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預算案2023｜只談復蘇、不談分配？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於2月22日發布，正如外界預料，因應疫情重創本港經濟，庫房收入不似預期、財赤過千億，政府決定「減糖」。雨露均霑的消費券減半，中產階層稅務寬免大幅「縮水」，對深受疫情重創的基層市民的支援，也只有一次性的生活津貼、電費津貼為針對性措施。基層市民叫苦連天，惟通篇「預算」隻字不提「精準扶貧」，亦未見詳實的中長期扶貧方案。到底，政府現時的財富分配邏輯和手段是什麼？

「小政府」已成過去？

「全力拼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提升市民生活質素。」預算案開門見山，道出政府要以發展經濟來增加收入為目標，以抵禦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並促進社會經濟復蘇。持續了三年的疫情迫使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抗疫，與此同時，稅收減少及賣地收入大減，政府預算2022／23年度財政赤字達1398億元，財政儲備跌至8173億，相當於政府12個月開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宣稱，他所制訂的這份赤字預算，超過80%是用在市民和中小企身上，冀能在力所能及之處，照顧有需要的市民，加固經濟復甦動力。

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李峻嶸在《明報》撰文，以同樣是推動疫後復蘇的2004年財政預算案作比較，指時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將焦點放在「先節流、後開源」——削減公務編制、承諾將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20%或以下；探討新的私有化計劃，研究開徵銷售稅——以應對經濟蕭條。而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卻明言「節流是必須，開源更重要」，沒有提出節省經常開支的措施，反而交出一份「赤字預算」。此番轉變，印證了「小政府」已成過去。

扛着1400億元的財政赤字，陳茂波反而延續疫情期間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量力而為」下堅持派糖，投放不少的資源創科等產業發展，促進香港邁向《十四五規劃》的八大中心定位——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航空樞紐、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以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縱然預算案「收油少甜」——往年1萬元的消費券減半；一次性津貼如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寬減上限由1萬元降至6000元、差餉寬減只剩兩季上限1000元、綜援及長者生活津貼等額外發放多半個月，但政府明白在疫情復蘇之初，不少基層市民和中小企業需要支援，才能走出窘困。這種財政觀無疑值得肯定。

仍是「涓滴效應」

然而，政府的財政分配仍然停留在一次性津貼和退稅措施上，不提「精準扶貧」，更缺乏中長期的扶貧方案，以「高質量發展、改善市民生活素質」的標語，隱含的是「涓滴效應」的老調。

無可否認，陳茂波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多元經濟，嘗試破除產業單一的痼疾，如果新興產業逢勃發展，向上流動的階梯或會重現。問題是，當市場的「餅」做大了，把餅「收集」和「分配」給基層市民的工具仍然不足——稅基和稅種除去新設的累進差餉制度、提高的煙稅和五年120億的額外博彩稅外，仍倚重於土地相關收入、薪俸稅、利得稅和極低的股票印花稅；分配工具更只有恒常現金項目，包括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等等，以及財政預算案每年派發一次的「非恒常現金項目」（俗稱「派糖」），包括一次性現金補助、稅務寬免、消費券等等。

眾所周知，差餉及稅務寬減措施對基層市民的幫助有限。根據稅務局2021／22年報，全港逾180萬納稅人，有約51%人年收入介乎13.2萬至40萬元（月入1.1萬至3.3萬），他們每年薪俸稅平均稅款為35元至2694元，根本無法享受到6000元的稅務寬免，和2022年、2021年的1萬元寬免金額。差餉寬免更只能惠及「有樓階層」。根據政府資料，截至2020年3月31日，2019／20年度以個人名義全權及聯權或分權擁有物業的人數中，本港共有165萬人擁有一個物業，有45.5萬人有多於1個物業。若按全港約747萬人計算，全港有七成人並無物業，只有三成人能夠受惠。立法會秘書處曾有報告顯示，當局在2007至2017年間合共推出3200億元「一次性紓困措施」，當中有64%金額由納稅人獲得，但針對基層的款項只有16%。這明顯傾向中產和富人，有違分配正義。

政府需要做好「二次分配」，按照兼顧公平和效率、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分配財產，實現「能者多付」，減輕市民負擔、提高生活質素。面對《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中政策介入前的165.3萬貧窮人口，政府更須做到「精準扶貧」，重新界定貧窮人口，思考適宜扶貧的方式，只以「恒常現金項目」、「非恒常現金項目」和非現金福利項目如公屋、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等措施，也只是幫助基層市民僅僅越過貧窮線，他們的生活仍然離貧窮不遠。可是，今年的預算案通篇不提「精準扶貧」，亦缺乏中長短的扶貧方案，那到頭來基層市民受惠於經濟及產業發展的方式，就只有等待「餅」從富人指隙中緩緩滴下。

當務之急，政府應該增加系統性的分配工具，包括依據稅務公義原則擴闊稅基，如設置股票資產增值稅、遺產稅和社會保險費等直接稅項，同時設立最低生活工資——在基本的生活開支之上，提供一定金錢供應急和儲蓄之用，以及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讓辛勞工作了一輩子的市民有尊嚴地安享晚年，而不是到了垂暮之年仍然為口奔波，在貧窮中勉強渡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