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專欄｜八年前的盛夏艷陽天

近日不少人在談三年前的反修例運動、兩年前制定的《港區國安法》，或是一年前《蘋果日報》被查封。我倒想把大家的視野拉遠一點，回到2014年的夏天——那是一段現時回看不算特別起眼、但卻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

那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倒不是在香港發生的事情，而是我帶學生到首爾交流的體驗。那年頭朴元淳剛當選首爾市長不久，大力推動首爾作為「共享城市」（sharing city），開拓眾多便利公民直接參與的創新項目，令人對韓國這個充滿活力的國家刮目相看（註）。相比之下，香港在梁振英治下矛盾重重，既得利益集團私相授受，可說構成了異常強烈的兩極對比。

朴元淳已不幸於2020年暑假自殺身亡，現時回看彷彿已是久遠的回憶。

新界東北爭議

雖然我們人在首爾，但那幾天卻寑食難安，無時無刻不盯着手機上的香港新聞。自那年6月初開始，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力爭此一重大爭議事項在會期完結前強行上馬。事件激起了社會廣泛反抗情緒，特別是保育意識強烈的青年人，連日在添美道一帶舉行大規模集會。到了6月29日晚上，涉及嚴重利益衝突的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突然宣布表決，結果撥款在議事廰一遍混亂之中，不明不白獲得通過。

話說回來，時任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亦是當年涉事主角之一。他在上任之初已因非法經營及炒賣劏房飽受非議，其後更被揭發在新界東北囤積農地，涉及重大利益衝突而沒有申報，令全港市民嘩然，但廉政公署竟拒絕立案調查。時至今日，這位「德低望淺」的高官仍穩據治港班子核心位置，試問又如何能重塑公眾對政府的信心？

在當年6月連串的激烈衝突之中，反倒有大批年輕示威者被捕，不少更被控以參與非法集結，判處入獄達8至13個月不等，成為較早遭到政治檢控而受刑的一群。當局完全無視民間的反對聲音，強行推進不公不義的發展項目，最終惡果卻由不涉私人利益、捍衛社會公義的年輕人承受。這可說早已造成官民漸行漸遠的裂縫，埋下日後眾多嚴重政治衝突的種子。

歷史的分水嶺

在新界東北爭議尚未平息之際，輿論焦點已再次轉到「雙普選」之上。政府與各界一直緊密互動和磋商，令人憧憬有達至妥協方案的可能。但沒再過多久，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人大常委會便作出了「831決定」，宣告對2017行政長官選舉「落閘」，由此洶湧的民情遂一發不可收拾。直至「928和平佔中」全面啟動，餘下的都已經成為歷史。

自梁振英上任後的首兩年，仍主打改善民生的形象，唯長期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問題的困擾，政府民望早已每況愈下。同期政府大力推動的中港融合，則進一步激起了香港人的強烈反彈，令本土派力量迅速坐大。然而，「831決定」還是構成了明白無誤的分水嶺，令公民社會失去僅有的信心和希望，香港政制和政治發展遂走上一條不歸路。

現時回看，當局大可振振有詞地說什麼顛覆、分裂、外國勢力介入，諸如此類。但一步步撕裂官民之間的互信、迫使公民社會走向激進化的，卻是2014年北京和香港一連串罔顧民情的粗疏決定。以至那些溫和的民主派和中間派，亦不得不靠邊站，難以再就重大社會議題尋求妥協和共識。歷史重責誰屬本來就昭然若揭，容不得苛政強權指鹿為馬、文過飾非。

啟蒙、救亡、「告別革命」

在回歸後長期無法實踐真正民主自治的環境下，政府與民間欠缺互相促進和良性互動，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亦難免舉步維艱。早在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之後，香港年輕一代正式登上歷史舞台，但卻長期生活在既有體制和政黨的陰影下，無法醞釀出有效的組織力量。當新生的政治勢力難以在建制內找到位置，便自然而然衍生出無法捉摸的抵制情緒。

起碼對個別的當權者而言，炮製出反對力量癱瘓舊體制的神話，必須施以鐵腕手段才能由亂轉治，總能在政治矛盾激化的過程中上下其手、混水摸魚。公民社會愈益面對嚴峻的打壓，難免亦只能不斷政治化和激進化，集合僅有的力量作出垂死的反抗。至於十多年來累積的社會議程和願景，無奈在兩極化的政治光譜中被排擠，公民力量只能被短線的危機意識所綑綁，無法放眼香港長遠發展的需要。

正如去年我在中共建黨100周年、關於主旋律劇集《覺醒年代》的評論中指出，百年前的中國飽受內憂外患困擾，以致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年輕人不斷走上激進抗爭之路。套用李澤厚的著名論述，是「救亡」不斷壓倒「啟蒙」的需要，以致中國人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兜兜轉轉。由此，他在1990年代得出「告別革命」的主張，難免令不少人覺得保守退縮，但亦如實地一語道破了政治困局的所在。

是誰仍在「繼續革命」？

坦白地說，若要把「告別革命」套用在當下香港社會，縱使我是千萬個不願意，亦不吝指出這已是客觀現實下，公民社會無可奈何的唯一抉擇。與其空談全方位的「運動之戰」，倒不如在各自崗位上保存初心，實事求是地進行深耕細作的「位置之戰」。大概在經歷了過去八年的沉重打擊後，大家亦已開始找到「各自修行」之路。

問題的關鍵卻在於，即使公民社會「告別革命」，卻並不意味香港由此便會由治及興。歸根結柢，通過鬥爭上位的當權者，無論如何口講發展經濟，骨子裏卻早已埋藏了乖戾暴力的因子。反抗力量本來早就不再存在，鬥爭意識卻形成慣性運行的規律；即使在沒有敵人的環境下，仍必須揪出一些敵人來批鬥；無處不在的所謂外國勢力，勢必如纏繞馬克白的鬼魂般如影隨形。

「繼續革命」，正是當下香港揮之不去的夢魘，未來數年無可避免自我實現的預言。

註：詳見《共享城市：從社會企業、公平貿易、良心消費到共享經濟》(2014)，以及《經濟學？講呢啲！告別學者堅離地，回到經濟學經濟》（2022）（https://commons.ln.edu.hk/ccrd_econbook/）。

鄒崇銘
社會學博士，香港理工大學講師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