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迷思構成「英文霸權」

荷蘭社會學家亞伯拉姆·德·斯瓦安(Abram de Swaan）提出「全球語言體系」金字塔，把世界上的語言分為四類：外圍語言、中心語言、超中心語言和極中心語言，其中英文作為「極中心語言」，穩坐於金字塔上端，是世界各地通用的國際語言。它就像「國際貨幣」美元，具備極強的「網絡外部性」，主導着國際間的文化和經貿交流，而很多國家和地區彷彿只要能以英文與發達國家來往，就能享有更美好的未來。香港便深陷這種「英文化等同國際化」的迷思。

每種語言必然附帶意識形態

《兩文三語：香港語文教育政策研究》（下稱為《語文研究》）提到，「優良的英文能力對於維持香港在國際間的競爭優勢必不可少。」所謂的「競爭優勢」，是指港人若能掌握英文這一「全球通用」的語言工具，便能減低跨國溝通成本，城市亦會更加「國際化」。

可以說，英文展現出與「國際貨幣」美元一樣強勁的「網絡外部性」——即當愈多人選擇一樣商品或服務，其效用便愈高。美元幾乎壟斷全球重要原材料的計價，主導着全球貨幣市場乃至經濟變化；而全球推崇的英文同樣如此，當大家出於文化交流和經貿需要而愈發普及英文的運用，這門語言的經濟價值便愈高，亦吸引愈多人學習。

然而，語言從來不是中立的。澳洲人文科學院院士、麥覺理大學語言學系傑出教授英格麗·皮勒（Ingrid Piller）早前在雲南大學主辦的網絡講座上，發表以「英語的前世今生」為主題的演講，指出「沒有語言是中立的工具，每個語言都附帶一套意識形態、觀點和態度。」

英文教育形成英美至上價值

「英文被廣泛誤認為是謀求發展的積極方法(high road to develop）......但對於未適應英文語言和英文教育的國家而言，這與其利益需求相去甚遠。」英格麗解釋，英文的廣為傳播受源於早期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自然帶有英美意識形態，久而久之也令英文使用者形成一種傾向英美價值的「固有認知」，例如會一廂情願地認為以英文為母語的使用者(native speaker）是最好的英文老師、美式/英式口音是最好的英文、英文教學效果最好，英文是向善的力量等等。

香港明顯如是，上至精英階層、下至普羅百姓大多十分崇尚英文，認為這是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身份象徵，而特區政府的教育資源也明顯向英文傾斜。上述由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助理教授梁慧敏等學者撰寫的《語文研究》便指出，「對比中文教育和普通話教學所獲得的的資助，英語教育獲得的支援佔最大比重。」

例如，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多次重申政府重視英文教育政策，故在推行母語教學的同時，亦制定「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從1998/99年度開始，每年花費約1.7億萬元聘請700位海外以英語為母語的教師，派往以母語為教學語言的官立和津貼中學（2002年拓展至公營小學）。除此之外，當局還推出英文教學的經常性補助、英文進修支援等。又如，為確保若干學校建立沉浸式英文學習環境，教育局出台相關指引禁止老師在以英文授課的課堂中加以中文輔助解釋說明，以免減少學生接觸英文的機會，導致學生學不好標準的英文。

英文化並不等同國際化

然而，到底何謂「標準的英文」？「我想用一個問題的形式來反思英文這個部份——我們學英文的所謂標準是什麼？是英式英文，還是港式英文都可以接受？」梁慧敏接受《香港01》專訪時提出，例如即使是普通話也有「港式」和「內地」之別，人們分別會說「番茄」和「西紅柿」，「如果同學講普通話時用了『番茄』，老師就要『打交叉』嗎？還是這種『港式用法』也能被接受？」

事實上，在英文熱潮之下，有別於精英階層所通用的英式或美式英文，一般人所使用的港式英文其實有諸多錯漏、甚至難登大雅之堂，但大家仍然樂此不疲。

「很多關於語言的看法，本質上是社會的建構，為了服務某些利益持份者。」英格麗在演講中強調英文的意識形態由不同既得利益主導，「當然，競爭一直在繼續，語言的意識形態也會改變......隨着世界從『單極』走向『多極』，語言金字塔或在瓦解。」她相信，語言一定會動態發展，例如中文的重要性正在不斷浮現，而五百年後的英文「如果依然重要的話」，那麼它將會帶着中文的特點。

在歷史、教育、經濟等種種原因下，英文成為了香港社會「推崇」的國際語言。但是，既然特區政府所定下的「兩文三語」政策目標是「中英兼擅」，那麼英文長期「凌駕」於中文的問題就應該被解決，過度推崇英文所造成的社會不公亦應該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