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國際化｜市場化、英美化、同質化——沉淪排名喪失香港價值

英國教育期刊《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月初（6月1日）公布2022年度亞洲大學排名，頭兩位仍然是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這則新聞與上月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蘭州大學等內地高校退出國際大學排名一事形成反差。向來對「大學國際化」趨之若鶩但又不能忽視「國家主旋律」的香港難免困惑，到底應該怎樣理解大學國際排名？不過，在「退出」和「追逐」之間，更值得香港思考的是——我們那些首屈一指的高等院校，是否過度沉淪國際排名遊戲，因而遺忘「立德樹人」和「經世濟民」的教育本職，只以經濟利益驅動教育輸出，結果嚴重扭曲大學生態，根本未能善用各項研究成果引領社會改革進步？又是否只以歐美標準馬首是瞻，漸漸矮化國家文化根源和香港主體價值，未能藉國際化達到雙向融合、互助共贏？

排名準則有欠公允
院校被賦予錯誤價值

不妨先來看看兩則新聞。在2020年1月，根據《泰晤士高等教育》2020年THE世界大學排名指標，香港城市大學獲評「全球最國際化大學」。評核標準包括外籍教職比例、國際學生比例、國際合作論文數量以及環球聲譽等四大領域，各佔25%權重；而由於城大已與44個國家和地區的4,000多個機構交換留學生，為50%學生（1.4萬人）提供海外交流機會，並有超過一半教員（3,000人）來自海外，故在國際化評比中一枝獨秀。但到了2021年，根據同一機構按照同一評分準則所評定的2021年全球國際化大學排名，在三萬名學生中有超過35%國際學生的香港大學，成為全球第一；但此前一年摘冠的香港城市大學，卻跌出全球百名之外，而若追溯至2019年，城大同樣不在榜上。

這兩則新聞的落差，令人產生連串疑惑——第一，當發布機構、評核標準、大學概況全部沒有太大變化，為什麼城大的國際化排名會「大起大落」？那麼是城大有問題，還是排名有問題？第二，「全球國際化大學」的評級結果到底意味着什麼？反映的是大學教育、學術、科研的水平，是吸引本地和外地學生報讀的能力，還是因為多了很多海外師生而提升英文授課的表現？但「英文化」就是「國際化」嗎？第三，單憑上述四大看似涉及「國際」元素的評核標準，為什麼就能釐定院校的「國際化」程度、水平和能力？

相信一些人會反駁指，因為這是世界公認、具有廣泛影響、向來行之有效的權威排名。無可否認，英國的「THE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和「QS世界大學排名 （Quacquarelli Symond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都是港人較常聽到的國際大學排名評級機制。然而，所謂「世界公認」不過都是媒體塑造，「較常聽到」更不代表「深入認識」，畢竟印象再好也始終只是印象而已，而「行之有效」更非一個符合客觀事實的描述——因為即使有關排名確實具備某種參考價值，但當中不少評分準則和計算方法都有待商榷，早已存在爭議多時。

THE主要參考五大指標，包括教學（30%）、研究（30%）、論文引用（30%）、國際化（7.5%）、知識轉移（2.5%）；QS則採用六個指標，包括學術聲譽（40%）、論文引用率（20%）、師生比（20%）、僱主評價（10%）、國際學院佔比（5%）、國際學生佔比（5%）。乍看之下，評分機制各有道理，但細究指標細則，至少有三大不足：

首先，在準則的代表性方面，比較側重「研究」而輕視「教學」，並且以國際期刊引用論文作為重要指標，例如THE和「研究」相關的指標總計佔比達到62.5%——可以說，排名較能反映「研究水平」，而非「教育質素」；

其次，在數據的科學性方面，兩者都相當倚重問卷收集數據，例如THE會就「教學」和「研究」下設的「品質聲譽」和「研究聲譽」進行民調，比重合共超過33%，而QS也會就「學術聲譽」和「僱主評價」邀請數以萬計的學者和僱主打分，兩項評分共佔50%——可是，兩大機構都沒有就有關指標作出明確解說，更加沒有提供客觀標準，恐怕難以確保評分可以摒棄印象或偏見，令本身已經流於主觀的評選的科學性存疑；

最後，在機構的客觀性方面，THE和QS都是商業機構，而QS更是自2012年開始，提供4.1萬美元（約32萬港元）的星級評核服務，院校可以藉此獲得一至超五星的評級機會，包括審核服務及於網頁搜尋界面增設「QS星級檔案」，前幾年有報道指本港的城市大學和浸會大學均有使用。難怪不少學者批評，評級與院校質素沒有直接關係，但院校仍然將評審學術成就和定義卓越教育的責任拱手相讓給牟利組織，任由對方予取予求。

除了評分準則備受質疑，也有不少批評針對排名忽略院校特色。例如北京大學前校長許智宏曾經指出，大學的歷史、傳統等優點，根本無法透過一個指標系統來統一評估。

這麼看來，即使是國際知名、權威排名，也無法完全反映被評核院校的實力。可是，由於普羅大眾並非全知全能，亦習慣根據一些一目了然的簡化資訊進行決策，所以大學排名仍然極具市場，而如此交錯之下，榜上有名的院校往往也被賦予錯誤的市場價值。

經濟效用主義主導
失卻「國際化」真義

問題是，即使明知國際排名存在諸多弊端，特區政府仍然深陷追逐國際排名的泥沼。

例如，主導高等教育資源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曾於2010年12月發表由海外專家團所撰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儘管當中明確指出排名問題，例如國際化流於人數多少、公眾重視教學質素但排名偏重研究表現等等，但竟又寫道「這些排名的依據或有爭議，但它們已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並指「排名一旦下跌，會有嚴重後果，包括失去獲本地、地區和企業支持；招攬優秀教學人員和學生的能力下降；以及失去與優質院校合作的機會等」——藉此要求大學提供優質教育，適應排名競爭。

《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還提出，教資會應該盡快制定和實施國際化策略和指標，包括增設推行國際化的撥款、聘請國際教學人員、招收國際學生。

在那之後，香港各大高等院校就更加放飛自我地投身爭奪國際排名的洪流，因為教資會所審批和分配撥款的準則之一「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簡稱RAE），就是期望院校能夠達到「知識基礎能與世界其他地方並駕齊驅」的「國際化」，使得國際排名競爭成為院校撥款和捐款多寡的參數。更甚者連大學高層的個人評核也取決於國際排名及其帶來的撥款及捐款——層層推進下，排名成了「必要之惡」，院校大多為了迎合排名指標，盲目催谷論文的出版量及引用量，偏離大學育人本職。

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早於2013年撰文評論《解大學國際化爭議與迷思》，開宗明義點出核心問題在於，很多院校對「國際化」的概念、目標和內容，存在誤解甚至濫用。

何謂「高等教育國際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早於1995年發表《關於高等教育的變革與發展的策略性文件》，將國際化、適切性和質量列為世界高等教育主要面向。及後，荷蘭學者Hans De Wit透過《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提出三種概念——第一，是一個把國際意識與高校的教學、科研和學會服務職能相結合的過程；第二，是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第三，強調透過高等教育國際化以形成全球化的精神氣質和氣氛。至2000年，世界貿易組織將教育服務納入服務貿易總協定範疇，並將教育服務的輸出界定為跨境供應、海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存在，從而加速各地院校的國際化教育。往後「全球化」氣氛炙熱，陸續有學者為此深化「高等教育國際化」論述，主張培養大學生成為未來領袖，積極回應全球挑戰議題，為持續發展、團結國際、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在「高等教育國際化」概念誕生的頭十年內，都是由西方主導相關說法。但從那段時期的發展經驗來看，例如根據2010年時任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主任吳迅榮所撰論文《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誘因和障礙》之回顧，由於受新自由主義思維影響，各地院校在落實「國際化」的過程中，不是沉醉於營利取向的教育輸出，就是採用經濟效用主義主導政策，甚至一味抄襲英美教育方式，忽略「國際化」本身的意義和任務。

為國際化而國際化
理念未清目的未明

向來緊跟英美的香港，也理所當然地捲入「為國際化而國際化」的漩渦。

早在香港回歸之初，首任特首董建華已經高呼要把香港打造成為「知識為本社會」、「提供優質教育」、「區域教育樞紐」的口號，以促進香港經濟發展和提升國際競爭力——不過，他的主要政策方針只是透過一個由很多國際專家組成的教資會，對各大院校的資源和質素進行監察。至2006年，曾蔭權同樣在《施政綱領》提出要推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理由也同樣是以香港要成為國際都會和全球城市作為背景；他更就此委任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主持一個高層次跨部門督導委員會，全面檢視促進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包括修訂條例、學生住宿、財政支援、院校需要等等，從而配合發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在2009年，曾蔭權甚至把「教育」定為「六大優勢產業」——可是，後續措施也只是集中於如何增加國際師生比例，即從配套方面增加院校吸引力。及後的梁振英政府和現屆林鄭月娥政府也都蕭規曹隨，未見有大突破。

作為有為政府，推出政策之前，都應該慎重回答「從哪來」、「是什麼」、「為什麼」、「怎麼做」這四大基礎問題，否則就會被掏空靈魂。但從歷屆特區政府趕搭「高等教育國際化」列車來看，似乎從「頂層設計」到「下層建築」都沒有認真思考「何謂高等教育國際化」及「為何高等教育國際化」，所以只能從「促進香港經濟發展和提升國際競爭力」角度出發，甚至把「教育」視之為一門「生意」，繼而把「高等教育國際化」窄化成為「高等教育英美化」、「師生來源外地化」、「追逐排名常態化」、「教研本質扭曲化」、「管治官僚功利化」等等概念，根本未能實踐「國際化」的真諦。

例如，根據掌握高等院校國際化重要資源的教資會網站記載，除了恆常撥款和涉款2億元的額外撥款「教與研計劃」都有涉及「追求國際排名」的元素外，教資會最沾沾自喜的國際化措施，似乎就是「宣傳工作」——包括在2012年至2015年間籌組3,000萬元，資助多元文化融合項目、在國際博覽會中設立香港館推廣高等教育界、設立跨院校搜尋器供有意來港學生搜索資訊、資助境外交流活動；而由於香港館成績理想，所以在2016至2019年間院校再獲1,200萬元籌辦經費；另外，院校亦獲其他撥款開拓新市場，諸如在南美舉行大型國際教育會議。這難免令人質疑，教資會除了宣傳，好像就只有宣傳了。

又如，翻查八大公立高等院校網站關於「推動國際化」的相關措施，也都是圍繞「建立國際戰略聯盟」、「英文作為教學語言」、「營造國際教學環境」、「提高外地師生佔比」、「促進師生國際交流」等等的泛泛之談（見概況表），但基本上都沒有明確定義「何謂國際化」，也沒有清楚說明「為何國際化」，與特區政府如出一轍。

結果，各大院校外地學生人數的確「大躍進」（見比較表），若以曾蔭權推進國際化之前的2005/2006年度和最新的2020/2021年度教資會資助課程學生來源比較作為參考，外地學生人數由4,774人（6%）增加至19,490人（19.2%），其中內地學生佔大多數，由4,370人（5.5%）增加至13,697人（13.4%），其他地區學生也由404人（0.5%）增加至5,883人（5.8%）；也因此，各大院校國際排名也相當可觀，以2006年和2022年THE排名為例，港大由33升至22，中大由50升至39，科大由58升至34。

遺忘立德樹人經世濟民本職
衍生「去本地化」沉重代價

可是，為國際化而國際化的政策堆砌，也必不可免地負上「去本地化」的沉重代價。

第一，同樣以上述教資會資助課程學生來源比較為例，儘管外地學生人數大幅增加308%至14,716人，但當局卻不願意以同樣力度加大本地高教資源，所以本地學生名額只由75,197人增加9%（7,111人）至82,308人。當局明顯有重外地生而輕本地生的傾向，不但衍生「搶學位」的錯誤觀感和無謂爭端，也影響本地人才培訓和社會結構。

第二，教研人員需要投放大量心力撰寫論文，結果無可避免地犧牲教學表現，大學也就變成名不副實的「論文工廠」。而且，那些論文為了迎合「國際化」的格局和品味，大多都與本地問題沒有太大關聯，而是以區域性或全球性議題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所以長久以來，明明迫在眉睫的本地問題卻愈來愈無人問津、無人獻策、無人解決。

以最應帶頭認識社會、改變社會的社會科學領域為例，THE今年的全球大學社會科學分科排名當中，香港大學排名第33、理工大學排名第81、中文大學排名第85、城市大學排名第106、科技大學排名第117，可見它們成就不菲；然而，若問這些院校實際發布過什麼對解決香港問題存在重大意義的研究，恐怕大多數人都沒有印象，而《香港01》翻查自1993至2017年間的中文學術期刊《香港社會科學學報》論文題目，發現598篇文章當中只有96篇（16%）與香港直接相關，而過去十年更有減少趨勢。

至於近年新興的創科領域，儘管可藉THE評比分項的「知識轉移」作為相關論文貢獻社會發展的參考指標，但有關準則只佔2.5%評分比重，而香港高校所得分數更是差強人意，難怪被詬病「空有優秀科研」，例如去年最高的香港科技大學只有65.1分，緊接的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分別有60.2分和58.5分，理工大學更只有46分，但同期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高達93.1分和100分，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亦有75.4分和87分。

第三，對院校而言，模仿歐美教學模式和提高英文語言地位，更能直接與國際接軌、更有利推動國際化；然而，它們卻忽視，一味引入以歐美價值為核心的教育邏輯和學術知識時，一旦失去自身文化根源和自主知識體系，恐怕只會淪為其他文化的依附物。尤其是當香港本就有着相當獨特的歷史遭遇、殖民經歷及社會民情，如果無法透過教育建構以「中國香港」作為主體價值的思想意識，只能被國族化、國際化、本土化相互撕扯。

事實上，早於英國殖民時期，港英政府已經把「香港高等教育」作為「大英帝國投資」，將被統治者人生追求導向英式上流社會，使之被矮化成為喪失自我的次等公民。

例如，本港大學主要沿用歐美大學教學模式。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主辦教育期刊《大學（研究版）》於2016年第9期刊載〈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歷史與現狀〉一文指出，在1911年成立的香港大學，雖說是「為中國而立」，但辦學體制卻是以英國伯明翰大學作為藍本，也以英文作為教學語言；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更變成培育「親英主義」的社會精英和港英官僚的搖籃；至1963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學才顯見港英政府在意本地文化；而1988年創辦的第三間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則是仿效美國大學。

一些以歐美標準馬首是瞻的香港精英可能會反駁指，當歐美文明文化更為先進、當歐美知識體系更為成熟，本港大學理應向其看齊，所以沿用歐美模式並無不妥。不過，這種論調的潛台詞是「歐美文化高人一等」，正正就是歐美教育模式所支配的對其話語權威和價值意識的認同和自信，某程度上可謂一種「歐美價值自我殖民化」。再者，姑勿論歐美文化是否真的高人一等，但以歐美文化邏輯培養而成的香港精英，往往習慣線性思維（把認識停留在對事物的抽象而不是本質的抽象）、強調自我實現、講求適者生存，與中華知識份子所推崇的辯證思維（根據事物發展過程及其演變規律從整體上和本質上全面認識事物）、世道人心、和而不同等哲理和精神，明顯不在同一維度。

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香港需要重新認識「國際化」

談及主體價值，早前內地高校退出國際大學排名一事，就是以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為背景展開。

儘管歐美文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導着全球高等教育政策尤其是「國際化」的話語權，但在過去十多年間，隨着國家發展實力的提升，以及對外交流的開放，內地高等院校在追求「國際化」的同時，也保持一定警覺性，持續反思「國際化」的兩面性。

例如早在2012年，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黃進和時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吳漢東等學者，已經提出三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其一，高等教育國際化應該是一個國家立足於「本國」和「本土」，再把跨國界、跨文化的全球觀念融合到高等教育的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當中；其二，高等教育國際化絕不等於「西化」或者「同化」，而應該是在吸收借鑑的基礎上，將「舶來品」本土化，以防止「文化殖民」；其三，高等教育國際化、現代化和特色化等三大進程，是一個並行不悖、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統一過程。

在2013年，時任澳門大學副校長何順文也提出類似看法，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並不意味被動、單一和模仿，而是在各國文化平等的情況下，一種雙向融合的過程，從而達致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了解、信任和互助共贏，在認識世界的同時也可讓世界認識自己。他重申，儘管「國家中心」和「小島心態」都不可取，但「大學國際化」只是一個過程和手段，而非終極目的。他建議各大院校在制訂和執行「國際化」策略時，應先釐定原則和價值，包括維護國家文化身份、自主平等參與、學術質素保證、本土和國際責任、文化和語言多元。他於2018年出任香港恒生大學校長時，表明恒大不會投放資源爭奪排名。

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向強調「中國特色」，因為國家有着獨特歷史文化、思想追求、社會性質，所以發展道路必須具備自己特色；而「中國特色」就是既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又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更反映時代主題、實踐要求、自身特質。因此，他對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也相當着緊。

例如，202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通過的《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便對「教育評價制度和機制」的發展提出更高要求：「針對不同主體和不同學段、不同類型教育特點，改進結果評價，強化過程評價，探索增值評價，健全綜合評價，着力破除唯分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建立科學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教育評價制度和機制。」又如，習近平今年4月25日考察中國人民大學時，再次談到教育機構必須回答「為誰培養人、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的根本問題，並重申「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不能跟在別人後面依樣畫葫蘆，簡單以國外大學作為標準和模式，而是要紮根中國大地，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

如此一來，就不難理解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蘭州大學退出國際大學排名一事了。

不過，「退出」並不等同「建立」，所以，「不簡單跟在別人背後依樣畫葫蘆」及「不簡單以國外大學作為標準和模式」，也不代表就能成功「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相信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仍然長路漫漫。按照傳統治港精英的思維，或會認為香港高等院校需要緊跟「國家主旋律」，退出國際排名；然而，對香港來說更加值得反思的，不只是我們對於不同範疇的「國際排名」、「國際標準」、「國際指標」的盲目追隨，更是我們對於「國際化」的重新認識，相信這也是候任特首李家超未來五年的一大挑戰——如何帶領香港重新建立國際化的內涵