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每到「2.28」　蔣中正總是被鞭屍？

為何每到「2.28」，台灣總會有人把蔣中正「拿出來」鞭撻一番，稱其為「兇手」、「屠夫」、「殺人犯」？

在「2.28事件」出生的孩子，如今已是年到古稀；如若「命好」，大概已是三代同堂，弄孫為樂了。這件70年前爆發的悲劇，或被稱為「起義」、或被稱為「動亂」，不論是本省人（台灣人）抑或是外省人（省籍不在台灣，從大陸來台者），皆深受其害，責任歸屬甚至是歷史真相，至今仍未休止。「2.28」當天凌晨，台媒消息指台灣著名天主教學府輔仁大學，校園內的「蔣（中正）公銅像」遭到破壞，10多位民眾使用發電機及砂輪機等工具試圖拆除銅像，銅像的拐杖更因此遭到鋸斷。

蔡英文政府上台後，力推所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民進黨鄭麗君執掌的文化部日前更宣布「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其中一項重要舉措就在「2.28」的今天，宣稱「為尊重228紀念活動，避免社會對立，中正紀念堂將從今年起在2月28日閉館一天」，引起外界熱議。據台媒報道，蔣家後人之一的蔣萬安（原名章萬安，當中又是一段故事）受訪時表示，「過去威權時代只論功，而蔡政府現在只講過，兩者都是用主觀的意識形態來呈現歷史，做法上並無不同……台灣已是民主化的國家，對於蔣中正的功過應要有更全面、完整的呈現才是」。

事實上，每到「2.28」之時，被部份人士稱為「中正廟」的中正紀念堂之存廢總會掀起討論。蔣中正曾孫、被兩岸網友視為「男神」的蔣友柏，曾對建立中正紀念堂一事表達看法，其不僅認同「某種程度去蔣」，也認為蔣中正過世後，國民黨立刻替他建立紀念堂的做法是不對的－－「我不曉得我的後代，將如何看那尊銅像，看那個在台北市中心佔地幾千坪的紀念堂，但是我知道是錯的，任何國家領袖在他過世後馬上就樹銅像蓋紀念館不是什麼光榮的事，要做也要等他死後100年。假如100年後的人民還想替你鑄銅像蓋紀念堂，那才表示你真的偉大」。

所謂「兇手」、「屠夫」背後的意涵，是指蔣中正需要為「2.28」事件中的死傷負上「最大責任」－－「籠統」的講，作為一國最高領袖，任何事故、動亂、悲劇，蔣中正需要付上責任可謂錯不了；然而，若談到「最大責任」卻是爭論眾多。據台媒報告，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周一（27日）發表新書，「闡述此事真相及責任歸屬」。陳儀深受訪時表示，責任歸屬不能只靠單一檔案論定，而是需要靠長期的推論及研究。不過，「從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蔣中正）獨排眾議，維護陳儀、任用彭孟緝的角度來看，他認為蔣介石須負最大責任」。

陳氏宣稱，「當他的黨內中常會、中執會、國防最高委員會都已經決議，對陳儀要撤職查辦，可是蔣介石獨排眾議、維護他。或者說有幕僚認為彭孟緝不適合擔任台灣全省警備司令，可是蔣介石也沒有聽其他幕僚的建議，還是用彭孟緝來，1947年夏天就接任台灣全省警備司令，所以我們知道彭孟緝後來在白色恐怖時代也殺了很多人，所以，這點說蔣介石要負最大責任，我覺得是確定之論。」

獨派史家代表之一的李筱峰，在15年前一篇名＜蔣介石與二二八事件：兼論其責任問題＞堪稱此論之經典。李氏在文章有著這樣的結論，「蔣介石身為中國國民政府的主政者，一向以民族救星自居，卻不能了解戰後台灣社會與民心之所須，竟以征服者之心態，在台灣設置形同日本時代總督府復活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度，且派來軍紀敗壞、欺民擾民的軍隊接管台灣」，又指「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一味縱容在台軍政情治人員，聽信其一面之詞，而置民間意見於不顧。在台灣的秩序漸趨恢復的情況下，竟貿然派兵來台；於派兵來台之前，不能明察實情……縱容地方上的軍憲特務，濫捕濫殺；而於血腥整肅之後，不但沒有懲凶糾謬，反而獎惡賞瀆」。

至於其反論，即蔣中正不需負上「最大責任」，以台灣如今的政治氣氛而言，可謂力排眾議的中研院近史所前副研究員朱浤源的論述最為經典。朱氏在陳議深發表史論的同一天，其力陳「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發生時，大陸正值國共內戰，國府原應派21師隨陳儀來台防守，但只派一個2000人獨立團來台，但二二八事件參與者包括流氓、亂民、中共地下黨等一、二十萬人，根本無力防守。陳儀要求蔣介石派21師來台防守，軍隊到台灣開始行動時已是3月10日」；朱氏又指，當時中共地下黨已佔領嘉義機場、廣播電台，「若軍隊沒來平定台灣後果如何？」且21師來台前，「蔣介石曾告誡除非是共黨員才能開槍」。

為蔣中正辯護的論述中，往往亦會劍指「為何出兵」此一層面上－－為什麼蔣中正會出兵？日理萬機、身陷國共內戰的他是否有機會能掌握民情？到底是否有人強烈要求請兵，並誤導蔣氏，致使其錯判形勢？年青學者、國史館學者蘇聖雄本日刊出文章，以國史館於本年最新出版的《二二八事件史料彙編》第 23 冊的檔案說明，「出兵」之舉，其實是時任台灣行政長官、其後因投共東窗事發，被槍斃伏法的陳儀強烈要求下的決定。

蘇氏在文章指出，有關「陳儀請兵」一事，學界中大概有三種說法，一說採用相關人士的回憶，認為陳儀 3 月 2 日請兵；一說陳儀於 3 月 4 日夜間才向蔣請兵鎮壓；另一說查考陳儀呈蔣電文，指出蔣在決定派兵之前（3 月 5 日前），陳儀皆未請兵。

蘇氏指出，根據國史館最新揭示的關鍵史料（《二二八事件史料彙編》第 23 冊），檔案呈明陳儀早在 3 月 2 日便向蔣中正請兵，而陳儀向蔣中正請兵的理由是「2.28」乃「奸匪（中共）利用日本御用紳士、流氓等人，一面造成恐怖，一面破壞秩序，目前情勢，非有相當兵力，恐難徹底弭平，陳因此請迅速酌調素質較良之步兵一旅，並請至少先派一團來臺，俾肅清奸匪」，而在3月4日，陳儀又向蔣中正報告事件現況，表示台北秩序逐漸好轉，人心亦相當安定，「惟各縣市尚有暴徒脅迫羣眾，劫奪軍械，包圍政府等暴動」，因此再次向蔣中正請兵。

蘇氏以實實在在的檔案在文章續指，蔣中正收到陳儀的兩則請兵要求之後，於5日下令派兵，電陳儀謂，「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七日由滬啟運，勿念。」陳儀向蔣要一旅或一團，蔣卻只給一團與一營，兵力大概 2,000 上下－－蘇氏認為，「這呈現蔣真的覺得二二八事件並不嚴重，以少數兵力即可予以平定」。

然而，3月5日以後陳儀與軍政機關給蔣中正的報告，呈現二二八事件愈演愈烈，對於正在剿共的蔣中正來說，可謂關鍵－－讀者要知道，由中共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發起暴動，到當時（1947年）「匪患」不僅沒有撲滅，反而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蔣中正在收到身為台灣行政官的陳儀之報告，對他影響可想而知。

蘇氏在文章指出，蔣中正收到的報告是事件愈演愈烈，大有蔓延之勢－－憲兵司令張鎮呈蔣中正的報告指出，「此次台灣暴亂，其性質已演變為叛國奪取政權之階段」，「地方政府完全失卻統馭能力，一切由民眾控制，暴民要求不准軍隊調動、軍隊帶槍，並在各處劫奪倉庫槍械」。陳儀也轉變先前態度，要求蔣至少派遣「有紀律嚴明、武器精良之國軍兩師」，並建議派湯恩伯等將領率兵來台；依照編制，兩個整編師兵力可達 20,000 多人－－可見陳儀之請兵要求，已令蔣中正視之為大規劃動亂，需要派兵來台平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