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不中、英不英？——少數族裔需要怎樣的語言教育

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全港88.9%的人口以粵語為慣用語言。換言之，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大多數場景都必須用到粵語。即便少數族裔人士面臨的歧視和偏見成因複雜，但不可否認，他們未能享受適切實用的中文教育。前文提到，無論是生活、學習還是工作，中文語言障礙是少數族裔人士在港生活的一大掣肘。根據立法會提供的數據，在18至22歲的南亞裔人士中，只有10%在香港升讀學位課程，低於整體人口相關比率23%的一半。如此一來，許多少數族裔青年缺乏學歷與社會競爭力，更加難以突破家庭背景的桎梏，長期停留在社會底層，缺失向上流動可能性，形成惡性循環。然而，香港少數族裔的中文教育制度，至今仍然不具備足夠的適切性。

語言使用程度VS語言地位高下立見

香港回歸後實施兩文三語，由於各種原因，兩文三語在香港的使用程度及其地位並非呈正比。《基本法》第九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作為華裔佔主流的城市，香港的英語使用者並非多數。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以英語為慣用語言的人僅佔全港4.3%。但英語卻是香港不少正式場合、尤其是政府內部工作的慣用語言，英語慣用者的地位亦較高。由此可見，語言背後體現出深層次的權力關係。前任香港政府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發表文章《中國人用中文辦公，港府政務官未必這樣想》提到：「目光一掃，全場便只有一位由律政處派來的外籍人事，但全特區最高級的一批人（由司長、局長、常秘到筆者全是中國人）都要『移船就磡』，立馬『轉台 』。」

儘管香港回歸已二十四年，但語言政治並沒有被徹底顛覆，不同語言的權力地位差異依然顯而易見。就使用均值最高的粵語而言，白人可以不必費勁學習粵語而輕輕鬆鬆憑藉英語在本地生活，優秀的英語能力也成為求職的敲門磚；但少數族裔必須盡可能學習、使用流利的粵語，才能突破中文水平帶來的藩籬。某種程度上，種族關係政治也加深了語言的權力地位差異，反之，語言的權力地位差異使得種族歧視更加根深蒂固。

在回歸前，南亞裔港人憑藉良好的英語能力，可成為公務員團隊的一分子。回歸後，語言隔閡便逐漸成為少數族裔人士融入主流社會的障礙。在回歸初期，港府比較關注母語教學、普通話教授中文等議題，沒有給予非華語學生足夠重視，也沒有針對他們的語言文化特點，來明確制定必要的中文教育政策，導致這一族群的中文能力難有突破，更因語言問題而長期與主流華人社會存在隔閡。

根據立法會提供的數據，超過五分之四的南亞裔人士未能書寫中文。2016年，全港有6,171名6至11歲南亞裔兒童接受小學教育，當中只有66%能夠書寫中文，另有6,400名12至17歲的南亞裔兒童接受中學教育，當中只有68%可以書寫中文。2017年，共1,072名非華語學生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只有104名學生應考中國語文科，當中僅27%的應考成績符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大學入學要求，遠遠低於香港全體考生的56%合格率。

背景差異造就學習進度差異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助理教授梁慧敏對《香港01》表示，少數族裔人士難以學好中文有幾大原因，首先少數族裔人士的母語語法、語言特點與中文有很大不同，但非華語學生學習的中文課程沒有對此進行調整，適切度不夠。

對此，梁慧敏提出建議，華語學生與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教育課程應該分開，包括教材、教學方法、課堂練習內容、評估方法等，即實行「雙軌制」，但課程目標依然是通過文本教學，平均發展學生聽說讀寫的中文能力。教育局從2014年開始實行「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旨在幫助非華語學生奠定職場應用中文的基礎，資歷等同於DSE中文科考試，即在教育局所定的框架內，非華語學生在DSE以外還有另一個選擇。但梁慧敏指出，這樣的「雙軌制」僅針對本港中四至中六的學生，而現時小學呈分試需要非華語生以華語生的試卷考核，難免不公，致學生灰心。她反問，那麼初中，甚或小學的中文課程是否也應該作出適度調整呢？

梁慧敏建議，「雙軌制」牽涉到長遠的規劃及相應的配套，未必能一蹴而就。現時最能解決問題的，就是鼓勵學校設置歐美國家常見的「抽離班」，把非華語學生抽離主流中文課堂。在「抽離班」中，教師使用經調適的課本和教材或自編校本中文課程教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待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程度達到應有水平後，才讓他們回到主流班和本地生一起上課。

早年《施政報告》甚少提及少數族裔的情況，遑論政策方面的支持，隨着他們的人口比例增加，結構性問題也愈發明顯而尖銳，政府才開始關注。2014/15學年起，教育局推出「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以資助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科教師修讀指定碩士學位、深造證書或深造文憑課程，以提升他們的專業教學能力和技巧。

今年9月，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提問，在此津貼計劃下，過去三年有多少修讀相關課程的教師參與該計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回答，參加計劃的老師須在業餘時間修讀指定課程，一般需時約兩年。過去三年，獲批申請的教師人數共30名。此外，師資培訓大學亦有為教師提供相關培訓，例如為期五星期為非華語學生教學而設的中國語文教學專業進修課程證書，供在中小學教授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科教師報讀。教育局亦不時舉辦其他為期半天的短期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分享會、工作坊和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涵蓋課程規劃、學與教策略和評估。這些短期課程彈性比較高，因此參加的教師人數更多。

梁慧敏表示，問題遠遠不止課程未對症下藥，在教師能力培養方面，沒有專門針對非華語學生開展培訓，語文教師缺乏針對少數族裔因材施教的技能和經驗。她提到，有時會受邀出席教育局主辦的教師培訓工作坊，為語文老師做培訓。過程中發現，老師面對基礎薄弱的非華語學生不知如何下手，即便是書寫漢字的偏旁部首、筆順筆劃等都難以教學。「畢竟老師讀大學的時候沒有學習如何教外國學生，因此會面臨教學困難。」

不僅如此，少數族裔人士多聚居在一起，他們居住的社區、日常生活缺少中文的應用場景，「父母不講中文，生活的社區、族群都不講中文，詞彙量和語法跟不上，也理解不了中華文化。」單靠課堂學習難以全方位地鞏固及提升中文能力。另外，香港語文教育課堂用廣東話教中文，語言方式存在差異，非華語學生本就基礎薄弱，需要將聽到的廣東話轉化為書面中文會有相當大的難度。

推動非華語中文教育 公帑是否用得其所？

在推動教育的過程中，財政支出必不可少。教育局自2014/15學年起，推動「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進一步照顧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促成他們銜接主流中文課堂。今年9月，鄭泳舜提出，關於在「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下，教育局過去三年為多少所錄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撥款。羅致光回答，教育局按照錄取非華語學生的數目，為所有錄取十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中小學每年額外撥款80萬至150萬元不等，以便提供適切的多元密集教學模式，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效能。同時，2020-2021 學年起，教育局按其錄取非華語學生的數目，為錄取少於十名非華語學生的中小學提供每年 15 萬元或 30 萬元的額外撥款。

此項政策每學年涉及上億撥款，然而，究竟哪些學校獲得撥款、學校如何運用款項、每一項開支金額及成效，均沒有明確公布，政府亦沒有要求獲撥款的中小學公開細節接受監察。融樂會曾經檢視油尖旺、元朗和東區合共97所小學和86所中學網頁，只有28%的小學及22%中學在學校網頁顯示獲發額外撥款，或在網頁提供有關非華語學生的教學支援措施，但沒有清楚顯示中文調適課程、編班安排和非華語學生的學習表現，透明度不足，難以讓社會信服。

此外，梁慧敏在《兩文三語：香港語文教育政策研究》 一書中寫道，「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所提出的學習目標是從本地學生的學習目標演化而來，內容較為空泛，並未體現出和非華語學生的差異。另外，局方提供的資源有限，偏向校本課程，沒有統一的教材規劃，非華語學生本身的中文水平和學習歷程的差異頗大，令校本教材難以推廣；課程即使較貼近學生的水平，卻未能符合他們在升學或就業上對中文的需求，不足以推動學生積極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