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3D世代」燃希望　張炳良呂大樂籲信任青年　黃裕舜倡大刀改革

受2019年反修例風波和新冠病毒疫情的雙重夾擊，社會前景未明；不少年輕人灰心喪志而又惴惴不安，有的選擇移民另覓新生活，有的則以「躺平」、「佛系」自嘲。在一個以「能否給年輕人一個希望」為主題的跨世代公共政策論壇上，資深政治學者張炳良形容港青是「3D世代」：Dispossessed（被剝奪財產）、Disenfranchised（被剝奪權利）、Disillusioned（幻想破滅）；著名社會學家呂大樂則認為，很多年輕人雖非精英才俊，也無遠大志向，但他們仍是社會的一份子，同樣值得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亟待特區政府認真回應各方面的需要；年僅25歲的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生黃裕舜則從擺脫經濟結構固化、協助青年自我實現、有效溝通重建互信、鞏固香港獨特地位等四方面提倡社會改革，冀能重新燃點青年希望。

港青對前景悲觀

人人都說「青年是未來的主人翁」；然而，根據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研庫」去年7月公布的「青年對香港未來的願景」研究報告，只有不足四成（37.9%）受訪青年對個人未來發展傾向樂觀，但有近五成（46.9%）傾向悲觀。年輕人充滿無力感，令人不禁憂心香港會否失去一代推動社會發展的新力軍。新一屆政府銳意解決「青年問題」，既成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又出台《青年發展藍圖》，不過坊間沒有太大迴響。

由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兼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客座教授張炳良，以及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兼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呂大樂，連續舉辦五年的「公共政策對話系列」講座，早前（1月7日）邀請青年學者黃裕舜以「能否給年輕人一個希望」為題展開對話。講座主要涵蓋三大問題：第一，年輕人失去希望的原因是什麼？政府和社會有多了解年他們最關心的問題？第二，政府有否廣泛接觸不同族群的年輕人？平凡港青能夠過上好生活嗎？最後，青年問題背後是否牽涉更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

了解「3D世代」的憤怒

政府若要凝聚青年，首先要知道年輕人何以憤怒？是什麼驅使他們頻頻走上街頭？有的不惜代價到底是想改變什麼？張炳良便形容，香港年輕人是「3D世代」：Dispossessed（被剝奪財產）、Disenfranchised（被剝奪權利）、Disillusioned（幻想破滅）。

經濟上，年輕人畢業後，受貧富懸殊、產業單一、上流階梯固化等社會結構問題所困。根據政府2022年統計數字，15至24歲年齡組別的平均月薪只有14,000元，而25至34歲更只有20,000元——即在職場奮鬥多年後薪酬增幅有限，難以在生活成本高企的香港承擔租金、衣食等各項開支，更遑論組織家庭或生兒育女。對基層青年尤甚。

政治上，反修例風波激起政治動盪，作為推手的年輕人被部分政客視為「問題根源」，提倡予以「家長式」的嚴防管教。以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剛出爐的《青年發展藍圖》為例，170項措施隻字不提「參政」，鼓勵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政策也寥寥可數，且只停留在諮詢層面，不願賦予實質權力，而是着力進行更多「教育」和「認識」工作。

社會願景上，年輕人一方面對香港充滿熱情，甘願冒着鋃鐺入獄的風險，有的甚至參與暴力衝擊，也要爭取符合他們心意的政治體制，以為如此才能實踐民主自由、達致公平正義；但另一方面，隨着幾次社會運動的挫敗，年輕人對「改變社會」的可能性感到悲觀，甚至對國家、「一國兩制」、《基本法》都產生抗拒，從此與特區政府愈走愈遠。

要給「下流年輕人」希望

至於年輕人到底想怎樣改變社會？呂大樂指出，年輕人的希望是多樣的，因為他們的族裔、教育程度、生活經歷及年齡組別有別，各自也有不同的關注問題和人生追求。然而，特區政府政策多數以具競爭力的青年為主，難免令人質疑當局有否顧及需求差異。

《藍圖》界定12至39歲為青年，總數有約200萬人，但根據民青局，每年只有7萬人次參與有關措施，可見絕大多數年輕人都未能受惠。以即將擴大的「青年委員自薦計劃」為例，翻查從2017年以來合共四期獲委任名單，不難發現最低限度都有學士學位，而擁有碩士學位、名校畢業、專業資格人士更加不勝其數，可見政府過分側重於精英，甚少提拔有熱誠但經驗淺或學歷低的年輕人，這難免令部分青年感覺被孤立，帶來反效果。

國家近年推出《「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等重點戰略，特區政府也因應大局制定青年政策，銳意發展創科及新興產業，協助具競爭力的青年到大灣區發展。不過，對於一心留港、不是從事香港傳統支柱產業如金融、地產及零售、沒有專業文憑，甚至在囚及更生的青年，他們又該如何自處？他們也許不是各界才俊，甚至沒有遠大志向，難道就應該被遺棄？對此，呂大樂提醒，每個年輕人都是社會的一份子，同樣值得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亟待特區政府認真回應各方面的需要。

大刀改革才能讓更多人留下

針對以上問題，黃裕舜以金字塔說明政府需要進行系列改革：

第一，推動再工業化，擺脫經濟結構固化。年輕人所面對的經濟困局，正是香港產業單一所致的結構性失業和「M型社會」難題；因此，一方面要讓香港產業及勞動市場變得多元化，為普遍中低技能青年帶來就業機會，另一方面要把握「一國兩制」的獨特地位，更大膽地向對大中華地區、甚至亞太區內外的企業及投資者招手，同時強化香港與國際社會的多方面合作，在金融、經貿、文化、教育、科研、人才等方面加強交流。

第二，協助青年自我實現，減少社經地位不平等。千禧世代以及Z世代（1995-2010 年間出生）誕生和成長於物質條件豐富的環境，相對上一輩而言較不需要着重應付生活所需，而是更加傾向追求後物質價值，例如強調民主、自由、環保、保育等等，並且更加希望發揮潛力、表現才能，達到「自我實現」(Self Actualisation)。因此，政府除了要協助青年裝備所需技能、知識和思維，更要照顧不同階層青年的差異，為不同類型的年輕人創造機會——不論是到大灣區還是留港發展、高技能還是中低技能，都能實現理想。

第三，與青年建立有效溝通，重建互信關係。假如政府仍然用人唯才、繼續在一定程度上把年輕人排拒在政治體制之外，相信只會深化年輕人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因此，當局應該積極與年輕人對話，避免把他們被推到對立面上，真心實意地考慮年輕人的意見，以免青年聲音被少數「精英青年」所壟斷，才能讓更多青年感到自己被社會接納。

最後，鞏固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增加年輕人對城市和國家的歸屬感。黃裕舜認為，香港作為中國一座極具國際化和先進大都會的現實不容改變，而且必須增強有關地位。只有繼續強化香港在「一國兩制」當中的重要角色，才能應給予年輕人在身份認同方面的信心，從而更加堅信香港是個對世界和國家都獨一無二的地方，值得每一個人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