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愛隊‧ 下｜如何增強基層社團服務能力？

第五波新冠疫情暴露本港社區動員能力不足，無法及時組織抗疫工作。特首李家超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關愛隊，以強化政府地區治理水平，增強基層社會服務能力。在現行社區治理體系當中，除了多個非牟利機構和不同政黨地區辦事處之外，區議會和分區委員會也會在不同程度上負責服務社區的工作；如今政府增設關愛隊，更須加以釐清不同組織的權責和職能，才能促使它們有效分工。

除了關愛隊，李家超同時在《施政報告》提出，要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聯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進行地方行政檢討並作出建議，以確保未來區議會的安排符合《基本法》及「愛國者治港」原則，從而提升基層治理效能。此前，隨著《港區國安法》的頒布，大批民主派區議員先後主動辭職及被取消資格，導致擁有479個民選議席的區議會目前只剩下146人，有建制聲音建議重設委任議員，或放權予同為地區諮詢組織的分區委員會。

不過，有關建議或會加劇區議會與分區委員會本就權責不清的情況。區議會和分區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多有重合。後者隸屬民政事務處，由處方邀請社會各屆人士進入委員會，當中包括不少區議員，而在現屆區議會之前，由區議員兼任分區委員會委員可說是慣例。比如上屆屯門分區委員會共有126人，當中28名為時任區議員，其中8人屬民主派。一般相信，這是為了確保區議會與分區委員會之間能有緊密聯繫。

而在職能方面，兩者在地區事務上的關係理論上可理解為，區議會負責就地區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見，並為分區委員會所舉辦活動預留政府撥款；分區委員會則利用撥款，推動市民參與政府活動，亦可就地區事務向不同部門提出諮詢，向民政事務處提供意見。問題是，區議員和分區委員會所討論的事項大多重複，以2020至2022年度屯門東北分區委員會於今年3月16日的會議為例，其討論內容圍繞着交通擠塞、擴闊道路工程、治安問題，與同日屯門區議會的討論事項和各專職委員會的討論範疇大多重合。

即使分區委員會負責舉辦如嘉年華、慶回歸表演等康樂活動，也會與政府部門合辦分區活動，如廉政公署在屯門區舉辦的倡廉活動，就邀請東北分區委員會成為活動的支持機構。有關職能與區議會轄下分區活動小組屢屢重疊，同樣定期召開會議、就地區事宜直接與有關政府部門會面等，早就令人質疑存在意義。再者，分區委員會運作嚴重缺乏透明度、委任欠缺準則，市民無法查閱會議記錄，亦無須像現任區議員一樣向選民負責。

政府固然需要改革地區行政，但如果只是基於政治原因而整頓區議會，例如改以委任制，卻不全面檢視整個地區治理體系當中的架床疊屋、權責不清，那恐怕仍然未能有效組織各種社區力量。與此同時，當局也不能忽視社區團體在地區治理的作用。

立法會選委界議員周文港在上周三（10月2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關注政府對社區團體的支援，是否設立恆常機制及推出專門資助計劃協助地區基層組織、漁農業界團體、同鄉會、青年團體、婦女團體、內地港人團體、社會福利組織，以及國際性組織開展地區和基層服務。從政府的回覆附表中，不難發現，地區基層、青年和婦女三類團體、過去5年獲得政府的項目式資助，每年只有2至3億元，遠遠不及社署向非政府機構發放的恆常津助撥款金額（見下圖）。周文港形容，團體所獲得的項目式資助，只是杯水車薪。

本身是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的選委界議員蘇長榮亦在會上批評，政府的公共服務資源與地區服務行動一直嚴重脫節。他說，聯合會轄下200多個社團和慈善組織，自回歸以來不遺餘力配合政府施政，服務基層市民，但自回歸以來向政府申請所得的撥款，只有3581萬元，已包括所有活動的申請資助，大部分地區工作的開支需要自行籌款；他擔心新一屆政府或會忽略這些基層組織和社團，變成「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

警務處資料顯示，截至今年6月，目前根據《社團條例》已獲註冊或豁免註冊的社團有37,837個，所涉人數眾多。有數據指，本港的社團密度達到66.7個/萬人。如果政府能夠重視這些社區團體，與他們做好溝通、協調，令不同社區團體的聯繫更加緊密、互相合作，同時增加專項撥項。或許，政府只有稍加統籌，即能夠發揮他們的社區組織能力。而每小區一隊10人的關愛隊，仍然需要其他基層團體的配合，並與地區民政事務專員區議會、分區委員會更緊密的聯繫，才能真正提升基層治理水平和社區動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