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有多關愛少數族裔？從沒被急召開會的督導委員會說起

鑽石山荷李活廣場月初（6月2日）發生涉及精神病患的兇殺案後，特首李家超緊急要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召開會議商討對策。三日後（6月5日），深水埗發生涉及少數族裔的家庭倫常慘劇，港府並沒有急召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少數族裔事務督導委員會」開會。這是因為當局終於意識到委員會開會也解決不了問題，還是連官員也遺忘了這個上屆政府用以迴避問題的「產物」？外界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社會對少數族裔的關懷不到位，本身就和政府政策冷待他們息息相關。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在上周五（6月9日）召開緊急會議後，署理醫務衛生局局長李夏茵表示，荷李活廣場兇案屬「偶發性案件」，並非資源或人手不足所致，但承諾加強10項精神健康支援措施。不過，有傳媒揭發，當中7項是舊酒新瓶或已經達標。翌日（6月10日），盛傳將會主管「說好政策組」的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在社交媒體發貼，先肯定政府跟進工作；再把話題帶到深水埗慘案，指自己曾經聯同多個政府部門與少數族裔團體會面，以加固「友善少數族裔政策」；又呼籲市民多和少數族裔交往，「對他們多加注意和關心，發揮守望相助的鄰里精神，便足以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好的共融社會。」

說到「共融社會」，特區政府確實一直都有這個政策目標，但實踐成效就見仁見智了。

為了促進少數族裔人士平等使用公共服務，前任特首林鄭月娥早在2018年7月成立跨部門且高層級的「少數族裔事務督導委員會」，由時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擔任主席，負責統籌、檢視和探討相關政策。然而，委員會屬內部協調機構，不會對外交代工作進度；因此，除了張建宗曾於2019年發表以《全面支援少數族裔》為題的網址，以及每年《施政報告》不厭其煩地重申諸如額外撥出5億元預算、支援學校錄取非華語學生、降低公務員職系中文能力要求、委託非政府機構設立專責外展隊等等之外，看不到政府有什麼作為。在2021年6月接替張建宗出任政務司司長的李家超，也曾兼任少數族裔事務督導委員會主席，但鮮少提起委員會；他去年7月出任行政長官後，但新班子同樣如是。

當然不是說一定要有「少數族裔事務督導委員會」才能夠解決問題，但如果一個原本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成立的跨部門高層級委員會都可以似有還無，又怎麼期待政府官員能夠更加合理地運用教育、房屋、醫療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資源，幫助少數族裔融入社會？

不妨以《施政報告》提出「委託非政府機構設立專責外展隊」為例，看看政府有多努力。2018年3月，「政策二十一」及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發表的《少數族裔人士對主要公共服務的認知和滿意程度研究》報告顯示，在有學童的南亞裔住戶當中，多達85%年齡為12歲或以上的貧窮人士表示未曾使用公共服務或在使用公共服務時不曾面臨困難。2020年3月，社會福利署委託三間非政府機構在全港設立三支少數族裔外展隊，主動接觸及協助有需要的少數族裔人士使用主流福利服務。2021年9月，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立法會回覆民建聯議員鄭泳舜質詢時透露，三支外展隊在2020-2021年度合共接觸 2,645名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經濟、就業、情緒及住屋支援。

「2,645人」是什麼概念？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人口普查結果（上圖），香港約有619,568人報稱為非華裔人士，包括菲律賓人、印尼人、白人、印度人、尼泊爾人、巴基斯坦人、日本人、泰國人及其他人，共佔總人口的8.4%——他們就是政府統計概念中的「少數族裔」，而「2,645人」只佔當中的0.43%而已。不過，在普羅大眾的刻板印象當中，所謂「少數族裔」似乎並不包括不佔多數的「白人」，而是指代一些膚色較深、英語發音不夠純正的南亞裔和東南亞裔人士，則「2,645人」也只佔不到0.6%。

三支外展隊的人手編制同樣少得可憐。外展隊的任務是以外展手法，主動識別有福利需要的少數族裔人士，並提供個案輔導，過程需要大量人手、精力和時間。據社會福利署估計，全港超過12萬個少數族裔住戶當中，有近兩萬個貧窮住戶對外展隊服務有較大需求。可是，社署給予每隊的人手編制只有11人，包括一名社會工作主任、四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四名福利工作員、一名助理文書主任和一名司機。換而言之，每隊只有11人的外展隊，需要服務超過4萬個住戶，包括約6,500個需要密切跟進的貧窮住戶。

深水埗倫常慘案的背後，本來就是一個貧困的故事——29歲的印度裔母親，與巴基斯坦裔丈夫分居近一年，和三名分別年僅2、4及5歲的女兒蝸居桂林街一間200呎的劏房，每月依靠數千元綜援維生——毫不誇張地說，這正是部份少數族裔家庭的生活面貌。

根據特區政府於2018年發布的《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南亞裔族群多為基層家庭，青年就學率較低，教育水平有限，多數從事基層工種。報告顯示，當年政策介入後（例如低收入津貼），仍有19,500個少數族裔貧窮住戶及44,700名貧窮人士，貧窮率為17.6%（同年香港整體貧窮率為14.7%）。三年新冠疫情重創香港，基層家庭首當其衝，香港融樂會去年7月公佈的《本地少數族裔於第五波疫情下之貧窮情況》調查結果發現，對比2021年香港5人家庭的平均月入46,000元，少數族裔家庭只有20,000元；而在第五波疫情下，少數族裔失業情況較香港一般人口嚴重十倍。

收入偏低，生活便難有保障，首先最難的就是房屋問題——香港普遍而言本身已經水深火熱，對基層少數族裔來說更加不堪。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在2021年6月發表《基層少數族裔住屋及經濟狀況調查報告》可見，受訪家庭的工資中位數只有17,000元，當中逾六成是劏房戶，另有逾半成住在天台屋或板間房，而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只有42.3平方呎，但租金佔家庭入息比例中位數高達42.6%。作為香港永久居民，少數族裔同樣可以申請公屋，但公屋供應本就嚴重失衡，而大多數少數族裔家庭都有超過4人，他們所需要的4人單位更加供不應求，輪候時間就更加冗長，生活負擔也就更加沉重。

為什麼住劏房？為什麼低收入？港英政府曾於1965年發表《香港社會福利目標及政策白皮書》，提出貧窮是「個人問題」一說。很不幸地，時至今天，特區政府似乎仍然未能擺脫這種不負責任的迷思。回應深水埗悲劇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形容那是嚴重家庭暴力事件，又呼籲父母勿向子女發洩情緒；特首李家超更表示，家庭暴力成因複雜，包括財務、情緒等，但始終需要當事人尋求支援和輔導——根據一般理解，這番說詞都難免令人產生一種觀感，認為問題全都在於涉案母親身上，甚至責怪對方沒有主動求助。

當然不是要否定涉案母親的責任，但如果特區官員在思考有關問題時，能夠換一換思路——不止洞悉涉案母親面臨極大的經濟壓力和情緒問題，更會追問她為什麼需要領取綜援、為什麼需要蝸居劏房、為什麼遇到問題也沒有積極尋求支援，甚至深切反省政府支援是否足夠——或許就會看到問題的不同面向，也就有機會作出更好的補救和預防。

行動源於觀念。事實上，包括政府官員在內，在公共論述當中，「少數族裔」相對其他族裔而言，確實更容易遭遇差別對待，有的甚至充滿蔑視或者攻擊性質。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人們提及「少數族裔」時，往往不會想到只有6萬多人口的白人，而是會想起南亞裔人士，甚至會伴隨着「髒」、「亂」、「懶」等負面形容詞。然而，絕大多數香港人可能都不知道，南亞裔人士同樣對香港開埠有着很大貢獻，例如在殖民初期，由於英國不願僱用華人，便從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徵兵來港，成為警務人員，協助維持治安。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曾向《香港01》指出，香港社會對白人的崇敬和對少數族裔的歧視，源於特殊的殖民歷史。在長達156年的時間裡，香港一直被白人統治，造就對白人的「美好想像」，認為「他們高過我們」；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被殖民統治的同時，人們也需要找到「非我族類」的「他者」進行投射，以尋求「我們高過他們」的自我優越感，於是深膚色人士便延續了這種想像。她早在2016年出版的《認識香港南亞少數族裔》一書提醒，「少數派」的身份會讓他們將所經歷的不公義內化為「沉默」和「自我質疑」；即使有日嘗試打破沉默、渴求公義或認同，也難以得到與白人比肩的關注，而社福機構日復一日的倡議，在大眾眼裡不過是行禮如儀的動作。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領袖課程副主任的梁啟智則在《缺乏國際視野的國際都會：香港人的對外想像》一文中寫道，主流論述常把少數族裔視為「危險」，並以社教化及宗教原因進行解釋；他認為，這種表達方式極度自我中心，以完全單向的「融合論」來排斥其他族裔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思想，甚至對偏見的存在完全不自知；而在本土思潮日益高漲之下，排外情緒或會越演越烈，進一步加劇對少數族裔的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