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盲目西化 建立特區主體 重塑香港文化軟實力

如果說「美蘇冷戰」是「第一次軟實力世界大戰」，那麼，當下的「中美博弈」就可謂是「第二次軟實力世界大戰」。然而，有別於以往圍繞「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決」，是次「大戰」的核心在於中西文化的互鑑互通。而作為中西文化交匯之都的香港，正是這場「交流碰撞」的主戰場。例如《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明顯是為香港文化軟實力提出更高的戰略部署和使命要求。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為此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不過，有不少人擔心，香港早已被標籤為「文化沙漠」，而特區政府本身就是文化乾涸的根源，恐怕難以擔此重任：一來盲目追逐西方洪流，並且在意識形態偏見之下，慢慢失卻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導致本應薈萃中西文明的香港特色漸漸走樣變形；二來完全忽視「文化治理」的公共屬性和塑造社會價值的重大意義，而是放任商業競爭模式主導走向，令文化藝術變成上等階層才能享有的奢侈商品；三來幾乎曲解「文化發展」之意，往往將其簡化成為「舉辦活動」，根本看不到透過深刻的文藝教育以提升整體文化質素的重要。當局究竟應該如何突破這些困局，才能重建專屬於「中國香港」的文化軟實力，令香港真正融通中外、成就「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新篇章？

今年「兩會」通過的《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事隔大半年，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剛於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建議增設「文化體育旅遊局」，希望藉此統整原本分散在民政事務局的文化事務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創意產業和旅遊工作，從而回應國家交託的重要任務。外界普遍認為，特區政府的方向基本正確，因為近年香港文化發展滯留，正是源於特區政府欠缺一個能夠統籌文化事宜的決策部門，自然沒法制訂一套可以發揚文化光輝的政策。事實上，這個提議也不新鮮，早在2012年，梁振英已在上任特首前夕提出設立，只是最後基於各種政治陰謀而被立法會否決撥款；如今再次出發，或許有人忐忑不安，有人暗暗期待，亦有人對局長之位摩拳擦掌。

「中西交匯」不能搪塞所有問題

可是，這些討論幾乎都忽略一個關鍵——成立任何組織、訂立任何政策之前，更加應該清楚明白的是究竟需要解決什麼問題，再思考需要確立什麼價值、建構什麼組織、委任什麼人選、賦予什麼職能、透過什麼手段去解決問題。有了這樣的施政邏輯，再回過頭來看看香港文化發展的滯後，那恐怕就不只是成不成立一個文化決策部門的問題了，還得重新思考文化及其政策的深層意義和思想淵源。

「文化」一般被視為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符號特質，解釋着社會的價值體系，形塑着群體的自我認同，也規範着成員的行為秩序；誰掌握了社會的政權，自然主宰着文化的內涵，所以「文化政策」往往是統治階級對於文化生活的意識和思想的集中體現。例如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對「文化政策」的基本定義是指，一個社會為了迎合某種文化需求，通過該時期可以取得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最優化調動，因而制訂的有意的、特定的措施，以及干預的或不干預的行動的總和。近年開始衍生「文化治理」的概念，意指透過文化進行政治、社會、經濟的調節，整體而言包括文藝基建的作用、產業的發展、品味的形成、語言的使用等等層面的文化政策。

一般來說，「文化政策」的施行模式包括由政府主導的「規範式」、不設定具體目標的「描述式」、以及有要求時才給予支援的「反應式」。國家非常重視「文化治理」，所以向來積極以「規範式」主導「文化政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基於社會轉型的現實，對於文化政策的指導思想也從「為政治服務」轉向「為社會主義服務」，強調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同等重要，而這種觀念更深刻植入學校教育、新聞媒體、科技發展、外交政策等各種範疇當中。

之所以如此重視，是因為國家把「文化軟實力」作為「國家軟實力」的根本——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的論述，要評價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由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等表現出來的「硬實力」，也包括以說服、吸引、感召等柔和方式令對方接受其文化、價值觀乃至意識形態，而不必採取武力行動或經濟制裁等強迫性手段的「軟實力」。國家相信，建構「以德為體、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的中華主流文化，將有助於社會的長治久安、民族的欣欣向榮、世界的共同進步。

但反觀香港，對於特區政府來說，文化的概念似乎簡單得多，往往只採取「描述式」和「反應式」的措施，並且習慣以一句「中西交匯」搪塞所有問題——因為中西交匯，所以承襲西方文化傳統、追求個人自由主義、任由文化野生野長；因為中西交匯，所以追求西方文化標準，只要把香港打造成為「小倫敦」、「小紐約」，就能擺脫「文化沙漠」標籤——結果，回歸二十四年以來，特區政府從來沒有從「文化軟實力」的角度深入思考香港在「中西交匯」之下的文化戰略位置，更加沒有在港英政府已經奠定的文藝基礎之上，再制訂一套專屬於「中國香港」的文化藍圖。

「這次軟實力世界大戰不同的地方是，它不是兩套絕對不同的價值觀：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決，而是兩個都擁有資本主義經濟生態的實體的對決，背後就是兩個運作不同的政治體系的對決。」資深文化人、進念．二十面體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胡恩威今年出版《第二次軟實力世界大戰》一書，提出美蘇冷戰是第一次軟實力世界大戰，而中美博弈則是第二次，且香港正好是這次大戰的主戰場，所以中央政府需為香港文化重新佈局。

大家可能對「文化軟實力」的概念感到陌生，而胡恩威在書中提到，「西方軟實力」已經經過100多年的演變和發展，成功透過「科技」和「教育」兩大關鍵建構一套主導世界的文化體系。可是，當中也隱含著不少價值迷思，但人們普遍沉醉其中並不自知，例如，儘管他們嘴邊掛著「多元」，但實際卻形成一種「霸權」——就像人們深信只要獲得「諾貝爾獎」，就等同在西方精英體制當中佔據「世界第一」的位置；但在東方的教育理念當中，向來強調「因材施教」，根本沒有「天下第一」的追求。香港正是如此。

照抄西方文化失卻香港特色

「香港的軟實力下降並呈現深層次敗象，原因在於地產金融快速成長下，權貴們沒有意願、耐性和視野去培養香港人成為人才。」胡恩威在書中指出，問題核心在於香港精英的「洋奴文化」——他們大多戀棧殖民時代，希望得到殖民者的接受和認同，所以經常舉辦一些「國際」活動、尋求一些「國際」排名，以為這樣就能夠與西方並肩、等同成為「世界第一」；結果，這些權貴往往不會投資提升港人質素，而是盲目相信西方政治文化，並以自由市場為藉口變相鼓勵低俗的娛樂文化，反而拉低香港人的文化水平。例如當香港出現很多所謂「世界級」的文藝設施，包括西九M+、香港演藝學院等等，但普遍香港人都不會認為文化軟實力已經大幅提升，反倒埋怨這種有錢無深度的落後局面。

根據胡恩威多年來的觀察和整理，香港文化軟實力衰敗包括六大問題：沒有基礎文化藝術教育，無法營造健康多元文化生態；缺乏專業文藝教育人才，教育課程脫離產業所需；城市規劃模式落後，從沒考慮加強軟實力的空間配套；欠缺具體政策目標，向來以爲舉辦了活動就等同促進了發展；政府採購政策失調，未有以身作則支持文創產品，而是傾向光顧本地大財團或國際大公司；沒有長期投資戰略，未能出台與軟實力相關的融資政策。這些問題歸根究底，是特區政府根本不知道發展文化所為何事。

「在中美角力上，香港本來可以扮演一個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發揮軟實力作用的角色，既可以協助內地營造一個更理性、具建設性的氣氛，又創造更多機會給香港年輕人發展。可惜，香港在這方面完全交白卷。」胡恩威在書中感慨，香港很多大型文化項目都是以西方模式主導，不但整個教育體系當中失卻了中西合璧和實事求是的本質，在2019年反修例風波過後甚至成為軟實力的「反面教材」。如今，特區政府似乎把「文體旅局」的設立當作香港文化的「復命劑」，希望藉此統籌各自為政的文化事宜——例如民政事務局負責審批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創意香港負責電影發展基金等等，莫說要有一套整存的文化政策，基本上可謂群龍無首。

胡恩威就此接受《香港01》訪問，他基本認同有關方向，但也強調這個全新的統一文化平台，應該着眼於提升香港文化軟實力。

對比同屬「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台灣和韓國，香港已經從世界最大的文化產品輸出地之一，變成「吊車尾」。新加坡在藝術家、藝術空間、藝術市場等主要環節都不足的情況下，靠政府強有力的推動，將傳統街市小食變成世界文化遺產，成為文藝復興城市典型。韓國也依靠文化的振興，創造了極高的經濟收益，提升了國家形象及民族向心力。台灣通過文化價值的重塑，帶動了文化經濟的大幅發展，電影、電視甚至打入Netflix的生態系統。再看看香港，這些年好像一直原地踏步，除了樓價日增、股市日升的「金錢硬實力」之外，在電影、電視、文字、繪畫、雕塑等文化軟實力層面，均是級級倒退，連帶的政治效果也式微。

胡恩威坦言，有了「文體旅局」，文化政策更加需要大破大立。其中一個需要突破的盲點，就是香港在追逐西方文化洪流的過程中，慢慢失卻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導致本應薈萃中西文明的香港特色漸漸走樣變形，整個文化系統都由外國人主導，已經失去「香港本位」，只懂得盲目照搬西方的文化活動。他非常擔心，「如果仍局限在搞活動、搞產業，那麼不如不做。全方位的文化政策不應該只是搞活動，應該是有所配套的。」

「香港應該和內地不同的文化單位和體制多進行聯繫，建立相關的對接單位。同時，香港也應該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基金會多加交流，讓香港文化多元發展，且具有持續性。」胡恩威毫不客氣地指出，香港和內地的文化對接最為關鍵，但也出現了最大問題，例如本地文化藝術教育明顯落後於內地，甚至可以說是出現了文化斷層，「例如香港理大設計學院的院長從來沒有華人出任，連網站都只有英文版面，但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王無邪和靳埭強創造了中西結合的香港設計創新，並不是現在這種西方獨大的局面。」

「Asia’s World City」不能吹散在風中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黃梓謙與《香港01》對話時，也不約而同地指出陸港文化對接失衡的問題，但相對於胡恩威所不滿的「思想對接」，黃梓謙更加着重「行動對接」，認為特區政府必須改正「踢一踢，動一動」的懶散做派。他舉例指，如果一位香港市民想規劃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旅遊行程，基本上很難從本地政府獲得相關的文藝資訊；他說着掏出手機，向記者展示「國家公共文化雲」應用程式：「內地的文化資源平台已經非常完備，這可以在線上成為城市旅遊氣氛的流量入口，也在線下為藝術館帶來人氣， 市民在上面可以找到全國任何一個城市的特色項目。」黃梓謙深感惋惜，「香港並沒有同類型的平台，內地與香港的文化交流也沒有平台進行有效對接」，難免令人質疑港府只是口頭上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際仍視「兩制」為不可踰越的界線。

「在全世界的城市爭相做出改變的時候，香港不能只固守Asia’s World City的口號，行動跟不上言語，日日圍着政治鬥爭原地轉圈，該做的事沒做，該改變的利益結構沒變。」提及新政策局的運作願景，黃梓謙嚴肅說道，「管理層要改變慣用模式，不要總用文化人語言講文化。」他認為，文體旅局的領導者要真正懂得中西文化，善於利用本地資源，同時要增強與內地合作，引進更多來自內地的文藝人，讓他們多到香港辦展覽，向全世界宣傳中國傳統文化；而且，「從事公共服務的人，要對人文生活感興趣，要有能力團結社會，促進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增強香港的國際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