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威並施】香港把自由變成任性的敗局

自由是香港最大的資產，1949年後香港成為了華人社會最自由的城市，大量移民湧到香港，在這裏生活工作學習。那個時候的香港人來自中國五湖四海。他們經歷過戰亂，更珍惜自由。這個自由來得不易，那時的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有着一個比較非政治的環境，藝術家、文人、商人與老百姓可以在一個非政治的殖民模式下發揮所長，利用自由去做一些物質的建設。

就是因為那個時代的香港人利用自由進行學術、藝術、商業等各種活動，令香港成為一個有活力、有創意、有軟實力的一個城市。香港成立中文大學，也是本着一個復興中華儒家文化的理念，成立中文大學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重建儒家傳統文化。核心因素是大家會利用自由做一些建設性的事，而且大家會利用自由去組織起來，做一些團隊的工作。軟實力需要自由，但是更需要加上團隊合作精神，才能夠成為真正的軟實力。

六十年代的暴動引起港英政府進行一系列的管治改革，由無為而治的模式，轉為引進現代城市管理模式，處理暴動暴露的社會問題。港英政府危機轉化為管治的出發點，導致香港後來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國際金融大都會。越戰也為香港帶來經濟機會，發展製造業，發展金融，發展服務業。到了1980至1990年代，香港成為一個非常具備中西特色的國際城市，匯豐銀行大廈與中銀大廈標誌着香港軟實力的高峰。當時香港傳媒、影視和流行音樂都是華人和亞洲最領先的。

可惜香港權貴並沒有在這個軟實力基礎上進一步提升，讓香港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大都會。什麼是真正的國際大都會？看看倫敦紐約或東京，它們不單只是經濟中心，藝術、文化、學術，體育也百花齊放，是個思想開明、有量也有質的綜合體。硬件方便，它們有不同的博物館、圖書館、藝術館，軟件上則有眾多藝術家、藝術團體、藝術學校，在教育領域也是大學和其他模式的教育各適其適。

回歸後香港有一個特點，就是由自由變為任性，可能是自由太多了。政府、 財團、馬會、大型機構，有着大量的金錢，使用金錢的形式也非常任性。它們不會像新加坡那樣，做什麼事情之前先做好研究、做好調查，好好珍惜資源去做每一件事。香港喜歡怎樣做便怎樣做，任性變成了財大氣粗。

香港政府怎樣任性？它與建制力量可以不顧一切花一千億興建一條短短的高鐵，不顧一切興建一個沒有郵輪的郵輪碼頭，不顧一切耗費700億興建一個西九文化區。香港的建築工程嚴重超支,工程費平均比深圳高逾十倍，但香港建制從來沒有好好去處理。

錢太多帶來了一種二世祖文化。香港反對派則是政治二世祖。他們享受着香港的開放文化與自由法治環境帶來的好處，但卻沒有好好利用這個環境去建設一個理性的公民社會，而是在低俗媒體的推動下，把香港推向低俗無知反智的情緒化社會。

任性是最可怕的，因為很多時候任性的人常常以為自己是正確的，做了傷害自己的事而不自知。在傷害其他人的時候，他們用各種藉口去說明自己是對的。香港政府任性，大財團任性，反對派任性，全香港人都是任性的人，才會出現2019年這種自殘的情況。

任性的人很需要優越感，即是總是覺得我比你聰明，我比你厲害。舉個例子，英文在香港是權貴語言，香港中環街市、大館等活化項目，全部都是以英文為主，差不多沒有中文。但是香港的英語教育質素愈來愈低，香港人的英文愈来愈差。政府只是加一些錢聘一些外國人做老師，而不是認真檢視教育制度，根本沒有像新加坡一樣好好的把英文教育做好，讓香港人真的會英文。如果英文如此重要，英文如此尊貴，為什麼普通人不可以有更好的英文水平呢？難道昃要維持權貴優越感？還是純地相信一定要找外國人教，英文水平才不會低？

任性也體在香港的藝術領域之上。政府常常誇耀的香港Art Basel，重要的只是錢多，有錢才有藝術。藝術的本質不是花錢，藝術的本質是表揚人類創造力的偉大。錢是重要，但並不是最重要。回歸以後香港政府從來沒有處理香港人文化質素問題，書展就是一個例子。香港書展是華人社會最早開始的，但它並沒有進化為像法蘭克福書展（Frankfurt Book Fair）那樣，成為華人閱讀文化與學術交流的一個重要平台，反而走向通俗化和低俗化，變成了一個散貨場。每年的書展重點就是有多少人出席，買了多少平書與工具書。

香港錢多自由多，卻沒有用錢用自由提升香港人的質素。香港變成了一種二世祖刁蠻公主，有點像金庸《神鵰俠侶》的郭芙，2019年的香港就好像楊過的那隻手臂被斬斷了。香港的權貴不會謙卑地檢討一下過去自己做了什麼錯的事，而是永遠找藉口和理由，用錢去把一個錯誤變成另外一個更大的錯誤。香港不斷花錢在教育身上，但是學生的整體水平有變得更好嗎？就像房地產，呎價愈來愈高，但是我們的生活水平愈來愈低。這種任性對嗎？可以讓香港持續發展嗎？當然不能夠。

胡恩威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