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通識科失敗經驗　未來還要怎改革？

高中通識教育科本學年起被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未來再經歷多兩屆文憑試便會走進歷史．僅推行十五年已終結。當年推動教育改革的前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及教育統籌委員會成員、教改三頭馬車之一的前中學校長戴希立，都認為通識科至少在教材上出現偏差，導致後來的異化情況。
雖然已「殺科」，羅范椒芬認為通識科採用的互動和啟發思考的教學法在其它科目都適用，不會令教育走回頭路；戴希立關注未來要放焦點在引導學生應對資訊爆炸與真偽，令學生具有慎思明辨能力，改革不應停步。

「填鴨式」教育激發政府推行教改

香港的教育一直被詬病是「填鴨式」，回歸後的教育改革討論圍繞香港教育只培育出着重記誦的「高分低能」學生，將令新一代難以應對資訊爆炸的年代。「商界給我們的信息是學生需要有獨立思考和解難能力，能夠與人合作，這比學科知識更重要。這是當時社會對教育改革的期望。」教育統籌委員會展開教改籌劃，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的羅范椒芬是重要推手之一，高中必修必考通識教育科就在這個大環境中定了下來。

通識科的設計原意是幫助學生聯繫各科知識，掌握從多角度探究問題和解決疑難的能力，孕育正面價值觀和積極人生態度，培養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和跨學科思考方法，最終目的是使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負責任的公民，達到實現學生「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整體教育目標。新高中課程由2009年在中四開始推行，2012年首屆中學文憑試舉行，通識科是四科必修科中考生表現最好的一科，學生都喜歡通識科的時事內容和課堂上的互動交流。

自2009年推行之後，發生2012年反國民教育科風波、2014年佔中事件、2016年旺角騷亂、2019年反修例風波，以及「港獨」思潮湧現，無不看到「通識世代」影子。十年間通識科由「改革神科」淪為被指是「潘朵拉盒子」，這個千禧教改，是否一早埋藏了「千年蟲」？

棄設教科書　教育局承諾提供社會時事教材

教育當局不審查教科書一直被指是一大錯誤。羅范椒芬說，當年對設教科書有很大爭議，「有說教科書是老師的根，也有意見認為教師不應做『教書匠』，老師應該發揮專業能力因材施教。」她指當年教科書出版商除了編印學生用書，也會向學校提供教師用書、配套如簡報、影片，一整箱給學校，讓教師隨手可用。「但同一本教科書不適合所有學生，老師需要按學生的能力調適課程。」

課程發展議會最終建議不為通識科設教科書。羅范椒芬指最後決定是基於社會議題經常轉變，即使同一議題，各方演繹都會隨時變化，教科書追不上社會轉變。為協助教師準備教材，教育局當時決定會就着社會時事，隨時為教師提供教材資料並放上網，讓教師剪裁備課。

一個理想接一個理想，當落地後卻是另一個現實。各書商仍然出版教科書，絕大部份中學都規定學生購買，與當局原意有很大落差。羅范椒芬說，通識科「出了事」後，她上網查看究竟當局提供了什麼教材，發現與原本計劃有出入。「老師習慣了可立即使用，但教材庫往往只有資料網站連結，老師要自己再搜尋和準備教案，可能覺得不方便，所以選擇用剪報和教科書。」她補充，本港傳媒立場及報道的角度各異，讓學生看多方面的原始資料很重要。

通識教科書的編纂者不乏大學學者或資深中學教師。由於教育當局並沒有為通識科訂教科書，因此也沒有審視坊間的書本內容是否符合課程宗旨。羅范椒芬引述調查指，有15%學校自編教材，完全不用教科書。

親看十本教科書：描述國家負面事件居多

羅范椒芬去年底審閱了十本「現代中國」單元的通識教科書，發現有部份內容描述國家的負面事件居多，例如環境污染、上學難、看病難、官員貪腐、網絡言論監督、709維權律師被捕失蹤等問題，甚至用貶抑誇張的措詞形容事件。她認為這種做法嚴重影響學生對國家的觀感，教師必須引導學生換位思考、從多角度審視問題，理解治理大國的困難，認識國家發展目標。

「書中說的很多是事實，但一定要從當時的社會環境、人民素質和歷史脈絡去詮釋，不能簡單地論對錯。事情要分點線面，以偏蓋全是不公平的。」她不諱言社會上有不少人都是如此，而教科書卻是「白紙黑字」被人看到。

至於坊間對「黃師教壞學生」的指控，她相信專業的教師不會把個人的想法灌輸給學生。通識教師的培訓強調，教師需要持平地引導學生分析不同的觀點，激發他們思考和討論。

羅范椒芬在離開教育崗位後，間中仍有與教育界人士接觸。她引述學生成績次第較高中學的教師說，學生認同通識科對他們幫助很大。她也接觸過一些大學生，他們憶述為完成獨立專題研究，會走入社區接觸不同的人，增加了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和關心。「對有心的老師、有能力的同學，通識科的裨益毋庸置疑。」

「如果沒有通識科，可能後果更壞」

沒有通識科就沒有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羅范椒芬這樣回應：「教育大學的教授曾經做過研究，結論是通識科並沒有激化學生，也有大辦學團體老師跟我說，通識科有助提高學生的分析能力，看問題會更公正，更不容易被人誤導；如果沒有通識科，可能後果更壞。」

羅范椒芬認同多年來公開考試的命題被批評過於側重政治，評分標準亦沒有顧及學生的價值觀是否符合課程的目標，改革公開試的命題和評估方式是刻不容緩。

通識科推行短短十年便被「殺科」，換上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高分低能、看問題不公正的情況會否重臨？羅范椒芬對此不以為然，強調只要本着課程宗旨，「通識老師轉為教其他科目，都可以用通識科的教學法，鼓勵學生多思考、多探究問題，這也是發展創新與科技的基礎。」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與通識一樣，都是高中生必修必考，但課時減半，公開考試只設「達標」與「未達標」，不設「獨立專題探究」，反而重視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積極態度及國民身份認同，學習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和 法治，將通過審批的教科書列入「適用書目表」，提供內地考察機會，讓學生親身認識國情和國家發展。當局明言要「透過涉及香港、國家及全球發展的重要課題，拓闊學生的世界視野，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培養慎思明辨的能力，以理性分析當代領域的課題」，儼如新版國民教育科。

羅范椒芬認為年輕人要有國民身份認同，愛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其他國家都不會有爭議，怎樣推行才是重點。她以情侶關係作比喻，「愛一個人要先認識，要產生認同感，才能萌生愛意。」她不認為香港學生會被洗腦，但學生的確需要多認識自己的國家，要明白國民的責任、要守法。

通識科當初目的之一，是教導學生有批判性思考能力，後來改稱慎思明辨。在現時瞬息萬變、真假難分的網上世界，培養學生的分辨能力也十分重要。羅范椒芬說，學校和教師都明白信息素養的重要性，學生需要懂得分辨事實與意見，以及信息的真偽。

戴希立：教授年輕人信息素養

戴希立在籌劃教改時是中學校長，在「教改三頭馬車」中最有落地經驗，另二人為時任教統會主席梁錦松及香港大學教授程介明。戴希立總結通識科時，認同教材、教師及學生都出現問題，而關鍵問題在於教學方法。對於改作公社科，他認為學生認識香港及世界當然重要，認識中國同樣不可或缺。

他又特別提到學生花在網絡世界的時間不亞於上學，形容是「另一間學校」，「媒體及社交媒體影響很大，而且信息基本是負面的」。他指出，新加坡很早已看到這個問題，有計劃教授信息素養，香港也必須留意。

通識教育科自落實推行起便爭議不斷，由完全陌生的新科到受到學界認同，但最終因社會風波而備受指責，遭到「殺科」，教育界值得為此總結經驗。新的公社科同樣不應一成不變，而是需要根據社會變遷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