日本至少發生了1.7萬起虐待老人事件，同比增長353起，而一半以上的虐老事件發生原因是「看護壓力」所致。

80歲母親和50歲女兒手牽手跳軌自殺；
70歲父親被50歲兒子用金屬球棒毆打致死；
70歲母親殺死50歲啃老兒子後自殺；
80歲母親與50歲女兒因營養不良相繼餓死於家中；
......

日本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大齡「蟄居族」？

這個場景我們似乎很眼熟。小城市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提供給年輕人，於是年輕人遠赴大城市謀求生計。但在就業形勢嚴峻的1990年代後期，經濟泡沫粉碎，大批年輕人被公司裁員，步入四五十歲之後，徹底失去了社會鏈接。最後他們只好以迴歸家庭看護父母為契機，引發了回到父母身邊的「逆流現象」。在一檔綜藝節目裏，一位教育人士專門開設了幫助「蟄居族」重返社會的培訓班。在他的走訪過程中，不乏年紀很大卻依然靠老人供養的中年人。

而第三把殺死大林的刀是隱形的——日本女性的貧困處境。

大林死後，有媒體報道她「曾經豐過胸」，但隨後很快就被讀者罵得刪除了。而「豐胸」寄託了大林當時怎樣的夢想和盼望，我們如今不得而知。但這份微妙的痛苦，紮在每一個在大城市打拼的女性的胸口。大林死後，許多人走上街頭悼念這名底層的流浪者。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性。在社交平台上，一句話被反覆提及：「她就是我」。

大林的遭遇只是眾多日本貧困女性的濃縮。來到巴士站悼念大林的年輕女孩希咲就是其中一員。21歲的她，從14歲就開始了居無定所的生活。父親的性暴力讓她逃離了原生家庭，17歲她就開始在外打工。隨後她又在社交平台結識各種男性，並且寄宿在這些男性的家裏。有時她也在公園或者寫字樓的安全通道里過夜。她對NHK節目組訴説了這樣的心願：只是想在被子裏睡覺。

還有更極致的女性流浪者樣本。《東京貧困女子》系列的記者，採訪了一位25歲的女孩，她平日就住在池袋和埼玉縣的公園或公共廁所附近。她從高中畢業就開始了無家可歸的流浪生活，父母搶走了她的身份證。而在日本，沒有固定住所和身份證，也無法找到一份工作。她困在死循環裏。兒時被父母家暴，中學時又被同學霸凌，交到男朋友了就住在男性家裏，分手後就被趕出家門接著流浪。

唯一的經濟來源，是一種被稱為「邂逅咖啡廳」的風俗店。在魔術鏡子的一邊，是來消費的男客人，另一邊則是展示身體的女性。在這裏，女性看不到男性，但男性可以看到女性。配對成功後，可以換來一次3000日圓（折合約HKD 176）1小時約會。

作家鈴木涼美在和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的書信中提及過，她在成為一名AV女優之前，就從事過「原味店」的軟色情工作。這名女孩笑著坦言，生活難以為繼，兜裏剩下的錢也不多了。她甚至每天只吃一根香蕉就飽了，洗澡的話就在公園的廁所裏解決。甚至還有男子邀請她進行性交易換來温飽。這個社會沒有幫助她的人，因為大家奉行的是「自己負責一切」的原則。這也就是日本人所説的「無緣社會」，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原子，飄蕩在奢侈商場或是風俗街的一隅。

無緣社會（日語：無縁社會）是2010年日本放送協會《NHK特集》播出的探討人際關係疏遠的專題，而後發展成一個新創詞，意為：「在高度成長的過程中，許多維繫人際關係的傳統逐漸被打破，個人與個人之間不再有任何關係及血緣」。所謂「無緣」，是指一個人失去所有緣份連繫，總括三大緣：「社緣、血緣、地緣」。

説起日本女性的貧困，發達的風俗業和AV產業張著血盆大口等待她們墜入。很難評價這樣的選擇是好是壞。有國立大學的醫學生為了還清高昂的助學貸款走入風俗店；有疫情期間沒有收入的空姐為了謀生走進軟色情場所和動作片行業。文化、學歷、職業，最後在貧窮和無法就業的困境面前，都變成廢紙一張。哪怕是名牌大學「早慶上智」畢業生，從事色情行業也不是新鮮事。

得不到貧困父母的資助，自力更生還清貸款，陪酒和風俗業就是最後不得不面對的選擇。而風俗業的收入也在逐年縮水。《東京貧困女子》的作者坦言，即使是處於黃金年齡段的在讀女大學生，3萬日圓（折合約HKD 1,760）也是相對接近高位的價格了。更不用提對肉體與尊嚴的折損。

沒有父母的菅野小姐，為了湊齊自己大學4年的學費與生活費，白天打工的錢遠遠不夠，最後只能在夜晚從事風俗業。「有的人下手很重，有的人鬍子磨得人很疼，有時候胸部還會破皮出血，真的特別累。第二天還要去打工，真的很痛苦。」被父親私吞助學貸款的小倉女士，一畢業就要背上1000萬日圓（折合約HKD 586,966）的債務。當作者問道，有沒有想象過十年後的自己會是什麼模樣，她如此回答：「我想我應該自殺了吧。別説是幸福的自己，就連活著的自己，我都想象不出來。」

03　被遺忘者

在東亞齒輪的高速咬合過程中，總有速度慢的人要被甩下車。戴錦華認為，在貧富分化、階級固化之外，「更嚴峻的是一部分人被徹底放逐，他們不是過剩勞動力，他們是結構性的多餘。」在新一輪的技術革命過程中，人在進一步大規模地被廢棄。而老年群體將率先成為社會性棄民。社會氛圍將他們趕出了主流話語之外。

在《老後破產》紀錄片的B站彈幕裏，總能看到年輕人天真地質問道：「這麼大年紀還租房，年輕時怎麼不買房？」；「這就是年輕時不好好工作、不努力攢錢的下場。」人類本身就是拒斥並恐懼衰老的。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説過，只有年輕和男性有關的東西，才會被當作人類的價值標準。

年輕/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對立可能是禁錮人類的兩種最主要的成規。與年輕和男性有關的東西被當作人類的價值標準，其他東西至少是沒那麼有價值，或者乾脆是劣等的。老年人有強烈的自卑感。他們因為年老而感到難堪。（節錄：喬納森·科特（Jonathan Cott）《我幻想著粉碎現有的一切——蘇珊·桑塔格訪談錄》）

東亞三國的老年人，總是為佔用了年輕人的資源、空間、時間而感到抱歉。但一旦年輕人也這麼想，那就變成了恐怖片。最近有一位日籍學者，針對日本老齡化提出了令人後背發涼的言論。耶魯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成田悠輔（Yusuke Narita）發表公開言論：「我覺得唯一的解決方法是非常清楚的。歸根結底，不就是老年人的集體自殺和集體切腹嗎？」甚至他的言論獲得了很多日本網友的支持：「人老了就應該去死，社會福利應該被削減」。

後來在《紐約時報》的採訪中，成田還是低頭了。成田承認他關於大規模自殺的言論只是一種比喻。「我應該對其潛在的負面含義更加謹慎。經過一些自我反省，我去年就不用這些詞了。」在日本，有一個古老的民間傳説。從前物資匱乏的時候，村民會將村裏的老人送進森林或深山，讓他們自生自滅，省下口糧留給年輕人。信濃有一座楢山，附近山村的人到了七十歲就得進楢山。樹樁家六十九歲的阿玲婆放心不下她的兒子和孫子，最後敲掉自己的牙齒，讓自己顯得更年老，主動進山送死。這就是獲得戛納金棕櫚獎的《楢山節考》。

老後破產的經濟困境更令人心酸。在NHK的走訪中，大部分老人過著極度清貧的生活，但仍然對人彬彬有禮，時常把「慚愧」和「抱歉」掛在嘴邊。83歲的田代先生，年輕時是啤酒公司的職員，40歲時辭職創業，打算開一家自己的啤酒店。但隨著日本經濟大環境的下墜，店鋪果不其然破產倒閉了。如今老人把節省做到極致。在家只能吃100日圓（折合約HKD 5.8）的涼麪，還要分幾頓；最奢侈的飯菜就是去大學食堂吃一頓400日圓（折合約HKD 23）的盒飯。「有熱乎乎的味增湯和小鹹菜，吃得很開心。」

一個月的電費要5000日圓，田代先生乾脆不再用電了，迴歸到昭和初期的生活方式。酷暑時唯一的涼爽，就是打開門窗的自然風。他不用洗衣機，在洗碗池裏用洗潔精洗衣服。電視也自然不能再看了，唯一的娛樂方式就是聽收音機，只需要放兩塊電池就能聽很久。曾經年富力強的田代先生也憧憬過自己的老年退休生活。年輕時他創作過一副自畫像，上面畫著一個白髮紳士，黑色西裝，蓄著鬍子。想象著自己經營啤酒店，或許到這個歲數已經是社長了。但他萬萬沒想到，自己的晚年只捨得吃最便宜的涼麪。「很長時間，真的是一直在拼命工作，現在卻在過這樣的生活。那自己以前的人生到底算怎麼回事呢？感覺是徒勞一場啊。」

在NHK的另一檔節目《窮忙族》中，一位70多歲的老人鈴木先生，曾經經營著裁縫店，破產之後只能靠每月6萬日圓（折合約HKD 3,520）的養老金過活。節目組採訪他時，他一頓飯的花費需要控制在100-200日圓（折合約HKD 6-11）左右，也就是一個魚罐頭和一盒納豆。為什麼不接受政府的「生活保護」（低保）呢？因為他還有100萬日圓（折合約HKD 58,670）的存款沒花光，只有花光的那天才能獲得「生活保護」的資格，而這100萬日圓，是鈴木妻子的棺材本。

最終，鈴木病重的妻子終於去世了，100萬日圓用來辦了體面的葬禮，鈴木先生也終於住進了養老院。從另一個角度説，妻子的離世反而換來了鈴木的低保。無法評價這荒誕的一幕到底是福是禍。和鈴木面對相同境況的日本老人有很多。他們除非賣掉手頭最後的房產，才能享受到「生活保護」。如果不想賣掉房子，就只有每月緊巴巴的6萬日圓養老金可用。

問題是複雜的。對於日本政府來説，高齡少子化是一塊巨型的腫瘤。説白了，老人太多，年輕勞動力太少，池子裏的水總是不夠，錢不夠發，只能先窮著一部分人。甚至是日本的老年犯罪，在這些年都變成了一項特殊的社會風俗。

據日本法務省2020年《犯罪白皮書》顯示，65歲以上老人佔犯罪人口的22%，而其中七成以上的罪名是情節較輕的盜竊。日本的法律對偷竊較為嚴格，許多老人都會選擇在偷竊之後自首。與其斷絕社會在家「孤獨死」，老人至少進了監獄有飯吃，有醫生可以看病，有體面的住所可以安睡。甚至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是這樣説的：「為了自身健康，每年都要坐兩次牢」。

和中國人相同，日本人也曾秉持著養兒防老的觀念。但是當你發現兒女和養老金都靠不住時，恐怕只能迴歸職場。在NHK的紀錄片裏，曾經年薪1000萬日圓（折合約HKD 586,970）的河口先生，年輕時是東京一家大型運輸公司的營銷人員。43歲辭職後，只能陸陸續續做一些臨時工。65歲時，他開始了自己的新工作：當司機。但此時的他身體已經進入了老年病的折磨中，日常血壓高得嚇人。而團塊世代中有67%的老人，和河口一樣勉強地生活著。

另一位老人吉春先生，年輕時也是富足的工薪階級，住在體面的公寓裏，甚至還能開著私家車帶著孩子外出露營。但吉春年老之後，母親阿茲海默症需要照護，中年兒子又失業，帶著孫子逆流回家啃老。滿頭白髮的吉春只好繼續賺錢，在一家殯儀館負責外送服務，乾的都是繁重的體力活，時常感到體力不支。

日本總務省統計局數據顯示，日本65歲以上老人的貧困率達到27%。日本的銀髮就業者已連續17年上升，達到906萬，佔所有老年人口的25.1%。數據顯示，平均每4名65歲的日本老人中就有一人活躍在工作崗位上。為了緩解社保資金的壓力，讓老年人能有一份經濟收入，並且充實市場上的勞動力，日本不斷延遲退休年齡。所以你在日本能經常看到銀髮族在開出租車、在超市收銀打雜、在後廚炸天婦羅、在餐館端茶送水，新加坡也如此。

旅居日本的BBC記者曾經吐槽，自己去日本交管局更新駕照，結果卻要強制聽一個長達兩個小時的「安全講座」。就在他不耐煩的時候，旁邊的日本同事解釋，「這是一個為退休交警創造就業機會的項目。」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門口，有一句著名的標語：「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但對於大部分日本老人來説，工作到生命盡頭，並不是出於敬業和匠人精神，只是為了活著罷了。

04　無解困局

日本總是能成為憂慮的東亞中產階級們的最佳參照物，因為人們總能從日本社會的下墜過程中裏看到相似的場景。這一喪就是三十年。《窮忙族》《無緣社會》《下流社會》《老後破產》《女性貧困》——光是從這些年日本流行的暢銷書就能窺見整個社會的面貌。不可逆轉的老齡少子化，像一塊拴在東亞三國腳踝上的鐵砂包。逃避生育，從某種角度來看也是自然法則的體現。就像被圈養的齧齒類動物在數量過多時會停止繁殖一樣，動物的母愛也會受到環境壓力的抑制。這些結構性無力的因素綜合在一起，輸出的結局，就是破產老人們的一句嘆息：「為什麼我一輩子努力工作，努力攢錢，最後會活成這樣？」

東亞人曾經接受的儒家系統中的孝順，建立在人均壽命很短的條件下。中國人不假思索地認為，照顧老人是中國傳承數世紀的文化與宗教傳統，但他們忘記中國歷史絕大多數的時間，這些傳統的運作都是在平均預期壽命不超過35歲的條件下進行的。當時的子女要履行孝順的責任相對容易。當父母生病時，他們的病情通常不會拖太久。他們與現代醫學和公共衞生出現前世界各地的人一樣，前一天還好好的，今天突然生病，沒過幾天就撒手人寰了。(節錄：《當世界又老又窮》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 ））

三年前，有一篇名為《中國農村老人的非自然死亡》的報道。當時有這樣一則新聞，陝西靖邊的一位男子，將79歲的母親拉進廢棄墓坑活埋，兒媳發現後報警，尚未嚥氣的老人三天後被救出。而當長壽與貧窮共同襲來時，孝道和人性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

農村老人告訴《農民自殺研究》的作者、社會學博士劉燕舞，在農村，「藥兒子（喝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這三個兒子比親兒子更可靠。」因為行動困難，拿不到藥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懸樑，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繩，挎住頭，蜷起腿活活吊死；因為兒子不給飯吃，還屢遭媳婦打罵，頭朝下扎進家裏的水窖中；老人要自殺，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個坑，躺在裏面邊喝藥邊扒土。

我們終將面對一個銀髮的世界。已經有不少專家與媒體論述過，或許「延遲退休」已經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是我們能想到的最好的折衷方案。畢竟延遲退休，或將面臨的是「生育率更慘淡」的後果。這恐怕是每一個東亞國家發展過程中，都要面臨的最大的隱痛。

所謂的日本問題，不止是日本一個國家的問題。東亞模式具有相似的崛起密碼，強勢政府主導型經濟，利用人口紅利彎道超車。但也面對相似的危機：資產泡沫、老齡少子化、債務危機、社會焦慮。這或許就是每一個東亞奇蹟都要付出的殘酷代價。還記得小時候看《東芝動物樂園》，年老的雄獅會被隊伍拋棄，在荒涼的野外獨自活著，甚至連鬣狗都敢上來咬掉他的鬃毛。那時候我還不懂，為什麼沒有同伴保護它。或許人類在某些時刻下，做出的選擇和野獸也沒有太大區別，只不過是披著一層現代文明的面具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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