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發型CBDC：香港轉型數字金融中心的關鍵

金融服務業向來是香港「命根」，即使面對中美摩擦、新冠疫情和經濟衰退，也仍保持增長；隨着國家引領數字人民幣發展帶來的科技革命，香港金融業也正步入「不成功便成仁」的深刻轉型之中。「金融業未來趨勢是數字化，數字貨幣將會是未來金融基建的核心部份。」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團結香港基金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黃元山把研發央行數字貨幣（CBDC）形容為金融業數字化的「基建先行」，「CBDC的研發，事關香港從傳統的國際金融中心轉型為數字國際金融中心。」
「金融基建」 的比喻不可謂不準確，對香港來說，「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下稱批發CBDC）尤為關鍵。據國際結算銀行介紹，批發CBDC是指面向特定機構的央行數字貨幣，一般有嚴格的訪問限制，「類似機構在央行的準備金和結算賬戶」，常用於銀行間支付，或作為數字代幣化（digital tokenised）金融資產交易的結算基建。具體而言，批發CBDC究竟會為香港金融業帶來怎樣的變化，是否真如「基建」般重要？而香港在批發CBDC的進度又如何，又有哪些關鍵問題要解決？未來，香港能否藉助CBDC研發的先發優勢強化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批發CBDC走在前列
亞太區競爭激烈

據《香港統計月刊》，金融服務業去年的增加價值錄得5,980億港元，佔本地生產總值（GDP）23.3%，同比增長2.9%，是該年唯一有增長的四大支柱行業。這樣的「根基」，遇上國家引領央行數字貨幣發展的大勢所趨，可謂機不可失。

前文曾提及，香港金管局央行數字貨幣研究重點一直在批發CBDC上。早於2017年，香港金管局開啟Project LionRock的研究，探索批發CBDC的可能性。2019年，在Project LionRock的基礎上，金管局與泰國央行合作，開展Project Inthanon-LionRock研究，以測試CBDC的跨境金融使用。2021年，阿聯酋央行和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加入上述項目的第二階段，與國際結算銀行創新樞紐香港中心（BISIH）共同合作開發「多種央行數字貨幣橋」（Multi-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Bridge，簡稱mBridge）。

目前，mBridge被視為全球最成熟的央行數字貨幣項目之一。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陳穎茵解釋，這一項目的成熟體現在其可拓展性。她以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合作的Stella項目來介紹傳統批發CBDC平台：「他們採用的是互聯模型，兩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立的CBDC系統，然後通過搭建一個技術界面，把他們連起來。」由於不同央行系統採用的技術平台、運行規則和參與者都不盡相同，所以在搭建界面時需要長期的協調工作。最大的問題是，假如有第三個主權貨幣加入，就需要分別再與兩間原本的央行重新搭建技術平台。若未來想與更多主權貨幣合作，所需搭建的技術平台數目，平台建設和維護的費用和時間，都是幾何級增長。

「香港和泰國合作改進的這個新模型，就是單一平台模型。」陳穎茵解釋，這個平台的底層技術仍是區塊鏈技術，而管治架構、參與者和基建都是統一的。簡單來說，當有新的主權貨幣想加入平台，無需再搭建新的中介，只需要採用統一標準加入即可。目前，最新的mBridge平台（下圖）只需各央行開放連接國內支付網絡的接口於mBridge平台，便能打通跨境交易渠道，批發型CBDC網絡拓展的難度大大降低。

香港固然位列第一梯隊，但並不代表沒有競爭者。「新加坡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跟國際結算銀行創新樞紐的新加坡中心合作。」陳穎茵說。據報道，新加坡主導的批發CBDC平台叫Project Dunbar，目前獲澳洲、馬來西亞及南非的央行加盟。兩個月前，新加坡金管局在新加坡金融科技節上展示這一共享平台的科技原型，以鼓勵私營機構能參與開發，而平台將預期在今年初發布。

顯而易見，此類跨境平台具有網絡外部性，貨幣網絡的廣度將成為平台未來的主要競爭點之一。「我用飛機場做比喻，為何香港機場客流量那麼大？因為航班多、航點多，而這是需要搭建起來的。」黃元山說，「CBDC的平台要有更多的參與者，才會有競爭力。我們現在有個很大的優勢，全世界走得最快的CBDC加入我們的平台，就是e-CNY（數字人民幣），等於我們已經有個anchor（錨）。」

黃元山強調，內地在推行、試行的數字人民幣是零售型，而批發型數字人民幣「只加入了香港的跨境CBDC平台」。陳穎茵補充，「人民幣對『出海』是很謹慎的，但依然加入香港的項目」，足以體現出國家對香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的強力支持。

「香港作為一個離岸人民幣中心也好，國際金融中心也好，必須把握好這個契機，搭好基建，去駁通更多渠道，香港將來才能發揮更大的角色。」黃元山說道。

團結香港基金早前發布的研究報告《央行數碼貨幣——構築數碼金融基石》就建議，香港金管局應吸引更多已參與CBDC研究的中央銀行，或與香港經濟聯繫緊密的經濟體參與到香港的貨幣橋平台，例如日本、瑞士或新加坡，將香港打造成批發型CBDC中心，助香港外匯業務再上台階。

金管局發言人向《香港01》表示，金管局沒有視新加坡的項目為競爭對手，雙方都是在探索批發CBDC的科技潛力。發言人又指，對貨幣橋項目增加參與央行「持開放態度」，「mBridge系統需具備一定拓展性，才可充分發揮其作為支付系統的功用」，而金管局將視乎項目的階段成效，與參與央行機構及BISIH商討項目下一階段引入的央行，「與現有參與央行有貿易來往的國家和地區都會在考慮之列。」

貿易搭網拓廣度
人才轉型成為關鍵

與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歷相似，mBridge將會以貿易作為最先試點的場景。去年11月初，BISHI與mBridge參與央行機構共同刊發資料冊，列出mBridge已試點的15個潛在商業實例（下表），涵蓋19間金融機構、2個銀行協會和1間交易所。

金管局發言人表示，考慮到參與mBridge項目的四個地區，雙邊貿易額龐大，總額超過7,300億美元，因此在15個用例中，將優先考慮「國際貿易結算」的試點。

由於各國的資本管制程度、金融體制的不同，現時跨境貿易結算中存在痛點——成本高、過程慢、手續繁雜。陳穎茵表示：「現在跨境匯款的國際平均成本大概是7%，100元中，有7元給了中介機構，是非常貴的。」

高額的中介成本，原因之一是跨境交易中需嚴格的「反洗錢」監管。「例如KYC（Know your customer，盡職調查）。」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助理教授游楊說，「其實銀行端的KYC成本是非常貴的，可以用數字貨幣去一定程度上承擔KYC職能。若銀行系統能接入數字貨幣，就可以節約成本。」具體而言，批發CBDC平台從最根本解決成本問題。基於區塊鏈技術，用CBDC進行的交易行為都是公開透明，運用數據，搭建監測程式，便能減輕銀行在反洗錢監控上投入的財力、人力，中介成本和交易時間因而得以縮減。

金管局發言人表示，參與項目的四間央行已挑選11個不同行業的貿易結算交易作為樣本，在平台上展開測試，證實mBridge能解決跨境支付中常見的痛點，同時確保政策配合、合規和私隱保護。

科技進步固然令人鼓舞，但亦可能對傳統金融業務、從業者帶來衝擊。例如，香港憑藉人民幣實時全額支付系統（RTGS）和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坐擁全球七成的人民幣清算業務，若批發CBDC平台推進，或會削弱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樞紐的地位。

對此，黃元山認為，「反過來看，你不做，人家也會做的。做事模式已經在轉變，我們要在別人拿到這個優勢之前搶佔先機。」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師程實則表示，數字人民幣採用的是雙層運營架構，「香港的清算行業務仍需承擔跨境支付的關鍵角色。」同時，在業務推廣方面，香港是最大且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在數字人民幣探索跨境業務初期，大概率將要依託於香港成熟的市場經驗推進。」程實強調，香港離岸人民幣樞紐的角色短期不僅不會被削弱，還會獲得廣闊機遇，角色有望穩健增強。

至於科技轉型或致傳統金融從業者失業的問題，陳穎茵則回應道：「這其實就像工業革命，造出了機器，人就全部失業了嗎？當新的科技進步出現，就會有新的崗位需求，人才也要跟着轉型。」

黃元山建議，在諸如數字貨幣等金融科技領域，應有「產學資歷互通」的跨界人才政策。「Fintech（金融科技），到底業界需要什麼？有沒有一個反饋機制，讓應用資歷建設相應的課程結構和考核方式？」黃元山提到，香港金管局和銀行學會設有「銀行專業會士」的職業階梯，且受香港資歷架構認證，獲銀行學會證書將等同於碩士以上文憑。當銀行業人士希望繼續晉升，便可報讀課程，獲得相應資格以提升自身的薪酬待遇。

「這個是銀行業界的，但我們剛談到的CBDC不是銀行業，而是整個金融業界的，例如保險、金融安全等。」黃元山說，搭建相關的職業階梯不止是金管局或銀行學會的事，而是需要整個金融業界、政策制定人士包括教育局都參與其中。「能不能搭建一個專業資歷框架，讓產業、學校和專業資格認證機構三方能緊扣？」他強調，「整個大主題是，人才如何升級轉型以迎接未來的數字金融浪潮，這裏面還有很多缺口。」

金管局發言人則回應，金管局將於今年底前在銀行專業資歷架構下推出「金融科技」新單元，為金融科技從業員提供具認證的專業培訓課程。課程內容涵蓋金融科技運用、區塊鏈技術 、人工智能、大數據、合規科技、金融科技產品開發和管理策略等，藉此提升金融科技從業員的專業能力和擴大人才庫，以應付未來銀行業所需。

但在大專院校方面，儘管設有相關課程，可是整體研究和資源明顯不足。游楊是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的新晉教授，在加入港大之前在Facebook（現改名為meta）公司的加密貨幣項目Libra（現改名為Diem）中工作過，也發表過關於比特幣的學術研究，可謂是研究數字貨幣的青年人才。然而，游楊向《香港01》坦承，目前香港學術界研究數字貨幣的學者並不多，更多是在理論上的探討而缺乏實證，「除了數字人民幣以外，整體上沒有大規模的使用，沒有很多數據。由於金融、經濟系的研究工作都是數據驅動，所以做不了太多建模和分析。實話說，發論文是比較困難的。」他直言，類似數字貨幣等新興研究議題，「學術界的激勵有限。」

游楊亦介紹道，由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林晨教授帶頭，學院已開設「金融科技」相關的碩士課程，而在港大工學院同樣開設區塊鏈技術的課程，但數字貨幣並非一項容易教授的科目，他自己作為新晉教授，目前主攻科研，「如果我有精力開課的話，也需要兩到三年，才能完整設計出一套（課程）。」

投融探索拓深度
必須整合現行制度

誠然，貿易是一手妙着。中國是世界的主要貿易國之一，而批發型數字人民幣加入了mBridge後，整個平台將能依託中國的商貿流通而進行廣泛試點。但退一步說，貿易及物流業雖也是香港的支柱產業之一，但地位確不及金融業。可以說，香港的貨幣主要是作為投資和融資貨幣使用的。因此，探索批發CBDC在投融方面的應用亦同樣重要。

「相比香港的經濟規模，港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相對較高。」程實引述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數據，截至2021年8月，港元在國際支付中佔比約為1.28%，排名第七，與2019年排名持平；而在外匯交易方面，港元排名為第九。「長久以來，香港是獲得廣泛認同的國際金融中心。」程實表示，若香港要在數碼經濟大時代中鞏固自身地位，研究數字港元這一數字金融基建就尤為重要。

在金管局公布的15個商業實例裏，已有機構嘗試保險、債券、外匯、理財通等領域運用CBDC的可能性，而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更為進取。在上述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報告《央行數碼貨幣——構築數碼金融基石》（下稱《構築基石》）中，研究團隊提出兩個意見，其一是以CBDC優化現有的港交所證券結算基建，其二則是建議港交所建立數字資產交易所，並以CBDC作交易。

目前，港交所的證券結算機制由港交所中央結算系统（ CCASS）和金管局轄下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HKICL）組成。前者負責證券交收，後者負責香港的RTGS系統，即資金結算。自1998年開始，為提高港交所的交收效率及減低交收風險，兩個系統聯通，推出港元證券交易的即時貨銀兩訖交收服務。

《構築基石》指出，目前兩系統聯通仍然存在信用風險和結算風險，而金管局可以以批發CBDC平台代替HKICL的平台，改進款項支付的效率。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運用智能合約實現「自動實時的貨銀兩訖」，將有助於提高交易透明度，降低交易風險。

而數字資產作為一種近年來新興的另類金融，其涵蓋範圍極大，包括非同質化代幣（NFT）、證券型代幣發行（STO）等。黃元山就認為，建設數字資產交易所於香港未來金融發展更為關鍵。

「為什麼外國人要換港元？因為香港有很多IPO，外國人要來港交所交易。」黃元山說，「如果將來數字資產成為了主要的金融產品之一，那香港能否提供這些資產的交易？」他重申，香港必須跟着未來一起改變，「否則會被科技顛覆」，而港交所作為壟斷二級市場的交易平台，應該看見這一趨勢，迅速作出改變。

陳穎茵則舉例，瑞士證券交易所（SIX）早年已在探索數字資產交易所（SDX），並接入了當地的批發CBDC系統，「是走在全世界最前的一個國家。」據公開報道，去年9月，瑞士金融監管機構（FINMA）已經批准SDX的落地，容許其在當地經營數字資產的股票交易和中央證券存管。

然而，游楊對CBDC在二級市場的應用並不看好。首先，CBDC會帶來更大的信息透明度，但是金融機構在二級市場上投資，有時就是依靠「信息差」。游楊舉了簡單例子，假設投行A打算分三天買入同一隻股票，以攤薄購入成本，若在CBDC平台上完成交易，會即時被競爭對手監測到，從而無法控制到成本。

「可能一些買方基金或者外資並不願意參與到一個完全透明的市場。」游楊指出，金融市場有自身的運行邏輯，金融機構花了大筆資金作調研後選中的部份投資產品，若信息即時被其他機構發現，很難賺錢，「長此以往，可能大家都不願意去調研，去挖掘一些好的公司了。」

游楊補充，高透明度的市場對顧客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例如一個客戶想經過不同的金融機構下單，獲得不同的報價。但如果他們互相共享了信息，可能就會合謀起來，給一個不好的報價。」

而另一方面，社會體制的不同也會影響到CBDC日後如何在社會上推廣。游楊指出，中國的金融體制由國有銀行主導，所以推行數字人民幣時是「自上而下地打通」，較為容易。但香港的社會環境需要平衡內地資本、外國資本和本地財團的需求，「所以我認為，數字港元的推出，尤其是在資金監測方面，坊間的pushback（阻力）會比較大。」

「央行數字貨幣的難度，不是純技術上的，而是如何與現有的制度合併起來。」游楊一針見血地指出，例如即使區塊鏈技術能保證信息、交易高度可信，但依然需要法律的確認和保障。

「人類社會遇到糾紛的方式就是去起訴，無論是Common Law（普通法）還是Civil Law（成文法）都有一套流程，最後可以得出結果。但區塊鏈上是『投票』，少數服從多數，以此確保信息可信。」游楊邊比較邊問，「怎麼把一種算法判定和人類社會判定結合起來，法律上怎麼認定？」

「央行數字貨幣，三分之一是技術，三分之一是實際應用場景，最後的三分之一，是和法律、政治和人類社會的結合。」游楊總結，「很多討論，包含學術界和政策界都沒有明確的說法，都處在很初級的討論階段，還需要循序漸進。」

【編按】
本文原刊於第300期《香港01》周報（2022年1月17日出版），可點擊同期周報閱讀以下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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