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名記者林慕蓮新書《重返天安門》　訪當年人記錄民運

六四事件至今已經30年，當年造成的傷口，在許多人心中仍未癒合。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林慕蓮（Louisa Lim）花數年時間，走訪多名當年曾參與六四事件的人物，當中包括曾在天安門廣場出現人士，近日出版新書《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書中她提到：「我寫的是集體遺忘給一個人和一個群體什麼樣的代價，我還寫了那些還記得住的人，他們為了記住六四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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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自1989年成立至今，30年來一直努力為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子女討回公道，即使與國家觀點相異，但這群母親一直沒有退縮過半步。不過，她們在過去30年承受的監控愈來愈嚴密，加入監視人員甚至年輕到連六四事件都沒有經歷過。組織成員之一的張先玲為了「讓他們知道為什麼要求看守一個老太太」，曾經向監視她的人派發六四資料，結果一個年輕的警察學院女學生知道事實之後，就因為不屑這種工作而放棄了職務。

書中記載，國家維穩機器並非沒有「自我更新」，張先玲和丈夫試過收到「建議」，指由於安全部隊太過分散，希望兩人可以去旅行，由一名警官陪他們到雲南，全程開支由警官負責，而且旅行期間，張先玲和丈夫為免警官難堪，曾向其他人表示警官是他們的朋友。

最出奇的是，2009年曾有一名低階警察向天安門母親查詢，能否以個人，而非集體方式處理賠償，不過她們很快就拒絕建議。張先玲認為，金錢已經將中國人的良知蒙蔽，他們花25年才找到200多名家屬，如果政府把錢拿出來說是受害人的賠償，六四被打死的家屬可以獲賠償，受害人應該會如雨後春筍一樣，衝出來承認自己有家人在六四中受害。

不過對於天安門母親來說，最大的困難並非維穩機器，而是時間，下為《重返天安門》第五章－〈母親〉節錄：

天安門母親的最大困難：時間

二十五年後，天安門母親面臨的最大挑戰，大概就是時間一點一滴的流逝。至少有三十三名成員——占總成員人數的五分之一——患有心臟病、中風、癌症和其他疾病。衰老、抑鬱、必須照顧年邁的伴侶等種種磨難，蠶食了他們的時間，讓他們尋找新成員的寶貴精力所剩無幾。二十五年來的努力，並沒有改變中國政府的立場，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果要說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政府更堅定了自己的立場。

二○一二年，二十年來深重悲痛所帶來的絕望，壓垮了第一個受害者。七十三歲的軋偉林一直是忠實的共產黨黨員，他的一生都在為中國的核能工業工作。他甚至給他的兒子取名為「愛國」。軋愛國是在與女友購物回家路上被士兵擊中頭部身亡。在那之後，軋偉林成了天安門母親的積極參與者，簽署了所有的請願書，然後等待回應。但隨著時間過去，他的希望破滅。

張先玲最後一次見到軋偉林是農曆新年的時候，他過世前四個月。他當時陰鬱消沉地問她，是否認為天安門母親會贏得國家任何形式的平反。張先玲向他保證，這只是時間問題。但即便是她，聽到這種這麼多年來千篇一律斬釘截鐵的答案，也已經覺得越來越空洞。然而軋偉林還是點了頭，輕聲低語地說：「你要繼續活下去。」那個時候她沒當一回事，後來才意識到，那可能是在求救。

到了二○一二年的五月，軋偉林已經好幾天都夢見他的兒子愛國。他的妻子找到一張他寫的紙條，上面寫著他這二十三年來冤屈未得申雪，倍感淒涼。她清楚他的心境，但也知道自己無能為力。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軋偉林向妻子告別，然後走下樓到自己住宅區下方新建的地下車庫去。他在那裡上吊自盡。軋偉林是該組織中第一個以死抗爭的人，為了引發最大的關注，時間選在周年紀念日前不久。震驚又痛心的天安門母親發表了一份群體聲明，「我們欲哭無淚，欲訴無言。」

因為意識到生命的有限，天安門母親開始將自己的內部權力交接給更年輕的母親們，例如死者的遺孀，而非其父母。想藉由將她們推到前線，試圖延長這個組織的壽命。

從民運人士到成功商人，再次送進監獄

六四事件之後，香港人曾發起黃雀行動，幫助被通緝的民運人士逃亡。張銘是其中一人，他於六四清場之後，通緝學生名單中排名第19位。他與其他學運領袖一樣，於六四曾走到深圳邊境，準備乘船到香港逃亡，但最終還是被警方攔住，帶到監獄服刑。

出獄後張銘轉行從商，希望從經濟改變中國。他在商業上十分成功，曾經幫老闆創立一間單計現金產值已經達45億人民幣的公司。可是張銘他的成功反而引起了注意，令他於2002年被捕，最初被控危害公共安全，涉嫌密謀炸毀一棟建築物，其後轉控「職務侵佔罪」，在不公義的審判下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而這一次監禁，對他的影響直至今天都沒有完結：

下為《重返天安門》第二章－〈留下來的人〉節錄：

他第一次入獄那時，張銘唯一的策略就是設法活下去。這一次，他為了能提早獲釋而決定冒險。二○○三年十一月，張銘發起另一次絕食抗議。獄方還以顏色，把他綁在床上一百一十三小時，管子插入食道強迫灌食牛奶，然後不讓他上廁所。那時，張銘做了關鍵妥協：他不吃任何固態食物，只喝牛奶，換取從床上解脫。後來，他一直只喝牛奶，體重少了四分之一，降至不到四十五公斤。

到了二○○四年六月，他的身體狀況變得非常危險，有九名流亡的學生領袖 寫了一份公開信，為他的處境提出抗議。 這封公開信譴責了中國當局政治迫害他們留在國內的同志，「他們即使刑滿釋放之後，也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國家安全局的警察遲早總會找上他們，毀掉他們辛勤創建的一切。張銘就是一個最明顯的典型例子。」張銘認為，要不是這封信給當局施加了壓力，他很可能早就死在獄中。

儘管如此，張銘在被保外就醫之前，除了喝牛奶之外，又絕食了二十一個月。到了二○○六年，張銘的病情嚴重惡化，罹患心臟疾病，意識不清。二○○六年三月六日，當局擔心他會死在監獄裡，便通知他的父母前來領他出去。張銘以驚人的意志力活了下來，然而卻犧牲了自己的健康作為代價。

不過，他與其他獄友的最大不同是，他自發的絕食行動至今仍持續進行中。不管去到哪裡，張銘總是帶著一個黃色的布袋，裡頭裝有六瓶撞得叮噹響的小玻璃瓶。他直接跟農民買牛奶，然後自己在家加熱。我們在談話的過程中，張銘偶爾會將手伸進包包裡，拿出一瓶牛奶小口啜飲。他的長期絕食與原則無關，他堅稱這是因為他已經習慣了。他可以吃東西，有時也會吃，但是他說自己的身體已經無法處理固態食物了。張銘深信，固態食物會讓身體的許多毛病惡化，而且他喜歡禁食之後思路清晰的感覺。這要歸功於正面思考的力量。張銘將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是坐牢的意外收穫，而非永無止境的懲罰。

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

林慕蓮目前是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父親為新加坡華人，母親為英國人，曾在香港度過童年。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研讀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派駐北京長達十年。

在天安門事件二十五週年之際，她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此書。在北京撰寫本書期間，她從不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本書，使用不上網的筆電寫作，並把書稿鎖在臥室的保險箱內。除了極少數的人，無人知道她的寫作計畫。

譯者：廖珮杏

輔大德語系畢業。偏好人物、文化、社會議題的書。喜歡蒐集故事，希望藉由翻譯，讓讀者看到更多各種人的樣貌。譯有《緬甸詩人的故事書》與《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

出版社：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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