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未能追上人力需求　「學位貶值」癥結在於產業固化

每有大學畢業生或青年收入下跌的報告發表，就有人搬出「讀書無用」的論調，埋怨自己「生不逢時」，錯過奉行精英教育的年代云云，卻忽略眾多深層次因素，例如階級固化、產業發展單一等等，無疑都與大學畢業生的收入多寡息息相關。到底導致大學畢業生收入下降的核心原因是什麼？除了「個人努力」以外，政府還可以怎樣幫助青年「上流」？

香港大學生的平均收入在過去二十多年不進反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上月初（5月5日）答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書面質詢時，引用「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報告，表示以2018年價格計算，2019年20至24歲、擁有學士學位的「95後」（1995至99年出生者），平均月入僅1.8萬元，較1994年20至24歲同等學歷「70後」月入的1.94萬元，減少約7.2%。許正宇還指出，每月就業收入平均數易受調查樣本內極端數值影響，計算較高階層員工收入時影響更為明顯，故在闡釋數據，尤其是與過往數據比較時，須特別小心。

觀乎上述數據，不難發現愈高學歷的年輕人月入跌幅愈大，比如擁有學士學位的「95後」比「70後」平均月入減少7.2%；擁有研究院學歷的「95後」平均月入1.94萬元，比「70後」平均月入的2.61萬元減少了25.7%。反而，只有高中教育程度或專上教育非學位的年輕人月入相對持平，前者由1994年的1.21萬元增加至2019年的1.35萬元，升幅達11%，後者的平均月入則變化不大，在2019年稍為下降了400元至1.44萬元（見表一）。

青年收入有跌無升？

這不禁令人疑惑，大學畢業生寒窗苦讀多年，平均月入不進反退，薪酬增幅還不如高中畢業生，不就印證了「學位貶值」和「讀書無用」的論調嗎？不過，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趙永佳提醒，這類只按教育程度和學歷分組作比較的統計數字並不能作準，否則將會跌入「辛普森悖論」（Simpson's Paradox），即兩個變量（工資與年份）之間在不同分組裏皆有相同方向的關係；但不作分組時，兩個變量的關係卻可大大減弱、消失，甚至相反。

趙永佳指，香港整體工資待遇有所改善，比如在九十年代，高中畢業生的月入中位數為1.21萬元，但到2019年增加至1.35萬元，已貼近專上教育的畢業生（1.44萬元）。另一方面，香港整體月入中位數不斷上升，由2016年的1萬元增至2019年的1.9萬元。不過，按年齡和學歷分組計算後，除了中五或以下和專上教育非學位的組別較穩定外，幾乎所有組別的工資中位數在扣除通脹後都明顯下滑—明顯是「辛普森悖論」，顯然有其他變量影響學歷和工資之間的關係。

他形容，如果只按教育分組和年齡作比較，沒有一個地方在平均教育水平提高後能夠避免大學生的收入減少。翻查政府資料，立法會秘書處於2016年發表的《人力調整為香港帶來的挑戰》報告（下稱《人力》），顯示過去二十年，每年平均新增四萬名大學學歷人口，學位持有人數佔整體勞動人口比例也由1994年的9%翻了三倍至2015年的29%；而根據教育局統計數字，2017年香港學位參與率達到社會整體的48.2%，預期未來會升至五成或以上。趙永佳認為，隨着社會整體教育水平提高，大學生佔整體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比起1994年，現在反而有更多人得到學士水平的收入，不應該製造「學位貶值」的恐慌情緒。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葉兆輝亦指，年輕人收入下降的問題關鍵不在於「學位貶值」，而是現在大學生所做的工種比以前「低端」。從新論壇及新青年論壇2018年發表的《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中可見，大學學歷勞工從事低技術職位比例，由1997年的8.4%上升了近一倍，至16.4%（見圖一）。

市場缺匹配學歷職位

葉兆輝分析指，當大學生數量增加了幾倍，而經濟結構和就業市場未能追上人力發展，大學生只好流入低技術的就業市場，帶動月入中位數下滑，「現在碩士畢業都可能做clerk（文員），若按照大學生和相配套的高技術職位計算，他們的月入可能並沒有下降。」

的確，若按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月入中位數計算，自2011年以來，高技術職位的月入不斷上升，經理和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三者的月入中位數由2.13萬升至2.81萬，升幅約32%，遠高於全港主要職業的月入中位數增幅（見表二）。然而，新增的高技術職位無法滿足新增的大學生需要。據《人力》報告，1994至2015年增加了85.4萬持有學位的工人，但同期只新增了66.6萬個較高技術職位。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自然導致更多持有學位人士不得不轉向從事文書支援人員、服務及銷售人員等低技術職位。

與此同時，只有中學學歷的人數愈來愈少（見圖二），高學歷人士又不願意從事低技術的工作，導致低技術職位「有工無人做」。趙永佳分析，這同樣是一個「供求」現象，「大學畢業不肯做高中的工作，不肯做銷售和文員，導致低技術的職位工資沒有下調空間。」

這樣看來，如果單純按照「供求」關係來解釋問題，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下降是既無奈又自然不過的事了，但比起「學位貶值」與否，香港的就業市場與工資結構亦是值得研究的「變量」—在大學生成倍增加後，政府有沒有利用整體教育水平的上升，創造更多相配套的高技術職位；而大學與就業市場的關係又是如何？是要設立更前瞻性的學科，從而培養更多有競爭力和就業前景的學生，還是按照市場需求，培養高收入的專業人士？

葉兆輝認為，問題還須回到香港單一的產業結構上，隨着整體教育水平提高，就業市場卻沒有創造出匹配數量的職位，「產業結構還是太集中，太依賴那四大支柱，當中就只有專業及工商支援的工資較高。」他所言的四大支柱，就是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佔香港生產總值的60%，而其中只有金融及保險的月入中位數是「一枝獨秀」，其他三大產業的工資中位數往往相形見絀（見圖三）。

即使政府在2009年開始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教育、私營醫療、檢測認證、環保工業，以及創新科技產業。但發展至今，金融獨大的情況依然沒有改善，商科職位仍然高據高薪行業，即使退而求其次，大學畢業生也只能向教育、工程等專業資格發展，才能夠有較高的薪酬待遇。趙永佳亦指出，其實香港是個看「專業認證」的社會，不論你是哪一個學科範疇，「只要你有『牌』，你的收入不會低。」

根據JobsDB於去年年底發表的《2020年大專生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起薪點最高的行業中，除排名第一的「醫療及製藥」及第九的「資訊科技與通訊技術」是理工科畢業生的職業，其他幾乎都被「地產金融」或「專業服務」佔據。報告亦指出，政府及公營機構連續兩年成為整體受訪同學的就職首選，人數佔14%；其次為銀行業（8%）、廣告及公關及市場事務（6.4%），教育（6.1%）與醫療及藥劑（5.8%）分列第四位與第五位。

由於專業人員的職位有限，大學畢業生一窩蜂地湧進高薪的專業資格行業，造就大量「輔助專業人員」的職位出現，導致「通貨膨脹」，工資收入大不如前者。葉兆輝指，「以前只有大學老師，但無教學助理；以前讀研究院，拿到教師牌，就可以入去做，有幾萬元收入；現有的教學助理有人工1.8萬元的，也有人工1.4萬元的，連項目助理都是大學畢業生。所以是整個供求的問題。」

改變市場結構才能「上流」

葉兆輝預料，如果未來香港仍然保持這種單一的市場結構，而整體教育水平不斷提高，那大學畢業生的收入只會愈來愈低，「除非整大個餅，將成個產業拉寬，發展不同的產業，自然會有更多中層職位能夠提供。」

「Healthcare discipline（醫療保健服務）就是其中例子。」葉兆輝續稱，在人口老化嚴重的社會，對醫療保健服務有相當大的需求，但礙於涉及厭惡性質，會「有工無人做」，但其實可以利用科技，推動行業現代化，用機器代替人手進行清潔，改善工作環境、薪酬待遇和工作滿意度，令更多年輕人願意入行，「這需要制度上作出改變，比如提高私人安老院的資助和津貼，令人願意投資設備和general technology（通用技術）、改善工作環境，但如果安老院的承辦商難以保證每次能繼續中標，自然缺乏投資的動機。所以是一環扣一環，如果需求層不夠穩定，就難以制造一個供應層。而大學的醫療保健服務科又要實驗室，又要設備，又是勞動密集形的科目，更需要有長遠的承諾，才能好好發展。」

趙永佳和葉兆輝不約而同地警告，大學不宜與市場「跟車太貼」。趙永佳以千禧年初的科網爆破為例，「當年政府整天叫人讀Information Engineering（信息工程學），最終科網爆破，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他們認為，比起面向市場培養相匹配的「執業者」，大學更應該培養「思想家」和「領袖」，葉兆輝說：「我們不是要培養工程師，而是培養工程專業的領導者。整個社會都需要務實的『執業者』，所以要明確區分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定位。」

問題是，雖然大學以培訓思想家和領袖的方式訓練學生，但社會中的中層和領導職位有限，特別是擁有專業資格證，才能保證有較好的薪酬待遇。這對大學畢業生，尤其是對修讀文、社科的畢業生而言，無疑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悖論。葉兆輝坦言，一定要改變整個社會的生態，假如仍停留在這種固化的經濟結構和就業市場結構，「咁就死啦。」

此外，隨着科技發展，過去一些厭惡性工作無疑會得到改善，但同樣地，科技發展會淘汰低技術職位，對從事低技術職位的大學生來說無疑是一種挑戰，而高中畢業的年輕人士，更難談「上流」，是影響生計的「致命打擊」。

勿遺忘高中教育程度青年

大學生收入下降固然值得重視，青年「上車」難更是社會需要面對的問題。但當年輕人在勞動市場的處境明顯惡化時，更應該將焦點放在「被遺忘」的那一群人—高中教育程度的全職僱員。趙永佳指出，這群人往往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和技能，惟獨因語言能力較弱或其他原因，令他們無法繼續升學。但隨着社會整體教育水平提高，未來可能保安員都擁有大學學位，政府更需要避免他們被社會淘汰，甚至幫助這批人「上流」。

「比如令一個在泥水方面有能力和學歷資格的員工晉升至科文或經理，或讓保安員升做管理者。」但趙永佳最近的研究顯示，中學畢業的僱員往往工時長、手停口停，沒有餘力接受技能培訓，他們在未來社會只會更難生存。他指出，香港教育系統「好似高速公路，一中途離開，很難駛回」。他續稱，終身學習只適用於有學位的人，就算有低學歷青年願意報大學課程，但他們連有效的成績參照也難以提供，「大學無法判斷他們的能力，不敢錄取。」

他建議政府可以為至少有三年工作經驗的青年設立資助學額，「大學好自然會為了資助而錄取學生，當然，英文不好未必會收，因為會很難畢業，但有些青年可能經過多年的職場工作，英文已經大幅改善，（政府）可以為有心的學子提供機會。」

儘管不是每個大學畢業生都能晉身中層或領導職位，但如果社會不隨整體社會教育水平提高而改善產業單一的問題、增加就業市場的多元性和容納度、創造更多與學歷匹配的職位、主動幫助年輕人提高競爭力，相信除了最為「上等」、掌握大量財富那「1%」人的後代之外，其餘「99%」家庭的孩子只會逐漸往下流，大學畢業生的月入也會不斷減少。

【編按】
本文原刊於第268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7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