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師」的呼聲：糾正城鎮化戰略偏差，解決城投債錯配問題
香港智庫發展十分緩慢，但在國家眼中，智庫建言對政策制定至關重要。大國博弈之下，外圍環境嚴峻，內部復甦緩慢，國民對市場預期相對保守，都在等待更加積極的投資信號。國家應該如何繼續推進改革，又該如何應對經濟轉型，才能在全球經濟增長困局當中突圍而出？面對歐美圍堵的陣營對抗，國家可以怎樣透過新興產業重塑國際環境，又能夠怎樣秉持「一帶一路」倡議促進國際合作，從而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發展格局？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城市群佈局，可以發揮什麼作用，又能夠怎樣探索全新發展路徑？「晶片戰爭」一觸即發，企業應該如何優化生產力佈局，才能助力新型工業化的高層次發展？作為「國家高端智庫」之一的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上周六（5月27日）就此舉辦「新時代下的高水平開放與高質量發展」論壇，邀請多位重量級專家獻策。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上周六（5月27日）舉辦「新時代下的高水平開放與高質量發展」論壇，邀請多位重量級專家，包括曾與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經濟社會領域座談」的中共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國家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前副院長李鋼、深圳市前副市長唐傑、國家發改委前規劃司司長徐林、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倪峰、國家信息中心智慧城市發展中心副主任馬潮江等等，圍繞「高水平開放與高質量發展」、「大國博弈與中國高水平開放」、「城市群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新型工業化與創新驅動發展」四大議題，為國家發展的挑戰和機遇等建言。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長、第13屆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葉小文在致辭中指出，當前全球面臨高通脹、低增長、單邊保護主義加劇的嚴峻形勢，國內經濟全面復甦的基礎還不穩固；他因而建議，國家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保持外資、外貿、對外投資和交流政策穩定、透明、可預期，深化「一帶一路」合作，加大「自貿試驗」創新，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從而開辟以高水平開放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議題一：高水平開放與高質量發展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傅夢孜、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針對當前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貿易摩擦不斷等國際背景，就中國經濟如何在全球競爭格局中實現突圍、如何應對經濟轉型的多重挑戰等議題進行演講，並圍繞中國大學畢業生是否陷入結構性失業等問題進行交流。
樊綱本身是知名經濟學者，曾於2020年8月獲邀出席由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個人名義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就「十四五規劃」發表意見。而在是次「高水平開放與高質量發展」對話當中，樊綱首先就「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與對策」主題進行發言。他表示，儘管全球經濟持續低迷，但中國經濟仍然具有韌性，相信復甦指日可待，尤其是國家當前有新能源汽車、數字經濟、城市群等新的增長點，預期今年可以實現5%甚至更高的增速。不過，他同時也指出當前面臨的不利因素，包括需求嚴重不足、供給復甦快於需求復甦、出口需求面臨下滑壓力，產業鏈轉移以及「科技遏制」困境等。樊綱就此提出三大對策：一是充分發揮大企業的作用，擴大民營企業投資；二是加快發展城市群，糾正城鎮化戰略偏差，通過大城市群實現下一階段城市化消費的增長；最後，增加發行長期公債，解決城投債面臨的「期限錯配」和「功能錯配」問題。
傅夢孜是國務院政府津貼的國際關係專家，歷任中國國際經濟關係學會副會長、著有《中美戰略關係新論》、《世界大變局》、《「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性》等作品。他表示，面對百年未有變局，世界再也回不到過去，因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戰略對抗不會消停，亞太局勢也會因為地緣政治爭持續緊張，但「全球化」不但不會消亡，反而會在更高層次上展開，形成高質量、新經濟、有選擇、周邊化的新型全球化；因此，國家將會面臨更加嚴峻的外部環境，也就更加需要推進經濟發展的開放性、塑造性、創新性。他解釋，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環境的一部分，是塑造國際環境的重要力量——既要重視偏向制度與規則領域的軟環境建設，提升整體投資環境；也要充份重視與周邊地區的競合關係，調整產業鏈，預判建鏈補鏈的風險，更好統籌國家的發展與安全問題。
朱海斌在房地產和金融學方面的研究曾獲國際學術論文獎，並且曾於2016年以經濟學界代表的身份，獲邀為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強就《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建言。對於今年國家經濟復甦狀況，他引用大量數據指出，當前復甦表現並不均衡，民間投資預期暫時沒有太大改善，但他仍然對前景感到樂觀。樂觀的主要原因是基於在去年年底出現的一系列政策調整，包括防疫抗疫措施的逐漸開放，關鍵行業的務實糾偏，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提前發力。他認為，民間投資和房地產將是兩大具有重要影響的板塊，建議政府政策保持一致性，因為對於民營企業家來講，除了宏觀經濟基本面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更重要的是更加穩定的政策環境，一旦政策過度搖擺，或會造成民間預期混亂。
曾任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的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朱文暉，是這場高端對話的主持人。國家統計局月中（5月1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達到20.4%，創下歷史新高。朱文暉就此問及三位專家，應該怎樣理解有關現象？
樊綱回應時提到，經濟學有所謂「摩擦性失業」的概念，意指人們放棄原來的職業再尋找新的工作期間所出現的失業狀況，當下也經常用於形容年輕人因為對未來具有較高期望而更願意花費更多時間尋求滿意崗位的短暫失業情況。他認為，國家教育結構比較重視高等教育而不太重視職業教育，難免導致人才結構出現傾斜，但當前的失業率高企變相也折射出市場需求不足、無法覆蓋他們理想工作的問題，是社會轉型過程的必經摩擦，需要各方專家共覓出路。朱海斌則說，整體而言，青年失業問題是個偽命題，因為每年退休人數比進入勞動市場人數要多得多，按理說不應該出現青年失業率高企問題。
議題二：大國博弈與中國高水平開放
國家商務部聘任專家、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擔任主持。主要研究區域發展和產業規劃的他介紹說，大國博弈「持久戰」下，全球經貿體系已經出現不少變化，包括區域利益集團化，而與會的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副會長李鋼、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倪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等三位專家，則以此為基本背景，分享國家如何從中增強經濟創新、加強國際合作、構建發展新局。
李鋼曾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他提到，面對中國崛起，美國持續通過「價值觀外交」影響「價值觀貿易」，導致中美貿易戰遲遲不能解決；但他相信，只要雙方能夠進行理性溝通和適度管控，仍可探尋共存之道。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認為，「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此國家應該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的質量，實行更高水平的貿易投資自由。他提出四大建議：第一，在傳統優勢產業的賽道上持續發揮比較優勢，因為我們的產業齊全、基礎設施健全；第二，在數字經濟和綠色貿易等新賽道上斬獲競爭新優勢；第三，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展示「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新優勢；第四，在開放發展中切實維護「經濟安全」，兼顧好發展與安全問題。
自1992年開始，專研國際關係的倪峰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供職；從「研究員」到「研究所所長」，他出版過《國會與冷戰後的美國安全政策》、《意識形態與美國的對外政策》、《美國藍皮書》等等超過十本著作，見證了中美關係的深刻變化，尤其是共和黨特朗普自2017年上台之後，更是發生了深刻的質變。他分析，美國對華全面競爭戰略主要圍繞經濟領域的漸進脫鉤、地緣政治上的戰略遏制、國家安全體制的激活、意識形態上的國際動員等四條線索展開，而我國具備超大規模且具有韌性的市場體量，以及與世界140多個經濟體的高度連接，將是我們應對中美戰略競爭的有效着力點。他又提醒，儘管美國強調對華競爭，但拜登政府同樣重視風險控制，希望將中美競爭維持在可控範圍之內，不過從當前管控風險來看，中美關係「護欄」尚未建立起來。
崔洪建長期從事中國外交研究，曾在中國駐牙買加使館和駐孟買總領館工作，對歐洲事務相當熟悉。他提到，中國的成長帶動了世界利益格局的巨大變化，特別是來自中國經濟的競爭壓力，將是導致下一階段大國博弈的最重要變量；而當下由美國主導的西方，與中國的關係，是動態發展、充滿合作、同時又存在競爭的，而且具有長期性、複雜性和非對稱博弈等特點，導致原有規則碎片化。他也同樣認為，中國必須保持高水平的開放和對外合作，才能繼續成就我們的經濟增長；而當中的必由之路，就是擴大我國的力量外延，把經濟影響和綜合實力擴大到國際體系，尋求制度性權力，而非靠單打獨鬥。
議題三：城市群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李津逵帶領這節討論。他曾長期研究財政稅收、旅遊規劃和城市經營，又主持過《深圳2030發展策略—城市功能演進與土地經營》等城市戰略諮詢項目，更獲得「中國城市建設卓越人物獎」。在這個環節中，由深圳市前副市長唐傑、國家發改委前規劃司司長徐林、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前所長肖金成、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劉國宏等四位專家，重點分析推進城市群發展對於支撐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以及以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城市群作為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和創新型國家的有效途徑。
唐傑本身是冶金建設公司工人，在「改革開放」後回到大學校園深造，至1993年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到1998年加入深圳市政府，並在2009年至2015年間出任深圳市副市長，對深圳騰飛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卸任後則專注學術研究和教育工作，出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理事。在這節對話中，他分享了《長江三角洲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均衡發展》的實證比較研究，指出推動城市間依照比較優勢深化分工合作，以規模更大和效率更高的產業集群帶動城市群增長，是縮小城市群內部發展差異的有效途徑。他以長三角和大灣區城市群的均衡發展為例，說明地方政府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致力於支持產業鏈發育，實施更加廣泛的跨城市合作產業和科學技術創新合作，有利於改進我國城市間過密與過疏並存的空間低效率，深化產業空間均衡與科技集聚創新的新空間發展格局。
中美綠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林同樣大有來頭。他曾任國家發改委的財政金融司司長、發展規劃司司長、國家城市與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參與多個關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五年計劃、城鎮化規劃、區域發展規劃、重大產業政策、財金改革方案，並且有份起草《中共十九大報告》、編制《十三五規劃》。他以《區域經濟格局中城市群和核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為題發表演講，期間分享與江澤民、劉鶴、汪洋等領導人共事的經歷，也帶出今天城鎮化發展的來之不易。他表示，未來中國經濟的空間必然由城市群主導，並會以產業鏈、創業鏈和產業創新協作作為內在神經網絡，而當前最需要的則是市場配置資源和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支撐，因為一旦缺乏要素和人的自由流動，城市群的發展一定會受到各種行政或者非市場手段的干擾。他強調，有了體制支撐，才有可能形成城市群內部高效分工、相互配套、大中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高質量發展格局。
肖金成是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曾經獲得「中國十大國土經濟人物」、「中國城市化貢獻力人物」、「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等殊榮。他認為，要讓中國城市群起到輻射帶動作用，就要實現區域的協調發展。因為中國的行政區域自上而下，垂直管理，效率很高，但也有弊端，就是橫向分割，若是要素流動不暢，就會影響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發展。因此，應建立不同尺度的經濟區，與行政區並行不悖，形成「雙輪驅動」的管理體系；而城市群和都市圈都屬於經濟區，可以通過體制創新，探索建立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合作機制，提高對周邊區域的帶動力。
專攻產業政策和金融研究的劉國宏，則發表對於《深圳經濟空間演化的幾點啟示》。他介紹，深圳雖是帶狀組團城市，但呈現「中心—外圍」的經濟結構，人口密度同樣呈睇次遞減。從深圳發展規律的經驗總結，他認為，都市圈、城市群建設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並且切實貫徹黨中央要求的區域一體發展戰略，支持各區域的創新探索，支持各企業的自主布局，不要人為設限，更不能以鄰為壑。以深圳經濟空間演化為例，正是深圳各行政區各司其職的功能，使得深圳的經濟發展穩定有序。他又提醒，未來都市圈、城市群建設不能鋪攤子，不能攤大餅，要找準發展定位，厚植「經濟密度」（即提高每個人的勞動生產力，例如從1個人創造1萬GDP變成1個人創造10萬GDP），釋放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效應，讓高科技含量、高發展質量的企業和產業脫穎而出。
城市群建設當中，少不了不同城市的協調，但每個城市各有特色，合作起來難免有所取捨。有與會觀眾問及，應該如何解決體制或機制不一的問題？徐林承認，現階段的城市群建設確實面對不同程度的困難，畢竟國家是以行政邊界任命地方領導，但他認為，即使當中難免存在競爭，但至少應該為競爭劃定基本規則，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議題四：新型工業化與創新驅動發展
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發展政策處處長馬潮江、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數字戰略與經濟研究所所長曹鐘雄、深圳米飛泰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曉白、鵬城實驗室鵬城國家靶場副總師鄭志彬這四位專家，分別從強化工業核心競爭力、提升產業鏈地位、優化企業生產力布局、有效促進實體經濟與各類新型高端要素協調發展等方面，分享他們對於有效推進新型工業化、推動制造業更高質量發展的可行路徑。
馬潮江同時也是國家信息中心智慧城市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為大會帶來了技術含金量極高的演講。他表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既是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的必然要求，也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必然要求；而在下一階段，推進數實融合的關鍵任務在於數據要素的價值釋放。當中少不了數據基礎制度得系統推進，這將重點體現在五大方面，包括：完善統籌工作體制機制、推動制度細化和實操性標準規範、優化技術體系、保障數字治理和服務，以及構建多層次、多元化數據要素市場生態體系。
曹鐘雄長期跟蹤騰訊、阿里巴巴、滴滴、樂信等數字經濟領軍企業發展，深入研究國家、省、市層面數字經濟熱點問題，對於數字經濟創新發展具有獨到見解。他認為，當下應該着眼於構建「創新生態共同體」，以應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與創新等問題，因為國家面臨的是被支離的全球創新產業鏈供應鏈體系，「聯盟卡脖子」、 「隱形卡脖子」等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戰迎面而來；與此同時，國家也正處於創新的爆發期，在該過程中「集成製造」逐步向「全鏈條製造」轉變，「模仿創新」也向「源頭創新」、「產業創新」轉變。所以，未來要構建創新生態共同體，處理好科研攻關與產業創新、研發與工藝創新、統一市場與創新、以及國際國內雙循環創新的問題。
李曉白是芯片封測行業的實業家。他說，芯片是推動人類社會科技經濟發展永恒的動力，當前芯片產業相比於其他產業具有大得多的產業拉動比，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經濟發展。他比較了江蘇無錫、台灣新竹和美國矽谷的人均GDP在該國和地區的排名，指出這三個半導體最發達的城市的財富聚集效應非常明顯。面對美國對華的「芯片禁令」，他認為中國更加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全球化，發揮現有優勢，以堅持靈活務實的人才策略，推動自主創新和合規化發展，在國際交往及合作上廣交朋友，着眼全球布局。
鄭志彬曾任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戰略部副總裁和國家科技部「中國雲」專項組專家。他表示，只有擁抱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才能推動中國真正走向「製造強國」；而目前國家已經進入行業主導的產業數字化階段，通過傳統行業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尋求全新的管理與服務模式，創造更高價值的產業形態；與此同時，以數據融合應用為核心的數字化轉型，已經通過數字化平台實現孤島信息的打通，並融合應用。他期望未來企業將擁抱數字技術創新傳統產品，從而塑造新的業務價值，並充分發揮數據的價值，實現商業模式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